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商学人文库：商道法意》是一部关于商法学的论文集，包括商法总论、公司法、保险法等方面相关论文，代表性的包括商法中的私法自治与国家强制、公司治理模式演化争论的法律思维根源、保险保证条款的法律控制等。

《近代中国公司法史论》是在作者博士论文基础上进一步修改提高的成果，反映了作者对这一领域问题的长期关注和积极思考。以往法学界对公司法的研究，围绕当前中国公司制实践的研究居多，注重国外最新公司法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居多，而对近代中国公司立法与实践的关注则相对不足，《近代中国公司法史论》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近代中国4部公司法上，对近代中国公司立法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其学术价值是值得肯定的。

《最新保险法适用与案例精解》以新修订的《保险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并大量参考和借鉴国外的保险立法，分总论、保险合同法和保险业监督管理法三编，全面阐述了保险法的基本理论及其具体适用，提出了与传统保险法理论不同的观点，突出理论深度，基本上解答了保险合同和监管各个环节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并力争构建和完善我国保险法的理论体系。《最新保险法适用与案例精解》还针对保险实践中出现的热点问题，结合典型案例进行了评析，突出其实用性。对广大公民、法人来说，可以从中学习和了解新保险法，并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对于保险从业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来说，可以把《最新保险法适用与案例精解》作为学习、研究和培训的教材；对于律师、司法机关和仲裁机关来说，可以为保险合同争议的解决提供理论指导；对于保险监管等部门来说，在立法和执法两个层面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08年，对于我国并购法律制度建设而言，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丰收年。2月，中国证监会举行新一届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成立大会，聘任25名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委员；4月，中国证监会正式公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针对近年来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活动日趋活跃的现状，明确强化“防范和惩治内幕交易”的立法意图，严禁利用职务便利从事股票内幕交易；8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从而为我国《反垄断法》执行过程中经营者集中的申报标准确立了明确的法律依据；10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从而为国有资产在并购行为中的保值增值奠定了最为坚实的法律基础；11月，银监会原则通过《并购贷款管理条例》，用以支持企业以贷款形式并购国内企业和境外企业：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务院台办联合发布了《关于大陆企业赴台湾地区投资项目管理有关规定的通知》，积极鼓励大陆企业稳妥地赴台湾地区投资。

大学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同时也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这种文化传承体现在许多方面，如学术传统、学风、研究方法，甚至学术观点。如果一个学校的学术特色明显，那么就有可能形成所谓的学派。纵观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一国经济的发展必须以文化的强盛为依托，在文化的荒漠上很难构筑起经济繁荣的大厦。进而言之，如果说一个没有文化传统的国家是一个思想浅薄的国家的话，那么，一所没有文化传承的大学则无特色和品味可言，更不可能成为引领时代发展的中流砥柱。大学之大，缘于各门特色学科不可替代的社会地位。换言之，大学学术水平的高低、社会知名度的大小，不是靠奢华的硬件设施，而是靠知名的学者和一批在全国乃至世界上有影响的学科或学科群支撑起来的。西南政法大学作为地处西南边陲的一所以法学为主的院校，既无天时之优，更无地利之便，之所以能在中国的法学教育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被戏称之为中国法学教育的“黄埔军校”，主要得益于西政人自强不息、和衷共济的人和精神，依靠的是有一批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学科及其骨干队伍。民商法学科作为西政传统的优势学科之一，与其他若干优势学科一道共同见证了西政法学教育的辉煌，承载着资政育人的历史重托。经过五十余年的曲折发展，不但为国内外培养了数以千计的高层次专业人才，而且逐步形成了颇具优势的专业特色，即注重实务性教学，密切关注中国的实际，坚持求真创新的良好学风。

