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承权 詹承绪纳西学论集》论文包括《永宁摩梭人的阿注婚和母系家庭》、《永宁纳西族母系父系并存家庭过渡》、《永宁纳西族从初期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的过渡》、《摩梭民歌中反映的婚姻家庭关系》等。

20世纪，以科技革命为动力的现代化运动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人类在短短一个世纪内创造的财富，比此前各时代创造的财富的总和还要多。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制造技术的发展与推进，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丰富了人们生活，使世界变得更加精彩。带着丰硕的成果，人类步入了21世纪。然而，现代化是一柄利弊并存的双刃剑。在人类以科学为手段并为理性张大所创造的成就欢呼，尽情享受现代化带来的福利的同时，也在品尝它所酿造的一连串苦果。人口膨胀、环境恶化、道德失范、人际关系紧张、南北差距拉大、文明间的冲突等等这些在上个世纪已经凸现的问题，将困扰21世纪的人类生活。如何改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已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也成为摆在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本书内容主要来源于湖南图书馆所藏家谱、地方志、文集及解放前湖南省文献委员会《氏族志》原始资料，包括全省300多个姓氏、近万个家族。 由于家谱普遍存在攀援现象，因此本书有关各家族迁徙源流仅以迁入湖南时为始，凡始迁之前世系则多不涉及。 各家族迁徙源流大致包括始迁祖、迁湘时间、迁出地、迁入地、迁徙缘由、家谱纂修概况、派语、人口及本族名人等内容。由于掌握的史料详简不一，因此对各家族迁徙源流的记载有详略之别。

中国古代虽无“民族”一词，但中国古代用于表达民族共同体的“族”一词的含义，已具有“民族”这种人们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和轮廓。中国古代的“族”，种类繁多，形态多样，发育充分，作为人们的共同体，拥有鲜明的诸多共同因素。而且“民族学”作为一种学科传人中国之时，正是中国民族问题和民族矛盾十分突出的时期，民族问题已成为涉及国家社会稳定、领土完整的大事。民族问题，从清末以来就与社会稳定、边疆安全、抗击外国入侵问题完全结合在了一起。因此这一译名一出现，立即成为中国学术界普遍采用的名称。至今，我国的民族学与人类学（Anthropology）仍有密切关系，而且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民族学就是西方的文化人类学，但是，实际上由于中国的民族和民族问题与一些发达国家的“民族”、民族问题和“族群”有很大的区别，因此中国民族学在研究中已经凝练出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主导思想，也就是说，中国学术界，在运用从西方传来的“民族学”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密切与中国的民族实际相结合，逐步创建和成长出了中国化的民族学。民族学在中国流行百年的历史，就是民族学中国化的过程。民族学这门学问在中国，其基本学术概念就是“民族”，他就是研究民族这种共同体及其发展的一个学科，不研究民族，他在众多的学科中就没有地位，也就失去了他存在的价值。他的基本任务，是研究和揭示民族的产生、形成、发展和消亡的规律，他是一门科学；民族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民族这种特殊人们共同体构成的诸要素，揭示这些要素在民族共同体中的发展、变化、作用、相互联系及其运行机制；民族学当然还要研究和揭示每个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质及其具体发展规律。中国的民族并非仅仅是文化群体，而是一个与政治密切相连，关系到社会、经济、文化、历史、心理及种族、生物等诸多因素的群体，研究他必然涉及众多的学科，因此民族学又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很强的学科。

吐鲁番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说其古老，是因为吐鲁番有人类文明的历史可追溯到三千年以前，宏伟的交河故城和高昌故城那沧桑矗立的残垣断壁，仍旧能想象出当年在丝绸之路上的繁华与昌盛。驼铃声声，商贾穿流。在广袤的吐鲁番盆地留下众多的历史遗迹和文化信息，成为今天我们研究丝路文化有力的佐证。说其年轻，是因为吐鲁番学研究从启蒙至今仅有一百年左右，在历史的长河中，它才初出茅庐。然而，中外学者云集，成果累累，使吐鲁番学一步步走向成熟、走向世界。我深信，此次研讨会必将有益于吐鲁番学学术切磋，互相交流，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

