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川是具有千年历史的岭南客家大县之一，客家先民从宋元时期开始入陆，明清时期大规模迁入，陆川逐渐成为客家人聚居大县。他们在陆川这块美丽而神奇的土地上谋求生存，繁衍生息，以客家人特有的优秀品格和开放的心态不断加强与其他族群的交流和融合，经过漫长的实践和创新，培育了全国八大名猪之一——陆川猪，建立了桂东南粮仓，打造了“汽车王国”、“中国铁锅之都”、中国最大的小型挖掘机生产基地，城乡一体化建设和岭南客家温泉文化建设和谐发展。2009年至2010年，陆川连续获广西科学发展十佳县。

《晚清留日学生与近代云南社会》之所以能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发明、有所突破、有所创获，在于作者对于资料的广事收罗、悉心整理、认真研读。立英不仅在云南大学图书馆与云南省图书馆详细研读了馆藏留日学生文献，还到云南省档案馆发掘、整理了许多留日学生档案。立英博士认真整理、点校了晚清著名教育家陈荣昌先生的《乙巳东游日记》。清光绪乙巳（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陈荣昌受命于六月十五日赴日本考察学务，于九月十八日搭轮船返沪。陈荣昌到日本正值各学校暑假休业，考察学校不便，乃先考察实业，他“寻足尾，越青森，渡轻津峡，历北海道、经札幌，详考农、矿、森林、畜牧诸事业”。返回东京时，各学校次第开学修业。陈荣昌先生遂逐日参观考察不倦，“凡政治、教育、实业、军事诸规制”，皆注意察访、认真学习，详细记录。陈荣昌访问日本的考察日记，在留学生的建议和帮助下以《乙巳东游日记》为名，付梓刊行。陈荣昌的《乙巳东游日记》对于我们研究晚清云南与日本的学术、文化、教育交流，对了解当时朝廷、官员、士绅、学人的思想与策略，对认识当时日本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对于了解云南留日学生的状况，都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可是由于诸多因素，这本书早被弃掷不顾。立英将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从被人遗忘的角落翻寻出来，成为她撰写本书的主要资料依据，推陈出新，发前人所未发。这是她研究云南留日学生的基础工作，正是因为扎扎实实地做好了史料收集整理，才使她的研究取得超越前人的新进展。难能可贵的是，立英不惮劳烦，将《乙巳东游日记》点校整理出版，使这部难得的中日文化交流珍贵资料面世，不仅有益于学术的推进，也有益于社会的认知。

凉山，这块神秘的地方，位于四川西南部，地处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辖17个县市，幅员面积6万多平方公里，总人口364万，其中彝族人口154万，占总人口的42.3%，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除彝族外，还有汉、藏、蒙古、回、苗、傈僳等民族共38个，其中世居民族有14个，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凉山，地处康藏高原东部，地形复杂，气候多样，山地占总面积的90%以上，这里既有海拔高达5958米的木里县恰朗多吉峰，也有海拔低至325米的雷波县大岩洞。这种特殊的地形地貌和海拔的高低错落，造就了凉山典型的立体气候，故有“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说法。其最大特点是，年温差小，日温差大，年均气温为10℃-20℃，年降雨量为1000毫米一1200毫米，日照为1200小时一2500小时，无霜期250天左右。自治州首府设在邛海之滨的西昌市。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均气温17℃，有“万紫千红花不谢，冬暖夏凉四时春”之誉。这里的月亮特别晶莹明

本书共有7个专题：“客从何处来”论述桂林客家源流与分布；“传统到现代”　述桂林客家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族群的符号：桂林客家的宗族文化”分别从祠堂、祖公堂、族谱、族规、祭祖活动等方面进行阐述；“传承与变迁”重点描述了桂林客家人的人生礼仪与生活礼俗、宗教信仰与神灵崇拜；“吸取与融合：桂林客家人的文艺娱乐”细数了桂林客家人的文艺、节日与娱乐；“数风流人物：桂林客家名人”和“深深客家情：桂林客家组织机构”重点突出了罗大纲、陈嘉、李天佑、陈光、黄婉秋、钟文典等人的成就与广西客家研究所等机构的贡献。

