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恐怖主义犯罪和海盗犯罪，既是犯罪学上的问题也是刑法学上的问题，既是国际法上的问题也是国内法上的问题。《海南大学文丛：海上恐怖主义犯罪及海盗犯罪的刑事规制》研究主要分为三篇：犯罪学篇、国际刑法学篇以及国内刑法学篇。

《刑法论丛（2013年第2卷·总第34卷）》特设“经济刑法专栏”，收录文章2篇，克劳斯·梯德曼的“德国经济刑法导论”一文对德国经济刑法的概念、特点、分类和程序作了全面而细致的分析，以期对我国经济刑法有所借鉴。刘伟的“经济刑法规范适用的独立性判断问题”疑问则立足于缓和违法一元论，系统探讨了经济刑法规范适用的独立性问题。

《中国食品安全刑事概论》以对中国多地食品安全犯罪进行实证调研为基础，梳理并剖析各地涉及食品安全犯罪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刑事判决书；首次提出并确立了刑事法捍卫中国食品安全的“非必须”规则；推崇一种通过理性立法设计，重视刑事司法和刑事政策的发展与发掘所形成的体系化刑事规制模式。

《刑法竞合问题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刑法竞合的定位和本质、竞合论的前提、真假竞合的厘定、竞合论的评价原理、想象竞合犯、牵连犯、连续犯、吸收犯、实质竞合、形式竞合的处罚原则及其适用、形式竞合犯的诉讼问题、共同犯罪过程中的竞合问题等。

《检察业务技能丛书4：刑事抗诉重点与方法（修订版）》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理论为指导，以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司法解释及最高人民检察院规范性文件为依据，紧密结合刑事抗诉工作实践，通过大量的抗诉成功实例，阐述了二审程序刑事抗诉、审判监督程序刑事抗诉以及刑事审判程序监督的重点和方法，归纳、提炼、总结了刑事抗诉和刑事审判程序监督工作实践中的成功经验，提示了刑事抗诉办案工作中的注意事项，对提高检察机关刑事抗诉案件质量，提升刑事抗诉工作水平，具有一定参考和借鉴作用。

随着后工业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组织化”特征愈加明显，监督、管理范围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高，监督、管理已成为维护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的重要法律关系。监督责任、管理责任就是要解决根据什么原理追究监督者、管理者的责任，以及在多大范围内追究监督着、管理者责任的问题。监督责任、管理责任包括故意责任与过失责任，其中以过失责任为典型，《厦门大学法学学术文库：客观归责下的监督、管理过失》所讨论的就是监督、管理过失的责任归属问题。责任归属或称“归责”包括客观归责和主观归责。在客观归责方面，传统过失论不能很好地解决过失不法的认定问题，而必须依靠客观归责理论。监督、管理过失作为过失犯的一个“子问题”，其违法与否的判断也需要以客观归责论为根据。在主观归责方面，预见可能性的对象、程度，预见错误的处理是《厦门大学法学学术文库：客观归责下的监督、管理过失》的核心。在监督、管理过失的责任主体方面，企业内部责任主体的确定，公务人员中责任主体的确定，以及公务人员监督、管理过失与公务过失的界限是《厦门大学法学学术文库：客观归责下的监督、管理过失》的重点。

《中国刑法学派研究系列之2：刑法客观主义与方法论》以“刑法客观主义与方法论”展开，分别讨论刑法方法论与司法逻辑、客观归责的方法论意义、刑法价值判断、中国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困境与前景等问题。在“刑法客观主义与证据达用”中，研究明知与刑事推定、刑法与控方证明责任、证明标准的实务运用、读职犯罪的指控难点、非法证据排除：刑法与刑诉法的交错等专题；在“刑法客观主义与刑罚适用”部分，则对量刑程序改革的实体法支撑、量刑上的禁止不利评价原则、禁止重复评价、法官量刑与账目计算、协助抓捕同案犯等问题进行思考。《中国刑法学派研究系列之2：刑法客观主义与方法论》对上诉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意在结合刑法客观主义及具方法论、现代诉讼理念最大限度地防止刑法适用出错，以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

《中国刑法学派研究系列之1：法治视野中的刑法客观主义（第2版）》从法治视角出发对刑法“学派之争”进行了检讨，凸显了刑法客观主义与法治立场、自由主义的关联性。第一篇主要讨论刑法客观主义理论中所蕴含的抽象性、行为事实的客观性问题及其与法治立场的契合性；第二篇主要研究刑法客观主义的反对派，即刑法主观主义理论对法治立场的动摇，内容涉及刑法上观上义知识视野中的危险个体概念、社会防卫主张、国家权威主义立场以及刑法本体理论；第三篇对学派融合的趋势，刑法客观主义在我国立法、司法实务和学理上的命运进行了分析。木书第一版曾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胡绳青年学术奖，此次为第二版，增补十万余字。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刑事政策调整》试图完成的任务是：立足于“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检讨现行刑事政策的得失，论证对以“严打”为主要表象的单级刑事政策的调整，提出刑事政策理念、本体、适用调整是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对症良方，在此基础上提出“三级刑事政策群”是社会转型时期刑事的应然选择。

《人性与犯罪研究》共分为编，在第一编“人性与犯罪的本体研究”中，作者对人性和犯罪两个争议很大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对人性与犯罪的内在联系作了概述。在此基础上，对人性与犯罪起源、人性与犯罪进化、人性与犯罪根源进行了全面论述，论证了人性与犯罪的关系。其中阐述了不少独到的理论观点，如犯罪随着人性的起源而发生，随着人性的进化而进化。犯罪行为起源的根本动因在于人性的异化，而人性异化的逻辑前提是人性恶。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病理现象当然有其产生的社会根源，即社会基本矛盾，但犯罪作为人自身的一种行为，它的产生还有其人性根源，就是人性自身的利己、自私，或日利己主义。由于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所以对犯罪发生来说，人性根源比社会根源有更根本的意义，理应给予关注。当然，这是从犯罪行为说起的，而不是从犯罪现象角度说的。在第二编“人性的动物性与犯罪研究”中，作者认为，人性是人生而固有的普遍本性，具有动物性和文化性两重属性。人性的动物性是人与动物共有的本能，这些本能主要指人的物欲、性欲、权欲和攻击欲。李教授分别阐述了这些本能人性扭曲或异化的表现形式，即物欲症、性解放、权力本位和暴力崇拜，并认定其分别是诱发物欲型犯罪、性欲型犯罪、权欲型犯罪和暴力型犯罪的重要因素，其中不少论述很深刻且符合客观实际。在第三编“人性的文化性与犯罪研究”中，作者认为，创造性、自由性、交往性、开放性和理性既是文化的主要特性，也是基本的人性。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人性在给人们带来智慧、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对犯罪的发生和发展起重要的促进作用。拿自由性来说，任何犯罪、任何犯罪人本质上都是在追求不受法律和社会规范约束的绝对自由。可以说，追求绝对自由是所有犯罪人的通病，因而成为犯罪发生和发展的重要根源，这是很有道理的。在这一编中，作者对人性推动犯罪发生和发展作用机制的论述很独到。作者认为，人的创造性对犯罪发生和发展的作用机制表现为：创造犯罪工具，创造犯罪经验，创造犯罪技术等；人的交往性对犯罪发生和发展的作用机制表现为：促进犯罪对象确定，促进犯罪同伙结交，促进犯罪领域扩大等；而人的理性则表现为参与犯罪成本评估、犯罪机会选择、犯罪过程策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