《刑事法治的反思与实践：周振想文集》收集了振想老师1998年以后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及1997年12月31日之前发表但未收入《当代中国的罪与罚》一书中的部分论文。周振想教授勤奋好学、才思敏捷、笔耕不辍。他生前发表了很多著述，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引用率相当高。这是他对我国刑法学发展的重大贡献。

《证明标准研究：以刑事诉讼为视角》以证明标准在刑事诉讼中适用的基本原理为出发点，以其在不同刑事诉讼阶段所适用的主要诉讼行为为视角，探索了有罪判决、公诉、逮捕和搜查等不同诉讼行为所应适用的证明标准，并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了诸如我国死刑判决证明标准、推定等热点问题，探讨了如何适应刑事诉讼规律，建立和完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体系的具体路径。

刑事诉讼法通过配置权力实现对权力的控制。刑事诉讼法既是诉讼过程中权力运行的规范，又是权力有效运行的技术保障。刑事诉讼法是一种角色分派体系，其对国家权力的控制首先通过将国家权力配置给不同主体——也就是承担不同诉讼职能的国家机关实现。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的静态配置原则包括权力有限，权力有效、权力诉讼关照等；而权力之间相互制约、以权利制约权力、权力自律等是权力动态配置原则。刑事诉讼中自由裁量权配置中应坚持如下立场：权力有效原则优先；裁量权配置与权力主体诉讼职能、地位相适应：裁量权配置中遵循实体法控制与程序法控制、立法控制与非立法控制相结合的技术策略。审判程序中，应在控审分离的基础上，维护审判中立和权威。同时，还应使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行使与控审关系协调。审前控审关系的调整中，完全移植西方的司法令状并非明智选择。在检警关系的制度配置中，应强化检察机关对于侦查活动的主导和监督，增强检警一体化的制度因素，建立分合有度的检警关系。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应着眼于沉默权、辩护权及救济性权利等方面的制度完善，增强其对抗国家权力和自我保护的能力。刑事诉讼中应构建囊括被害人程序启动权，诉讼参与权和获得国家扶助的权利等方面的权利体系，为被害人提供充分诉权空间，实现对国家权力的有效制约。

公益诉讼直接关系到权利的保护、社会的稳定、司法的功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为了拓宽我国的公共利益的救济方式，填补立法空白和法律的漏洞、为非直接利害关系进入司法救济程序提供理论支持，《公益诉讼与社会公正》结合诉讼法与法理学的双重研究视角，重点研究了公共利益的可诉性问题；公益诉讼的正当性；公益诉讼的可行性三个方面的核心内容。《公益诉讼与社会公正》以诉讼目的的分析为研究的起点，寻找公益诉讼与权利的契合基础，依照“公共利益——公益权利——（受损）权利救济——公益诉讼”的逻辑主线展开论述。《公益诉讼与社会公正》综合法理学、法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交叉和比较借鉴、实证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首次提出了公益诉讼的权利基础是“公益诉权”，提出公益权利的概念、性质。以“公益诉权”的实体和程序的双重内涵为基础，论证公益诉讼的正当性。以社会公正为目标，凸显公益诉讼对社会弱势群体权利救济的理论依据和实际效果。

《行政证据学基本问题研究》是关于行政证据问题研究成果的汇总，内容涉及行政证据学的构建、中国行政证据规则的形成、发展及存在问题、部分国家行政证据规则介绍、行政证据排除规则、行政程序证据规则、行政诉讼证据规则、行政程序言词审理制度、行政程序证据规则与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关系等。该书的出版，对行政诉讼与行政证据学的基本问题研讨有促进作用。

《程序性制裁理论（第2版）》是一部以程序性违法的法律后果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作者运用经验实证研究方法，对警察、检察官和法官违反刑事诉讼程序的成因以及官方治理程序性违法行为的主要方式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评论。作者讨论了实体法律责任制度的缺陷，论证了程序性制裁制度的正当性和理论基础，分析了中国现行的程序性制裁制度的主要不足，并就程序性制裁制度的完善以及与程序性制裁有关的程序性裁判、程序性辩护、程序性上诉等制度的重构，提出了系统的理论设想。《程序性制裁理论（第2版）》提出并分析了“程序性违法”、“程序性制裁”、“程序性法律责任”、“程序性裁判”、“程序性辩护”、“程序性上诉”等一系列新的法学概念，初步形成了一个以权利救济为中心的程序性制裁理论。《程序性制裁理论（第2版）》在学术上的开拓和创新，拓展了刑事诉讼法学的学术版图，有助于刑事诉讼基础理论的发展。

《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2009年第2辑（总第19辑）经过精心编辑，和大家见面了。本辑栏目设置包括“领导讲话”、“法律法规”、“司法文件”、“请示与答复”、“专栏”与“信息与资料”。《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2009年第2辑）（总第19辑）》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民事诉讼法百问》选择公民最为关心和经常遇到的民事诉讼问题，依据最新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司法解释作出直接、准确的解答，问题实际且广泛，解答注明法律依据且突出重点，全部问题以问答方式呈现，针对性强，便于查找。这是一本实用的普法读物。它以关注民生、服务大众、贴近生活、权威规范为宗旨。其特点为坚持高水准与全面性、通俗性与实用性的合理结合，对与公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规定作出精要解析，准确反映立法意图，不侧重理论阐述。

《事实认定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以民事诉讼为中心》以民事诉讼中的事实认定为分析基础，从司法过程中的事实认定、证明责任分配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调查取证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证据能力确定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证明力判断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及事实认定中法官自由裁量权之制约机制等七个方面对民事诉讼事实认定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论证，并结合诸多典型案例进行剖析，以期为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改革提供建设性建议，并使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该问题进而作更深入的探讨。事实认定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体现了司法能动性，我国法律虽然从来不愿直面司法过程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但在事实认定中，从举证、质证、到认证，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都无所不在，贯穿始终。法官认定事实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客观见之于主观的过程，也是一个由法官对各种证据进行主观评价的过程。因此，如何赋予法官在事实认定中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以更好地发现真实又通过合理的检验机制以有效地抑制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是我国立法与司法面临的重要难题。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法制方面的重大举措之一便是于1929-1931年间颁布了《民法》。相对于国民党政权在政治、军事等方面与共产党之间的斗争而言，从长期基础结构变化的角度来看，国民党民法被认为对近代中国更具有影响力。那么，国民党民法在变动时代下究竟是如何实践的？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影响呢？《变动社会中的法律秩序：1929-1949年鄂东民事诉讼案例研究》立足于192}一1949年间鄂东地区的400余件司法诉讼档案，研究了鄂东地区民事法律的制度概况以及社会变动下民事法律制度的调整与实践，考察了社会变动因素对民事法律秩序的特殊影响，并研究了民事法律秩序的普通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