这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其历史多散见于中国史书和欧洲史书中。在中国，这个民族被誉为“马背上的王者”；而在欧洲，这个民族则被称为“上帝之鞭”。这个民族一度成为世人的噩梦，是凶恶、残暴、野性、专横的象征。这个民族能适应艰苦恶劣的环境，无论是严寒酷暑，还是穷山恶水，都磋磨不掉其顽强生存的意志。这个民族善于远途奔袭，南征北战，他们纵马驰骋，用强弓劲弩争夺了无垠的土地，抢掠了无价的财物，杀戮了无数的人民。这个民族就是匈奴，一个像狼一样的民族，我们称之为狼民族。狼民族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只昌盛了七百多年，在这并不漫长的时光里，他们留下了许多耐人寻味的事迹。西汉初期，狼民族首领冒顿单于，曾将西汉天子刘邦围困在白登山七天七夜，险些让刘邦命丧西天。汉宣帝时期，狼民族江河日下，呼韩邪单于屈辱附汉，成为匈奴帝国永远的痛。东汉光武帝时期，狼民族发生内讧，匈奴帝国一分为二，最后在东汉历代朝臣穷追猛打下，南匈奴汉化，北匈奴不知所踪。堂堂狼民族就这样狼狈溃散，直到几百年后，在欧洲大舞台上，重新崛起的狼民族，在阿提拉单于的统领下，征服了阿兰人、日耳曼人、罗马人等民族，匈奴帝国又一次创造了辉煌。如今，狼民族已然成为历史中的一个泡影，他们甚至没有留下后代，他们的很多事迹成为难以考证的传奇。来时轰轰烈烈，去时凄凄惨惨，狼民族以悲剧收场。但不管怎样，狼民族至少曾经辉煌过，他们的种种事迹，直到今天依然被人们津津乐道。

在全球化语境之下，小族群文化将面临怎样的处境？与汉族、藏族、维吾尔族等文化不同，小族群没有自己的文字，更没有一整套使自己的文化博大精深并持久稳固的典章制度。同时，他们也没有成熟的宗教信仰与寺庙文化，因此他们缺乏抵御外部文化干扰的力量，也缺少一种严格的师徒承接的文化传承机制。这一切是否意味着小族群文化极其脆弱以至于不堪一击呢？全然不是如此。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长期以来，小族群靠的是口述历史以及习俗仪式等传承其文化。就其易变性而言，小族群文化的确显得脆弱，然而它在实质上又有“草根”所具有的那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顽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大事记》编入了从中国原始社会至清朝历代民族关系史的重要资料和记载，资料翔实，脉络分明，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填补了以往学术研究的空白，对于民族关系史研究及民族工作将会有积极的作用。

收有《滿蒙の民情、風俗、習慣》、《蒙古風土記》、《滿蒙諸慣習概要（附土地、商租概要）》、《北支蒙疆の住居》、《蒙古風土記》、《滿蒙の民情、風俗、習慣》、《蒙古の實態を探る》、《蒙古風俗志》、《滿蒙の風俗習慣》、《土俗學上より觀べる蒙古》、《綏遠じ於ける蒙古民族——生活と習俗》等11部文献，辑为10册，主要内容是上世纪40年代尚存在的内蒙古地区蒙古族和汉族的民俗、习惯，如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庆、交易等。

《土家族非物质文化的教育保护与传承研究》是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民族教育与土家族非物质文化保护和传承研究”的主体成果，也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土家族非物质文化的教育保护和传承的专著。

