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权钱交易为本质的受贿犯罪，一直是严重困扰世界各国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世界各国对于受贿犯罪的打击都毫不手软，我国也不例外。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贿赂犯罪行为人犯罪经验的长期积累和日益丰富，犯罪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我保护方式越来越多，规避法律的意识和反侦查的能力也日益提高，贿赂犯罪行为人已经习惯于通过改变犯罪形式和增加行为的隐蔽性、伪装性来改变“传统”的、与刑法规定直接“对号入座”的行为方式，因此，规避法律制裁的种种变相贿赂行为愈来愈多，表现为不断以新的形式、合法的外衣作为“伪装色”、“保护色”、“迷惑色”来遮掩贿赂犯罪行为的不法性和“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试图营造一个“掩耳盗铃式”的刑法真空以逃避刑罚惩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法典（13）（应用版）》是法律出版社应社会各界对权威法律法规汇编以及在实践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的需要，精心编纂的一套应用型法规工具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法典（13）（应用版）》具有权威编纂，全面便捷，重在应用，动态增补的特色。

刑事法治发展研究报告（2009-2010年卷）》共设“死刑”、“未成年人犯罪”、“反恐”、“中国刑法”、“国际刑法”、“犯罪学与刑事政策”和“刑事诉讼法”七个专题。主编赵秉志所选的这些专题涵盖了从刑事立法到刑事司法再到刑事执行、从刑事实体法到刑事程序法再到犯罪学与刑事政策、从国内刑法到区际刑法再到国际刑法等几乎所有的刑事法研究领域。《刑事法治发展研究报告（2009-2010年卷）》充分展现了我国刑事法学一体化和综合化的发展趋向。

《减刑假释程序研究》一书是孙琳修订其博士学位论文而写成的。本书从减刑假释程序的基本原理出发，深入分析了减刑假释程序的双重价值和正当性要求，抽象出减刑假释程序的模式，并以比较法的视角透视了程序主体、权利保障和运作规程等各个要素和方面。立足本土资源通过历史和实证的研究方法，提出重构我国减刑假释程序的总体设想和具体思路。

《刑事司法指南（总第44集）》主要包括刑法适用、司法实务、司法前沿、法律释义、疑案剖析五个部分，针对2010年一年中刑事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各类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透彻的分析，提供指导性意见，是对2010年刑事司法业务的总结。《刑事司法指南（总第44集）》不仅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对刑事司法实务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侦查博弈”并不是一个新的命题，但是过去的研究者多从侦查对抗性的角度来阐述侦查中的博弈问题。侦查与犯罪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而且这两个方面往往处于直接的对抗之中。侦查工作的任务是揭露、证实犯罪和查获犯罪分子，从而维护国家的法律和秩序，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而犯罪分子为保护自己和实现其犯罪目的，必然要千方百计逃避侦查和对抗侦查，于是便形成了“犯罪与反犯罪”、“侦查与反侦查”的矛盾斗争。所谓博弈，就是说，侦查活动表现为侦查者与被侦查者之间的两方对抗，其中一方的决策是否正确，行动是否有效，不仅取决于自己，还要取决于对方。

龚培华所著的《刑法法条关系研究》以刑法法条关系的比较研究为主要内容。全书共分12章，前两章从基本理论出发，阐述了刑法法条关系的概念、特征以及研究价值，包括研究中涉及到的语言学、逻辑学、立法学和刑法学知识；后十章则以刑法总则、分则的法律条文为对象，系统比较了各个相关法条之间的关系，并以此对今后刑法修订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刑法法条关系研究》适合刑法学、立法学等法学理论界人士阅读参考。

关于《刑法修正案（七）》，刑法学界就其中改动较大或者完全属于新增的具体犯罪从司法适用和立法完善的角度作了一定的研究，逐步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认识，但在某些问题上还存在争议．当前，有必要总结刑法学界关于《刑法修正案（七）》的理论成果，深化对《刑法修正案（七）》改动较大或者新增之具体犯罪相关疑难问题的研讨。为刑事法实务界准确地适用《刑法修正案（七）以及及立法机关在未来进一步修正和完善刑法典的相关规范提供理论上的参考。

在“少杀”、“慎杀”政策的指引下，我国的死刑及死刑程序都在经历和进一步酝酿着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死刑二审开庭、死刑案件律师辩护制度的完善，构成了死刑程序的重大变化。考察死刑的演变，对于理解死刑的现状、预测死刑的未来，具有重大意义。 本书内容包括：死刑的历史轨迹；死刑的全球形势；死刑盛衰的原因；新中国死刑整策的演变；新中国死刑程序的演变；新中国死刑罪名的演变。

共犯界限包括分工分类法下的界限和作用分类法下的界限，它是共犯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刘斯凡编著的《共犯界限论》结合我国立法，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对共犯的界限问题进行了研究。《共犯界限论》从共犯体系入手，评析了单一正犯体系和二元参与体系的优劣；并结合我国的共犯体系，重新界定了共犯处罚根据的基本内涵；随之对大陆法系的对以犯罪支配理论为代表的诸多学说的利弊展开探讨，提出了区分正犯和共犯基本标准；之后对作用分类法下共犯界限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剖析，对“主要作用”和“次要作用”进行了全新诠释；最后以现有立法模式为前提，以对因果流程的支配为基础，对我国的共犯界限理论进行了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