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各国的经济和人员交往日益增多，与之相应的是，诸如跨境犯罪、恐怖主义犯罪、洗钱犯罪等也随之发展起来，有的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问题。在由中国和日本的学者、实务部门人士参加的2006年中日犯罪学理论与和谐社会建设论坛上，中日两国的论坛参加者就恢复性司法、刑事政策、少年司法和跨境犯罪诸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犯罪学论丛（第5卷）》收录了这次论坛上的主题发言。《犯罪学论丛（第5卷）》新开设了一个“国外犯罪学”栏目，介绍国外犯罪学发展的最新情况和有影响的重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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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金融市场也在逐步完善过程中。由于金融产品不断变动的特点，导致与金融相关的民商事法律的不断修正，由此导致与金融相关的犯罪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金融犯罪是对金融市场的最大侵害，研究金融犯罪对维持健康的金融市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卷特组织了华东政法大学的在读博士生和硕士生就金融犯罪展开一组笔谈。笔谈围绕金融犯罪展开了热烈讨论——既涉及我国金融犯罪立法的沿革，也涉及中外立法模式的比较；既有对我国金融犯罪现状和趋势的宏观研究，也有针对具体罪名的微观研究；在微观研究中，既有对既有犯罪含义的重新诠释，也有对司法实务中新出现事物的处理意见。限于篇幅，笔谈的文章或许仅仅是浅尝辄止，但我们希望该组笔谈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激起学术界和实务界对金融犯罪的关注，从而加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本卷“学者专稿”一栏刊登的是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张绍谦教授和赵运锋博士研究生的《民营企业原罪问题探究》。文章认为，由于我国法律不完善，导致有些民营企业家在创业初期，实施过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如何评价这一行为，对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所谓企业原罪，是指民营企业在创业初期实施的，根据当时法律视为是犯罪，根据现在法律也是犯罪的仃为。由于企业在现阶段守法经营，为社会创造财富，如何正确认识之前的犯罪行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作者认为，刑法介入企业原罪的原则是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即对企业原罪应当采取区别对待、宽严相济的策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民营企业地位不断提升，作用不断加大的今天，这篇论文值得一读。

《犯罪学群论》是一本自选集。所选论文，记录了我对一个历史时期犯罪问题的思考。更多是一种理论抽象，所以主要部分是犯罪学基础理论问题，以及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犯罪与治安问题的观察与思考。除研究犯罪之外，我还长期关注中国的社会问题。这一部分虽不是直接研究犯罪问题的，但它与一个社会的犯罪状况息息相关，所以我把它编为“犯罪相关问题”，包括宗教与邪教、社会弱势群体问题等。还有一部分是“综合文论”，收录了犯罪学、社会学之外的其他论文，如我在毕业之初，在中文系工作时期的文学论文，以及后来对农村问题、公安教育问题的思考。最后一部分因为不是学术论文，所以作为“附录”，命名为“文学屐痕”。收录了几篇文学类的小文章。我虽毕业于中文系，但较早就改行于社会科学的教学科研了，文学文字留下不多。细细检之，这些千字文，多数也是对一个时代的记录，姑且收之，以博读者诸君哂然一笑。

《经济刑法学》在写作视角上将刑法与经济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凸显了对相关经济法律、法规的介绍，从经济违法到经济犯罪的不同视角来阐述与界定本类犯罪的各个构成要件，强调了经济违法与经济犯罪的关联性。在写作方法上，本教材对重点犯罪单独详细阐述，一般犯罪集中简要介绍，在此罪与彼罪的认定上，采取了将某类犯罪集中比较分析，既避免了内容的交叉重复，又有利于学生对某类犯罪中各种具体犯罪构成特征的掌握。对有争议的观点，本教材原则上只讲通说。

