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基本原理、运作过程、主要知识点，均体现在一个个具体、生动的案例当中，体现在民事诉讼这一动态的过程当中。因此，要想掌握好民事诉讼法学，必须从案例入手。本书通过具体案例的分析，以案说法，通过现实案例的分析，因案思法，真正理解和掌握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和程序；同时，发现民事诉讼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激发读者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教材内容根据现行民事诉讼法及最新司法解释分为三编二十章，适合高职高专法律专业学生使用，也可以作为其他各类学科及法律初学者学习民事诉讼法使用。

专利申请是发明主体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进行依法请求，最终获得专利权的唯一途径。发明主体的专有权利是由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来确定的，专利申请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专利质量的高低，进而影响发明主体的权益。本书阐述了专利申请与布局的内容。

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对于家庭财产继承具有重要的意义。关于遗嘱的订立，《民法典》继承编作了明确规定，但具体到实际操作中，比如，如何才能满足订立条件，如何表述分配意愿，如何证明遗嘱的真实性，如何把遗嘱与继承切实结合在一起等，仍需要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引。 为了帮助大家了解和学习《民法典》颁布之后，现行法律法规关于财产继承的相关规定，本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细致生动的插画、清晰明了的表格对这些规定和纠纷解决途径进行了全面透彻的讲解。

齐鲁法律文化是中国先秦时期在齐鲁大地酝酿形成的一种地域法律文化形态，是齐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于西周时期齐国、鲁国建国之际，以齐法家和鲁儒家为主要代表，历史源头可以追溯到夏商乃至更早的历史时代。秦汉以后，齐国、鲁国不复存在，但齐鲁法律文化经由儒法合流已以一种地域法律文化形态融入中华主流法律文化体系之中。齐鲁法律文化可谓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母体形态和主干部分，蕴含着古人丰富的治国理政学术思想。在当代中国法治本土化构建过程中，齐鲁法律文化传统在德法兼治、民本思想、无讼思想、司法调解和乡村治理等诸多领域仍能产生重要的思想启迪。

海外知识产权争端防控处理能力不足、抗知识产权风险能力较弱的问题已成为当前制约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重要瓶颈，相关企业常因此遭受巨大损失。本书以江苏企业遭遇的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典型案例作为研究样本，深入分析案件涉及的国外知识产权法律规则，分析江苏企业防控与应对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存在问题和总结相关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相应举措建议，力图为我国“走出去”企业提升海外知识产权纠纷防控意识与应对能力，提供方法遵循与参考。

本书以环境行政主体活动的属性和类型为逻辑起点，以司法权与行政权之关系为路径，从预防、修复为主的现代环境司法理念出发，通过对环境行政救济构造之基础理论的诠释，对现有环境行政救济类案例的实证研究和世界主要国家环境行政救济模式的比较研究，探索适合我国的便捷、完整和有效的环境行政救济之构造，为我国环境行政救济程序立法的完善提供可行的建议。

随着我国医药制度改革和相关法律修改，我国医药行业正处于大力创新的发展期，本书作者基于医药行业和专利法两个视角，紧跟时下热点问题，结合近5年中国专利典型案例，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和公报案例等对新技术发展、新政策影响、专利授权和侵权、新增药品专利制度等方面进行系统性的梳理和解读，同时比较和借鉴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医药和专利相关判决经验，期望可作为中国医药企业、医疗机构、大专院校以及科研院所的知识产权从业人员、商务开发人员以及药物研发人员的指导用书。

本书作者在具体构建生态环境损害的行政命令救济体系时，应当在恪守合法性、必要性和有效性三重准则的前提下，创设责令消除环境风险、责令修复生态环境、责令异地替代修复和责令赔偿生态损失四种专门用于救济生态环境损害的行政命令类型。其中，责令消除环境风险可以用于对尚未实际发生的生态环境损害风险的预防性救济；而责令修复生态环境、责令异地替代修复和责令赔偿生态损失则可以用于对已经实际发生的生态环境损害结果的恢复性或填补性救济。出于使生态环境损害的行政命令救济体系进一步规范化之目的，亦需要从内部控制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公众参与制度和权利保障制度四个维度对专门用于救济生态环境损害的行政命令的作出程序进行相应的法律规制。

信息化时代，个人信息保护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之一。本书以保护个人信息、促进法治社会建设为宗旨，收录了《个人信息保护法》及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相关规定，如《数据安全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使读者能够了解个人信息相关法律规定，维护个人信息权益。

本书采用干部教育培训讲坛的形式，紧紧围绕上述问题谋篇布局、精准讲解，意在让领导干部感受民法厚重的历史和文化、把握民法典的基本原则和核心制度、明晰民法典给领导干部提出的要求和希望，从而培养领导干部民法思维和法治思维，提升领导干部正确处理权力与权利关系的能力，切实推动民法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