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界对于突厥语民族英雄史诗的研究已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突厥学家、文学家、古典学家都曾有过涉猎，而且都是一些名家，比如拉德洛夫、查德维克、哈托等。他们的研究著述虽然稀少，但水平很高，在传统人文学术领域颇具影响。目前，引领国际突厥语民族史诗研究的学者当首推《中国社会科学院校民俗学研究书系·突厥语民族口头史诗：传统、形式和诗歌结构》作者卡尔·赖希尔。《中国社会科学院校民俗学研究书系·突厥语民族口头史诗：传统、形式和诗歌结构》运用古典学、比较文学、民俗学、口头诗学等多学科的方法，对突厥语民族史诗传统迫本溯源，探讨和研究了突厥语民族史诗的文类、类型、程式以及史诗歌手的创作、记忆，史诗的传播、变异等诸多问题，展示了其丰富多彩的史诗传统、史诗歌手天才的诗歌表达能力和生动的口头刨编及记忆能力，并在宏观的视野中全面而深刻地挖掘了突厥语民族英雄史诗的本质特征，颇见著者的学术研究功底。

《晚清留日学生与近代云南社会》之所以能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发明、有所突破、有所创获，在于作者对于资料的广事收罗、悉心整理、认真研读。立英不仅在云南大学图书馆与云南省图书馆详细研读了馆藏留日学生文献，还到云南省档案馆发掘、整理了许多留日学生档案。立英博士认真整理、点校了晚清著名教育家陈荣昌先生的《乙巳东游日记》。清光绪乙巳（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陈荣昌受命于六月十五日赴日本考察学务，于九月十八日搭轮船返沪。陈荣昌到日本正值各学校暑假休业，考察学校不便，乃先考察实业，他“寻足尾，越青森，渡轻津峡，历北海道、经札幌，详考农、矿、森林、畜牧诸事业”。返回东京时，各学校次第开学修业。陈荣昌先生遂逐日参观考察不倦，“凡政治、教育、实业、军事诸规制”，皆注意察访、认真学习，详细记录。陈荣昌访问日本的考察日记，在留学生的建议和帮助下以《乙巳东游日记》为名，付梓刊行。陈荣昌的《乙巳东游日记》对于我们研究晚清云南与日本的学术、文化、教育交流，对了解当时朝廷、官员、士绅、学人的思想与策略，对认识当时日本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对于了解云南留日学生的状况，都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可是由于诸多因素，这本书早被弃掷不顾。立英将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从被人遗忘的角落翻寻出来，成为她撰写本书的主要资料依据，推陈出新，发前人所未发。这是她研究云南留日学生的基础工作，正是因为扎扎实实地做好了史料收集整理，才使她的研究取得超越前人的新进展。难能可贵的是，立英不惮劳烦，将《乙巳东游日记》点校整理出版，使这部难得的中日文化交流珍贵资料面世，不仅有益于学术的推进，也有益于社会的认知。

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曾在这里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治、军事、法律、经济、宗教制度。这些制度或源出吐蕃本土而杂以汉制，或因袭汉唐典章而混合蕃俗，有的内容还源自天竺、突厥等地，是吐蕃与唐朝等周边国家、民族文化交流的产物，对后来的归义军、西夏及吐蕃各政权都产生过深远影响，因而也是学术界关注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课题。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敦煌、新疆出土的汉藏文献和汉藏传世史籍、金石碑铭等史料，对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政治方面的职官、告身、大虫皮、军事、驿传、法律、司法等制度，经济方面的赋税、劳役、仓廪、市券等制度和宗教方面的寺户、僧官等制度进行探讨，补充新材料、提出新问题，阐述笔者的见解和看法。笔者认为，吐蕃在敦煌地区设置的乞利本（khri dpon）即节儿论（rtse rje blon）为敦煌最高军政长官；节儿观察使（rtse de spyan）即节儿监军，为敦煌地区仅次于乞利本（khri dpon），位居第二的军政长官；中等节儿（rtSc ricvbring po）、小节儿（rtse rj e cung）、汉人都护（rgyaVi spyan）也是敦煌地区的重要军政官员。敦煌部落的基层官吏五十岗（1ngabcu rkang）、五岗（1nga rkang）实际上分别是管理耕种五十岗（rkang）和五岗（rkang）田地民户的基层官吏。吐蕃在河陇西域地区设立的扎论（dgra—blon）、牧地管理长（gzhis—pon）分别为汉文文书中的防城使、草宅使，这两种官职是吐蕃特有的官职，分别负责吐蕃河陇西域地区的军事、畜牧方面的事务。