共同犯罪与身份的关系，是共同犯罪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身份不同，其对共同犯罪的性质以及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责任的影响也相异。因此·研究共同犯罪与身份的关系，对于共同犯罪的定性与量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武汉大学刑法博士文丛（6）：共同犯罪与身份关系研究》首先介绍了各国关于共同犯罪与身份的关系的立法概况，其次界定了身份与身份犯的性质，然后着重论述了共同犯罪与纯正身份、不纯正身份以及消极身份的关系。最后就共同犯罪与亲属这种特殊双重身份的吴系问题进行了探讨。全文除引言外，共分六章。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刑法学研究总整理文库：刑法因果关系专题整理》将刑法学各个重要问题的有关内容分别编辑成册，系集专题述评、代表性论文精选、研究论著索引为一体的大型学术工具书。它既是全面展示新中国刑法学研究成果的重要窗口，也是刑法学研究者、学习者从事刑法学研究和学习的捷径，还将为刑事法实务工作者集中提供权威或有价值的指导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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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法律改革，随着《大清新刑律》的制定，确立了西方近代意义上的罪刑法定主义。围绕这一原则，更曾展开一场“比附援引”与“罪刑法定”的论战。笔者的问题意识是：法律转型时期，从比附援引到罪刑法定，是断裂抑或进化，有怎样的变与不变？ 传统法中的比附援引，因为具有类推的性质，不符合近代罪刑法定之要求，而多被诟病。但如果我们了解传统司法的要求和传统立法的特点，或许会对比附有“同情的理解”。传统司法要求“引断允协”与“情罪相符”，前者要求能够援引适当的法条，后者乃追求个案的公正；传统法条以“客观具体化”与“绝对法定刑”为特征，两者间存在紧张关系。客观具体化的立法使得法条过于僵硬，难以涵摄具体事实，“法无明文”的情况实际上是司法中的常态；绝对法定刑与具体问题具体处理这种“实质正义”之间更无法协调，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比附得以频繁地运用。比附不同于一般的类推，它更是一种发现、论证罚则的手段，有很强的创造性。它以“事理相同” 与“情罪一致”作为相似性的基准，在传统立法无法取得突破的情况下，去发现、论证法条与罚则。这种判断建立在司法经验之上，并通过审转制度的完善来加以限制。当然，作为传统“推类”思维的体现，它也有着缺乏形式化的特征，进而有使刑罚裁量权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危险。在这场论辩中，力主罪刑法定，抨击比附援引的晚清修律大臣沈家本对比附态度的转变是法律史上颇有意思的现象。沈家本从学理、实践和制度三个方面对比附进行批评，就笔者看来，第三个方面最为重要。正是由于对司法独立的服膺，比附所依附的审转制度已经不符合沈氏所主张的司法独立的要求，促使其走出废除比附的关键一步。笔者试图对传统中国的比附援引做出进一步区分，即作为制度的比附与作为方法的比附。前者是沈家本在接受司法独立观念后所摈弃的，后者则是沈氏编辑《刑案汇览三编》时所推崇的，两者并不在一个层面上。沈家本提倡法律的职业化，试图将近代罪刑法定的种子，种植于司法独立的土壤里，这些努力，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有其先进的意义。不可否认，以“断罪引律令”为代表的传统法的确存在着法定主义的倾向，不过从其政治功能上看，体现的是人主对司法的控制，而缺乏人权保障的因素，加之传统实质主义的犯罪观之影响，传统中国的“罪刑法定’’关注的是“此罪／罚”与“彼罪／罚”的区别。这与近代意义上罪刑法定以保障人权为基石，并发展出系统的犯罪成立要素理论，侧重于“有罪”与“无罪”的判断，有着相当的不同。民初大理院刑事判决例和解释例所反映的，即是大理院的推事和总检察厅的检察官，试图以近代刑法形式主义的犯罪概念，取代传统中国实质主义的犯罪观，从而实现近代罪刑法定主义的本土化。在法律智识已经可以解决罪与非罪问题的同时，根植于传统的心理意识如何在法律功能、法律责任认识上完成单一至多元之转化，将是法律近代化更困难的任务。

《挪用公款罪专题整理》将刑法学各个重要问题的有关内容分别编辑成册，系集专题述评、代表性论文精选、研究论著索引为一体的大型学术工具书。它既是全面展示新中国刑法学研究成果的重要窗口，也是刑法学研究者、学习者从事刑法学研究和学习的捷径，还将为刑事法实务工作者集中提供权威或有价值的指导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