本书是作者长期从事傈傈族历史文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分为傈傈族历史文化、国外傈僳族和傈僳族社会问题三部分，内容涉及傈僳族的族称族源、迁徙历史、丧葬文化、服饰文化、节日文化、语言文字、婚姻习俗、宗教信仰、社会问题，等等。本书融理论和实践研究为一体，即既注重理论探索，又强调田野调查；本书既有理论，又有个案，对傈僳族社会问题的解决大有裨益。本书提供了内容丰富多彩的有关傈僳族历史文化方面的资料，便于研究者今后对傈傈族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海南岛曾经属于广东省管辖，是黎族的主要居住地，此外还有壮族、回族等兄弟民族，再加上粤北的瑶族和壮族、粤东的畲族，广东省曾经是少数民族大省。为了培养和培训少数民族干部人才，1957年，“广东民族学院”在广州’应运而生。后来由于极“左”的教育路线的指导，该学院搬到黎族的大本营——海南岛的五指山。1977年，高考恢复了。当时的广东民族学院的领导经过艰苦的努力，直到1981年才把广东民族学院又迁回广州。这样雨里去风里来，折腾了1／4个世纪。再后来，海南岛脱离广东，独立建省，广东变成了少数民族“小”省。少数民族生源萎缩，使广东民族学院办学规模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1998年，为了满足广东社会经济发展对技能人才和职业教育师资的迫切需要，广东民族学院改名为“广东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办学定位改为“面向职教，服务职教，引领职教”，并有了“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人才的功能不变”的附加定位。2002年，因为校名太像高职高专院校，与这所办学50多年、有20多年本科教育历史院校的身份严重不符而去掉“职业”两字，成了“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就这样，从迁回广州到现在，又是1／4个世纪。

《湖南民族关系史》上起数十万年前湖南境内的原始先民和古人类群体的生产生活及其文化遗存，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湖南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和民族关系，约45万字。关于湖南境内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变迁，土家、苗、侗、瑶等土著民族的源流变迁和发展，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和相互关系，湖南各民族对湖南和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湖南历史上所发生的有关民族问题的重大事件，历代中央王朝和政府处理湖南民族问题的政治军事举措及各类政策措施等等，过去一直缺乏必要的研究。本书第一次对这些问题和相关内容，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深入探讨，构成了科学的体系，并形成自己的理论观点，颇具开拓性，出版后获得了各方面的积极反响和好评。

就中国传统之发展而言，清民之际乃是最重要的转型时代。这里的“民”不仅指狭义上的中华民国（北洋时代与南京时代又不同），也还包括了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帝制崩溃乃是一大转折，由此所开辟者非仅一朝一代之“更名换姓”，更具备我文明中国之步人现代世界的标志性意义。虽然我们能看到的历史进程极其有限，但自清帝逊位、民国肇创之后，就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新纪元。毛泽东曾有意援用中华民国之名号，充分体现出其作为历史过程自觉者的伟人意识，可终究抵不过劝进者“开天辟地”的创新而最后重新更定国号。不过“民”之一字却始终未易，也可见出“清民易代”的长效性。

在一个震惊过世界的民族背后必有一段非同寻常的奋发故事，更有后人必去解读的历史密码。在曾经的十三世纪，让人类和世界大吃一惊的民族就是当今蒙古人的英雄祖先。那么.他们来自哪里？他们是如何冲出古时蛮荒的？他们走入历史的最初理念是什么？他们经历过怎样的聚散离合？是什么使他们败落谷底？他们是以怎样的生存形态进入成吉思汗时代？成吉思汗是如何把他们拉上马背.又一同走向复兴和崛起？古代蒙古人和成吉思汗版图认同的密码是什么？他们是怎样完成古时中国生存版图完全的无障碍对接？从蒙古民族匆匆走过的历史行程中，我们能够看到怎样的成败得失，能够得到怎样的智慧启迪？本书就是对这些悬念及蒙古民族历史风云的激情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