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毒品罪研究》对运输毒品罪中的疑难问题基本都有涉及，包括运输毒品罪的刑法定位问题，运输毒品行为本身的属性及运输毒品行为与走私、非法持有毒品行为之间的界限问题，以及运输毒品罪的故意形态、既未遂标准的认定、刑罚裁量及死刑适用问题等。

《京师刑事法学博士文库15：比较法视野中的单位犯罪》从比较法的角度，对当前关于单位犯罪与单位犯罪预防中的重点问题进行了梳理与检讨。本书第一章与第二章对国外法人犯罪理论与我国单位犯罪理论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分析了其中的发展趋势与现存问题：第三章至第七章分别对单位刑事责任的基础、国家机关的刑事责任、单位犯罪的范围、单位犯罪预防政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第八章就当前单位犯罪诉讼程序中的基础问题进行了分析；第九章分析了现有单位犯罪司法解释的基本立场，并提出了完善建议。《京师刑事法学博士文库15：比较法视野中的单位犯罪》在许多方面提出了新颖的观点。在探讨国家机关的刑事责任时，提出应坚持“限制论”：在论述单位刑事责任论之时，提出了以“企业社会责任”为合法基础，以“企业组织责任”为认定基础的“单位刑事责任双层论”；在论述认定单位犯罪中的个人刑事责任时，提出了以正犯理论为认定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标准，等等。

《贪污贿赂犯罪证明结构与证据标准》作者杨远波给贪污贿赂的13个罪名分别搭建一个证明结构模型，分列一级、二级、三级的证明对象，并给每一个证明对象列出证据标准、证据清单，形成了多层次的立体证明结构模型。《贪污贿赂犯罪证明结构与证据标准》为司法实务人员提供了证明任务指引、收集和审查证据指引、法律和司法解释适用指引，具有较强的司法实用价值。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上，生活在人群中，公职人员也不例外。他们也有自己的亲人圈，有自己的朋友圈，有自己的工作圈，总之，他们也都有自己的人际交往圈。公职人员手里都有一定的权力资源，甚至还有自己的权力影响力。因此，他们对自己的要求应该有一个是非对错的底线，不能让人情左右自己行使权力的原则。然而，一些原本很好的干部，由于没有经得住诱惑，一失足成千古恨，实在令人惋惜。认真剖析诱发公职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的原因，具体因素有很多，宏观地讲，无非两个：一个是主观思想上存在着严重的认识误区，认为自己不会出问题；另一个是客观上具有作案条件。一个人的思想，决定着一个人的行为；一个人的行为，决定着一个人的习气。个别干部，从思想中产生了错误的认识，再到错误的行为，结果从量变到质变，逐渐蜕变为人民的罪人。

危害人类罪（CrimesagainstHumanity），也被翻译为违反人类罪、违反人道罪、反人道罪或反人类罪，是一种国内法上的罪行，但更是国际刑法中最严重的犯罪之一，是敌视人类、敌视人类生活、敌视人类生命的严重罪行，是引起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的国际犯罪。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以下简称《罗马规约》）第7条，危害人类罪是指在广泛或有系统地针对平民人口进行的攻击中所实施的各种犯罪。由此可知，危害人类罪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国际犯罪，而是侵犯人类基本权利，危害国际社会的一类罪行。

《中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犯罪学研究》，内容包括未成年人犯罪概述、未成年人犯罪年龄区间的确定、未成年人犯罪的研究方法、未成年人犯罪的数量特征等。

