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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特定的历史条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多民族共处的地域。云南究竟有多少种民族？这个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一直是模糊不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使各民族不分大小，真正实现一律平等，从而调动各民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民族识别就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成后的一项自觉工作。①民族识别不仅成功地解决了云南也成功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成员构成问题，还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些民族问题，让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人口多少不一的民族在国家法律层面实现了政治上一律平等的目标，对新中国的政局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当代的云南民族识别史是中华民族发展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本《交流互动发展（全球视野中的西南各少数民族）》（作者袁晓文、李锦），是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第15次年会所收论文的选编，收录《重庆蒙古族来源及其社会文化》；《关于藏彝走廊的民族与文化格局——试论藏彝走廊的文化分区》；《历史文化认知与彝民族认同——以贵州为例》；《土地制度与嘉绒藏族》等作品。

田野归来，杂乱的素材该如何变成民族志？人类学家究竟是“作者”还是“写作者”？民族志呈现的究竟是“他者”在“那里”的生活，抑或也带着“我们”在“这里”的生活的印迹？格尔兹带领我们阅读列维-斯特劳斯、埃文斯-普里查德、马林诺斯基和本尼迪克特四位人类学家的作品，试图探讨这些问题。可以说，《论著与生活：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既是他对于这些作品的品读，也表达了他对于人类学研究及民族志写作的基本观点。

《中国珞巴族》将思想性、民族性、科学性、时代性贯穿其中，尽可能做到既具权威性、知识性，又具趣味性、可读性；遵循丛书从“社会发展史”到“文化生态学”的编写理念，以新的视角有效发掘珞巴族文化的深层题材，以此提炼丰厚的民族文化资源，进一步增强珞巴族文化发展的自信心与创造力。《中国珞巴族》的编写尽可能吸取了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从民族概况、物质文化、民间文化、社会文化、信仰文化、文化传承、族际交往、文化人物、对祖国的贡献等方面，最大限度地向读者展示珞巴族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展示珞巴族文化的精髓。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准噶尔汗国史（修订版）》写的是蒙古族西支——卫拉特蒙古的历史。这是蒙古族仅次于成吉思汗时代的又一次崛起，尤其是15到18世纪期间它作为西蒙古的新兴势力，活动的领域曾从杭爱山西部，扩张到中亚两河流域一带，包括中亚和中国西北边疆的广大地域，因此它的历史不仅曾影响过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政治史、边疆史，也是研究蒙古、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和土库曼等民族历史的必不可少的参考书。

《藏族牧区生态习惯法文化的传承与变迁研究：以拉卜楞地区为中心》最大的亮点是作者能够以发展的视角，紧密结合当代藏族牧区的生态现实以及生态法治实践，考察和分析当代社会转型期生态习惯法文化的运作实践，研究观点具有较强的实效性。同时，对于人类学、民族学、法学、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的综合运用也使得作者能够在民族社区的整体社会文化背景之中展开较为全面的思考，这也是《藏族牧区生态习惯法文化的传承与变迁研究：以拉卜楞地区为中心》值得称许的创新之处。囿于资料的欠缺，《藏族牧区生态习惯法文化的传承与变迁研究：以拉卜楞地区为中心》关于集体化时期的生态习惯法文化的论述稍嫌薄弱，有待作者以后继续探索。瑕不掩瑜，《藏族牧区生态习惯法文化的传承与变迁研究：以拉卜楞地区为中心》无疑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佤族》为《中华民族全书》此系列其中一部。《中国佤族》以民居改造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彻底改变了阿佤山几千年来人畜同在一间屋，几代人围着火塘住的落后生活方式。如今，佤山大部分农村群众告别了世代居住的狭窄、低矮、潮湿、人畜混居的茅草房，住进了安全、宽敞、明亮、人畜分居的砖瓦房。在佤族地区，各族人民安居乐业。

《彝族传统孝文化载体研究》是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彝族传统文学中的董永：《赛特阿育》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11YJA751054。课题主持人为罗曲。《彝族传统孝文化载体研究》包括了彝族传统文献中的《赛特阿育》；孝文化载体“董永”的扩展丰富；“活祖灵”仪式——彝族独特的“孝道”展演等内容。

《秋千架下：一个泰国北部阿卡人村寨的民族志》描绘了泰国北部一个多族群、多宗教村寨中的阿卡人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面貌。无论是同一个节日的冷清与喧哗并置的表演，还是繁琐祭祀与生存策略导致的宗教博弈，或是从罂粟生计到咖啡经济的化蝶，抑或族群外部竞争与阿卡人内部裂变在选举中引发的合纵连横，都是在山民与国家相遇的场景中展开的幕幕活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