《西南民商法学阶梯（第1卷）》共收录文章70余篇，涵盖了金平、尹田、杨怀英、黄名述、赵勇山、王卫国等我国老一辈民法学者、中青年民法学家的代表性著述，广泛涉及民法总论、物权法、债权法、婚姻家庭继承法等经典命题、前沿问题，对我国民法学研究及实践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西南民商法学阶梯（第5卷）》讲述了：90年代中前期，随着商品经济浪潮对学校净土的不断侵蚀，社会对知识的鄙夷导致读书无用论抬头，并进而影响到学校师资队伍的稳定，博士点申报中的延宕和错失，使学校丧失了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制控权，加之金平、杨怀英等老一辈学者相继离退休和部分中青年教师的正常人才流动，使西政民商法学科的整体实力受到一定影响。但即使在学科发展中的最困难时期，留守西政的一批中青年骨干教师并未自怨自艾，更无颓废之气，卧薪尝胆，迎难而上，逆境奋起，勇挑大梁，为本学科的历史转型与再次崛起提供了人才和知识储备。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西政民商学科的内外部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特别是1997年博士学位授权点的获得和2003年民商法学院的成立，使得西政民商法学科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李开国、张玉敏、赵万一等学科带头人的带领下，本学科的全体同仁励精图治，拼搏进取，不但使学科师资规模达到创世纪的76人，而且在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学缘结构等方面都有了实质性改善，教学科研水平也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特别可喜的是一批青年教师步入教学科研的主战场，积极尝试用自己的努力和成就继续谱写西政民商法学科新的辉煌篇章。2004年至今，本学科在科研总量及科研项目方面一直高居全校第一，部分中青年学者无论是在讲坛上，还是在社会影响方面，都不断重复着前辈的光荣与梦想。

90年代中前期，随着商品经济浪潮对学校净土的不断侵蚀，社会对知识的鄙夷导致读书无用论抬头，并进而影响到学校师资队伍的稳定，博士点申报中的延宕和错失，使学校丧失了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制控权，加之金平、杨怀英等老一辈学者相继离退休和部分中青年教师的正常人才流动，使西政民商法学科的整体实力受到一定影响。但即使在学科发展中的最困难时期，留守西政的一批中青年骨干教师并未自怨自艾，更无颓废之气，卧薪尝胆，迎难而上，逆境奋起，勇挑大梁，为本学科的历史转型与再次崛起提供了人才和知识储备。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西政民商学科的内外部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特别是1997年博士学位授权点的获得和2003年民商法学院的成立，使得西政民商法学科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李开国、张玉敏、赵万一等学科带头人的带领下，本学科的全体同仁励精图治，拼搏进取，不但使学科师资规模达到创世纪的76人，而且在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学缘结构等方面都有了实质性改善，教学科研水平也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特别可喜的是一批青年教师步入教学科研的主战场，积极尝试用自己的努力和成就继续谱写西政民商法学科新的辉煌篇章。2004年至今，本学科在科研总量及科研项目方面一直高居全校第一，部分中青年学者无论是在讲坛上，还是在社会影响方面，都不断重复着前辈的光荣与梦想。

90年代中前期，随着商品经济浪潮对学校净土的不断侵蚀，社会对知识的鄙夷导致读书无用论抬头，并进而影响到学校师资队伍的稳定，博士点申报中的延宕和错失，使学校丧失了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制控权，加之金平、杨怀英等老一辈学者相继离退休和部分中青年教师的正常人才流动，使西政民商法学科的整体实力受到一定影响。但即使在学科发展中的最困难时期，留守西政的一批中青年骨干教师并未自怨自艾，更无颓废之气，卧薪尝胆，迎难而上，逆境奋起，勇挑大梁，为本学科的历史转型与再次崛起提供了人才和知识储备。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西政民商学科的内外部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特别是1997年博士学位授权点的获得和2003年民商法学院的成立，使得西政民商法学科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李开国、张玉敏、赵万一等学科带头人的带领下，本学科的全体同仁励精图治，拼搏进取，不但使学科师资规模达到创世纪的76人，而且在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学缘结构等方面都有了实质性改善，教学科研水平也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特别可喜的是一批青年教师步入教学科研的主战场，积极尝试用自己的努力和成就继续谱写西政民商法学科新的辉煌篇章。2004年至今，本学科在科研总量及科研项目方面一直高居全校第一，部分中青年学者无论是在讲坛上，还是在社会影响方面，都不断重复着前辈的光荣与梦想。

《公司清算法律制度》以公司清算法律制度为研究对象，并将“公司清算”界定为公司非破产清算，其中基本不涉及破产清算的相关内容；比较了其他国家和地区有关清算的法律规定，寻求立法制度背后的共性及其合理内核，并发掘其中对于我国公司清算法律制度完善的可借鉴之处，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实践中凸现出来的公司清算问题，给出立法建议，寻求可能的解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