《犯罪问题与公共政策：制度犯罪学初论》从公共政策视角思考犯罪问题的成因及其解决之道，抑或从犯罪学视角评价公共政策在社会治安方面的利弊得失。“犯罪问题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这是本书的基本命题，其含义是：犯罪问题与公共政策之间具有相关关系，二者互为变量、相互影响。公共政策的变动会引起犯罪现象的变化，犯罪现象的变化则又迫使政府通过调整政策来对犯罪问题予以适当的政策性关注和政策性应对。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包括立法），犹如一只“有形之手”，不仅引导着社会的变动方向，而且是影响犯罪状况及其变化的一个最为活跃而重要的因素。社会犯罪状况是一种特殊而重要的国情或日基本国情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当政府如此认识和对待犯罪现象时，犯罪现象便会反过来成为影响政府进行公共决策的一个特殊因素。犯罪问题与公共政策之间的这种相关性或共变性，在现代化背景下表现得愈来愈明显。围绕上述命题，本书力图开辟一个新的犯罪学研究领域——犯罪问题与公共政策之间的相关关系，并由此构造出一种新的犯罪学理论——“制度犯罪学”（Institutional criminology）。在本书中，“制度”是指国家和政府制定的正式制度，涵盖了国家和政府制定的全部公共政策（包括立法）。所谓制度犯罪学，即对作为正式制度的公共政策进行的犯罪学分析，或者说，是对作为正式制度的公共政策与犯罪问题之间相关性的研究和分析。制度犯罪学的主旨在于探求在现代化背景下解决犯罪问题的政治之道和伦理之道，它力图将作为科学知识的犯罪学理论与作为权力知识的公共政策相融合，让科学以及包括犯罪学家在内的科学家、科学精英所拥有的科学威信与政治学、政策学以及政治家、政治精英所拥有的政治权威相携手，以促成政府对社会的善治和“知识型治理”，借以有效地避免或者化解犯罪问题。制度犯罪学研究拓展了犯罪学的研究领域，它理应成为犯罪学理论的“第四支柱”（传统犯罪学理论有“三大支柱”，分别是犯罪生物学、犯罪心理学和犯罪社会学）。制度犯罪学研究使犯罪学获得了有力的政治献策功能，犯罪学因此而可以成为一门决策科学或日“国策之学”。应当通过公共政策解决或者化解犯罪问题，是由“犯罪问题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这一基本命题导出的基本结论，也是制度犯罪学研究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通过公共政策解决犯罪问题，要求通过好的公共政策和好的政府治理（善治）来解决或者化解犯罪问题（这样做不仅最为科学合理，而且效果最佳），要求政府在避免或解决犯罪问题中担当主要责任，而不能将这一任务完全诿之于个人或社会团体，或者完全寄希望于一两场“运动式打击”而毕其功于一役。把犯罪率控制在较低的或社会所能容忍的限度，实现社会的安宁与秩序，是政府应当提供给全社会和全体人民的一个重要的公共产品。为了解决或者化解犯罪问题，政府决策必须科学民主，政府自身必须清廉、高效、守法，政府在进行每一项政策选择时都必须充分估计其在道德以及社会治安方面的机会成本和代价。基于此，政府失灵、政府违法以及立法的道德代价问题，理所当然地成为制度犯罪学讨论的重要内容。

轻罪、重罪是很多国家刑法典对犯罪的法定分类，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刑法中则没有法定分类意义上的轻罪概念和轻罪制度。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范围很窄，刑法大致相当于国外刑法典规定的“重罪”部分，因此，我国刑法中并没有国外刑法中“轻罪”的内容。国外“轻罪”处罚的行为，在我国主要是由劳动教养和治安管理进行处罚。在学界过去研究的基础上，《轻罪制度研究》对建立我国的轻罪制度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结构上共分为5章，分别围绕轻罪问题的研究现状、轻罪制度的价值、建立我国轻罪制度的必要性、建立我国轻罪制度的可行性和轻罪制度的内容进行了分析。

《中国侦查史》所探讨的侦查史，主要是指中国古代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侦查历史，但是由于侦查活动与政治、经济、哲学、军事、外交、国家安全等领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不断吸收相关领域中有益的成分，描述中势必有所涉及。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训练教材：刑事犯罪侦查（初级）（修订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为依据，力图克服过去以往侦查训练教材中存在的理论与实践脱节、内容陈旧的弊病，注意吸收侦查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和实践中的新经验，突出职业培训的特点，使教材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