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是中国最古的哲学与籍之一，在历史上曾发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并广泛流传到国外，直至今日仍受到西方一些学者的称赞。魏晋以来，老子传本衆多，比较流行的是王弼注本、河上公注本。唐初傅奕得到汉初古本，但他们校定的古本篇是根据几个旧本参校的，未能保留汉初古本的原貌。清代毕沅以来，校订老子者多家（如罗振玉、马叙伦、劳健、朱谦之等），但所据旧本，以唐碑、唐卷为最古，尚未见到唐代以前的写本。近年在马王堆汉墓发现了帛书老子甲、乙本，其中“常道”作“恒道”，表明系汉文帝以前的旧本，应是今存最早的古本了。帛书老子的发现是值得庆幸的。帛书老子的出土，解决了许多章节中历来争論的问题。如通行本三十八章“上德无为而无以为”句下有“下德为之而有以为”句，或作“下德为之而无以为”，与下文“上仁为之而无以为”或“上义为之而有以为”，语意重叠。帛书甲、乙本俱无“下德”句，证明“下德”句乃系文。又如六十一章“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取小国”句与“取大国”句的句型无别。帛书甲本作“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于大邦”。乙本作“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于大国”。“取小邦”与“取于大邦”，显然有别，证明通行本夺一“于”字。类此之例尚多，表明帛书老子確胜于通行本。老子一书，传说系与孔子同时的老聃所著。先秦诸子著作都是历经传钞而流传下来的。门人后学在传写的过程中，往往有所增益。老子六十三章有“报怨以德”之语，论语中记载孔子对于“报怨以德”的批评。足证孔、老同时的传说并非虚构。但论语中无“仁义”并举之例，老子书中“大道废，有仁义”、“绝仁弃义”等句不可能出现于春秋末年，显系后人所附益。从老子书的内容看，上、下篇当系写\定于战国初期，下距汉初约二百多年。战国时期、秦汉之际，老子一书可能已有不同传本。庄子天下篇引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王弼本二十八章：“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近代易顺鼎、马叙伦等据庄子天下篇论证“守其黑”至“复归于无极，知其荣”等句为后人所加。但帛书甲、乙本俱有“守其黑”、“复归于无极”等语，僅个别的字有所不同。淮南子道应亦引“知其荣，守其辱”。足证庄子天下篇作者所见老子乃另一传本。淮南子道应引老子“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亦见淮南子人间）。王弼本六十二章作“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俞樾以为应据淮南改正王本。而帛书老子甲、乙本亦作“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这就表明，汉代初年，老子确已有不同的传本。帛书出于汉初，而淮南所据本与帛书有所不同。但是，就今天所见到的老子书而言，帛书甲、乙本应是最古的写本了。帛书老子刊佈以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近年已有几种关于帛书老子的校释著作。但有些问题尚待进一步的考察。高明同志系考古学专家，对于古文字学有很深的研究。一九七八年曾发表帛书老子甲乙本与今本老子勘校札记，提出许多精闢的见解。近又撰著帛书老子校注一书，对于帛书老子作了更进一步的考释。此书考校之细，勘察之精，俱超过近年同类的著作，对于许多疑难问题提出自己独到之见，可谓帛书老子研究的最新成就，这是值得赞扬的。这是对于先秦古典研究的新贡献，值得向读者推薦。高明同志的书稿徵求我的意见，于是略陈所见，以为之序。

本书是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关于《老子》的讲记。作者以深厚的文史功底，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对《老子》的内涵作了充分的阐解、辨正和引述。具有深入浅出，明白通畅的特点。在普及中国传统文化，使深奥的古籍通俗化，专门的学术大众化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书末还附有历代《老子》研究书目。

该书前8章专言经子，颇多新意。如以“阶级之觉醒”论先秦诸子，以“个人之发现”论魏晋玄学，以“大我之寻证”论宋明六百年之理学，不乏真知灼见。该书第九章专论清代考据之学，常有精辟之论，时人有“竟体精深”的评价。全书最后一章为最近期之学术思想。该书是一本学习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入门读物，出版后广为流传。<

荀子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也是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谭嗣同说：“二千年来之学，荀子也。”梁启超也认为：“自秦汉以后，政治学术，皆出于荀子”不管这些评价是否过头，但至少有一点确信无颖，这就是说，作为一个炎黄子孙，要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要把握住我们的民族精神，就不能不读《荀子》。《荀子》一书应称为《孙卿书》或《孙卿子》。其32篇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荀子亲著，它们是《劝学》、《天论》等22篇；一类是荀子弟子记录的荀子言行，它们是《儒效》、《议兵》等5篇；一类是“荀子及弟子所引记传杂事”，它们是《哀公》、《尧问》等5篇。前二类是研究荀子思想的可靠史料，后者可视为间接材料。