傈僳族作为中国56个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重要成员，有70多万人口，位居全国民族人口第20位，处在全国56个民族人口的中上位置。而且，傈僳族有一个自治州、一个自治县、23个民族乡。但迄今为止，全国具有正高职称的傈僳族专家学者仅十余人；真正意义上的傈僳族企业家不足5人；现任厅级领导干部20余人，部级领导干部至今为零。这一现状必须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和反省。

湖南是瑶族分布最为广泛的省份之一。据2000年“五普”统计，湖南有瑶族人口71万人，约占全省少数民族人口的11％，占全国瑶族人口的29％。主要分布在永州市的江华瑶族自治县、江永县、蓝山县、宁远县、道县、新田县，郴州市的汝城县、北湖区、资兴县、桂阳县、宜章县，邵阳市的隆回县、洞口县、新宁县，怀化市的通道侗族自治县、辰溪县、洪江市、溆浦县、中方县，衡阳市的常宁市以及株洲市的炎陵县等。湖南瑶族基本上居住在南岭山区。“南岭无山不有瑶”，既是对南岭地区瑶族分布，也是对湖南瑶族，特别是对湘南瑶族广泛分布的形象概括。 湖南瑶族不仅人口众多，分布广泛，支系亦颇为繁杂，有“盘瑶”、“山子瑶”、“顶板瑶”、“花瑶”、“过山瑶”、“平地瑶”等等。不同地域不同支系的瑶族既保持了瑶族的共性，又创造了各自独特的文化，从而使得湖南瑶族的历史文化，在整体上呈现了丰富多彩的多样性特征。直到今天，湖南境内的瑶族依然保持着浓郁的民族特色，无论是曼妙古朴的过山瑶长鼓舞，还是色泽艳丽的花瑶服饰，都是当代湖南瑶族文化丰富多样的突出表现。

《青海藏族阿柔部落社会历史文化研究》以藏族游牧部落阿柔部落为研究对象，以青海省祁连县的阿柔部落为研究重点，首次对其历史、社会、宗教和文化进行了系统研究，对了解我国藏族部落的现状，对探索其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于千百年来多种文化的交往、碰撞与融合，祭祖仪式的内容程式与品格亦发生着变异。例如苗族的法坛教派分化为苗祀与客祀。一百零八堂仪式中，三十六堂为苗祀，七十二堂为客祀。前者搬请的全系苗族的大神，使用的全是苗语；后者多数为客神，融进了儒、释、道的内容，用的全是汉语。土家族的梯玛坛班分化出梯玛坛与傩愿坛，两者并存，其香脚（行坛区域）分野明显。如龙山县从中部横断，以北为傩愿坛香脚，以南为梯玛坛香脚。法事内容当然各有不同了。纯苗、纯土的正宗教派，其品格保持得比较纯净，对相关专题研究确有正本清源之效。 湘西祭祖仪式历史悠久，特色浓郁，品类多样。酉水作为交通主动脉为它的流布与传承提供了必要的生存环境；浓烈的崇祖意识在它身上打下了诸种历史的胎记；仪式过程实录了各种民俗事象，坛堂的规范法则使它逐步孕育成熟了原始戏剧的品格，严格的传承机制存续了各自教派的特性。为了生存和发展，它在文化交融中潜移默化，有的已经面临“艺绝人亡”的濒危处境。这类厚重的文化遗产，已被列为湘西州“非遗”工程重点抢救对象。 诚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几乎所有的仪式都掺和着迷信的渣滓和封建的色调，设若全部剔除，又唯恐破坏了原生态状貌，失却了原汁原味。作为古代先民精神与文化的种种符号，亦不便从中进行分割与剥离。我们权且从“文化遗产”这个特殊的理念出发，进行了谨慎的局部的处理。

《嚈噠史研究》虽然没有涉及嚈哒史上的所有问题，但由于有关嚈哒人活动的重要方面大体上都涉及到了，在内容安排方面也适当考虑了连贯性，在目前国内外学界还没有更全面的嚈哒问题专著问世的情况下，也可以作一部嚈哒史来读。

《塞種史研究》旨在探讨贵霜王朝兴起以前的中亚史，重点在塞种的活动。搞清楚张骞首次西使所经见和传闻诸国的情况，其中大夏、大月氏、大宛、康居、奄蔡、乌孙，所见塞种、厨宾、乌弋山离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塞種史研究》从此处延伸，研究了塞种史。

本书是中山大学师生深入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对当地水族进行人类学调查的成果。本书以专题论文的形式，对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独山县本寨乡双星村水族居民的医药、建筑、风俗、信仰、婚姻、女性地位、消费习惯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考察，丰富了人类学研究的资料库，也为研究西南部地区经济与少数民族文化提供了翔实、细致的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