《契丹史若干问题研究》对契丹史研究中存有争议尚未定论的五个重大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证。第一篇是“契丹族源地非‘松漠之间’考辨”。关于契丹人的族源地，以往论著多以《魏书·契丹传》一中所记“松漠之间”来求证，显然有误。本篇认为“松漠之间”实际所指的西拉木伦河（潢河）与老哈河（土河）一带，应是库莫奚的具体活动范围，《魏书·契丹传》中所言契丹居“松漠之间”是库莫奚早期活动地域的误植。根据对契丹族早期活动地域“和龙之北数百里”及奇首可汗故壤实际地望的考察，确定朝阳（和龙）东北、下辽河流域东至丹东朝鲜半岛这一区域内为契丹族的早期活动地域，在西辽河、下辽河流域发现有契丹人早期活动的遗迹、遗物可以证明。第二篇是“奚族为辽之萧族论”。本篇根据萧姓家族开始出现的时间正与契丹人彻底征服奚族的时间相衔接的事实，通过契丹人对奚族、萧族赐姓、联姻、授官、同祖同源认同等一系列政治关系的对比考察，结合萧氏家族墓葬的出土地点与奚族活动地域以及奚族的遗迹、遗物与萧族墓葬的发现地点相互吻合的实际，进而说明奚族即是辽代的萧族。即通过同一时间、空间范围内奚萧两族渊源的承继、政治关系、地源关系相同的事实，将辽代奚族与萧族的关系予以澄清。第三篇是关于“辽代木叶山的再考察”。本篇对契丹人祭天、祭祖的所在地木叶山具体地望进行考证，对学术界将木叶山定位于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交汇处的结论提出质疑，认为在两河交汇处建永州，另立木叶山建契丹始祖庙，是辽承天皇后文治武功的政治虚构，如按《辽史·志第七·地理志一》永州条中的记载到两河交汇处去寻找木叶山的具体位置，类似于缘木求鱼，方向不对。而按《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以及《契丹国志》的记载到辽太祖陵附近去寻找木叶山，这一出发点基本上是正确的。另外，在辽上京附近发现记载木叶山地望的墓志也为寻找木叶山提供了新的线索。根据木叶山的功能特点，本篇认定辽太祖陵陵区谷口正前方高大突兀的独立山峰“漫歧嘎山”即是辽代的木叶山，在“漫歧嘎山”东侧山脚下、山顶上发现有一系列与祭祀有关的大型建筑遗迹亦能进一步证明这一结论。第四篇为“辽墓出土的金属面具、金属网络功能号性质辨析”。本篇对学术界关于契丹人墓葬中发现的金属面具与金属网络功能与性质的各种观点进行了评述，同时对所有出土面具与网络的墓葬材料进行归纳总结，认为以金属面具、金属网络覆尸是契丹人早期固有的天葬习俗与汉人“停尸、守灵、重孝”的殡葬礼仪相结合的产物，金属面具与金属网络是契丹人在权殡、厝葬尸体时对尸体直接进行整合处理的一种消极措施，其功能主要是为了保存死者的尸体，目的是美化粉饰死者，它是契丹人祖灵崇拜思想意识的反映。第五篇是“再论祖州石室”。本篇对位于辽祖州城内巨大石室的功能进行了考辨。一利用考古学手段结合文献记载对目前学术界的几种观点进行深入的剖析，认为祖州石室不是牢狱，也不是西楼，更不是契丹人宗庙、神帐以及阿保机墓侧的明殿。根据近年来在辽代墓葬中多出土类似祖州石室形制的巨型石椁，再结合祖州石室的结构特点、位置特点以及契丹人厝葬、权殡的习惯，认为它是权殡耶律阿保机尸体的场所，即《辽史》所记的“鼓淦殿”。阿保机尸体入殓以后，祖州石室的功能演变为辽祖州城内奉祀阿保机的“太祖庙”。并根据祖州石室最初的功能来推定石室的具体建筑时间应是公元926年。《契丹史若干问题研究》的作者是陈永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