《韩非子》一书系统地阐明了“法、术、势”的法治理论，反映了战国时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许多重要情况。其中的《解老》、《喻老》两篇文章是中国最早注解《老子》的著作。该书中的大量寓言故事，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它又是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阐述了“道理相应”的唯物主义规律论和注重“参验”的认识论。它通过“矛盾之说”，阐发了丰富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墨子是位思想家、科学家和热心救世的实行家。他的学说在战国时代盛行二百多年，与儒学并称“显学”。他一生所致力的，便是行义以济世。墨子及其后学在当时称为墨者，后来叫做墨家，其代表作品是《墨子》一书。《墨子》是墨家学者在科学、哲学、逻辑、政治、道德、军事等各方面长期凝聚的智慧结晶。《墨子》选取《墨子》一书中的精粹内容，给予必要的评述论说，以便于当今读者了解墨者在各方面的深邃智慧，共同继承、发扬先人报创造的这份珍贵文化遗产。

管子（前725－645年），即管敬仲，春秋初期颖上人。名夷吾，字仲，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哲学家。管仲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礼崩乐坏”、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几经人事变换的管仲终由鲍叔牙推荐，被齐桓公任命为卿，尊称“仲父”。在管仲相齐的四十年间，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在军事、政治、税收、盐铁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使齐国国力大盛。他帮助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口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称霸的大国。而管仲的思想才学就体现在《管子》一书中。《管子》共有八十六篇，其中十篇亡佚，实存七十六篇，后人认为它绝非一人一时所作，兼有战国、秦、汉的文字，集有一批“管仲学派”的思想和理论。其内容博大精深，主要以法家和道家思想为主，兼有儒家、兵家、纵横家、农家、阴阳家的思想，更涉及天文、伦理、地理、教育等问题，在先秦诸子中，“襄为巨轶远非他书所及”。可以说，《管子》是先秦时独成一家之言的最大的一部杂家著作。由于《管子》在诸子百家中的重要地位，后人视他的思想为秘芨。限于篇幅，《管子》从一要覆盖管子的思想观点，二要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角度出发，精选了其中十七篇，如《小匡》体现了管仲“相地而衰征”和“四民分生而居”的经济理论；《牧民》篇体现了管仲“仓凛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社会经济思想；《牧民》、《形势》、《权修》、《立政》等从不同方面讲述了国家的为政之道与治国方略；《小匡》等多次谈及军事编制；《内业》提出了“天道之数，人心之变”的哲学思想；此外，《任法》、《法禁》主要体现法家思想；《宙合》体现阴阳家思想等等。《管子》在译注过程中，参考了前人研究成果，用准确生动。通俗易懂、流畅优美的语言译注，目的是让更多的人，包括中学生能藉此译注本便捷地追寻中华古典文化的智慧和精华。

本书是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有关《易经》的讲记。其中，前部分主要介绍了《易经》的一般知识，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问题。后部分着重解释了六十四卦（始“乾卦”，终“未济卦”），而以对“乾卦”的解说为最详。内容包括：卦名、卦辞、爻辞，以及解释它们的《彖辞》、《象》、《文言》等。具有深入浅出、通俗易晓的特点。

无论正文或注文，有些脱误或衍文，此次未便径作改动，留待学者自行斟酌解决。 吸收前人研究成果是古籍整理的一项重要任务。以往国内外学者对《史记》多所研究，尤其在文字校订方面，成果颇丰。《史记》（上下）整理时尽可能地汲取了学术界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参校了日人泷川资言、水泽利忠的《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和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点校本，以及其他有关书籍和资料，谨此表示感谢。

片断：纂类与著述学问与功力之辨，推言之，则又有纂类与著述之辨。当时汉学家相率慕为王伯厚、顾亭林、阎潜邱之札记，实斋论之曰：为今学者计，札录之功必不可少。然存为功力，而不可以为著作。与林秀才，文史通义外篇三。札录之与著作，自史家言之，则为著述与比类之两家也。实齐举其实例，谓如：班氏撰汉书，为一家著述，刘歆、贾护之汉记，其比类也。司马撰通鉴，为一家著述，二刘、范氏之长编，其比类也。……两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但为比类之业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凭籍，有以瓷其纵横变化。又必知己之比类，与著述者各有渊源，而不可以比类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类之整齐而笑著述之有所畸重，则善矣。报黄大俞先生，文史通义外篇三。此其义，实齐畅发之於文史通义内篇卷一之书教篇，其略曰：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书教上。易曰：“筮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间尝窃取其义以（上既下木）古今之载籍，撰述欧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似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谓无不备矣，然诸史皆掌记注，而未尝有撰述之官。则传世行远之业，不可拘於职司，必待其人而后行，非圣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极致，不足以与此。书教下。实齐此论虽为史发，实可推之一切之学术，故曰：圆神方智，自有载籍以还，二者不偏废。书教下。若论当时经学，比类纂辑，拾遗搜隐，正所谓藏往似智也。即名物训诂，典章考订，究其极，亦藏往似智也。此皆记注纂类之事，不得即以是为著作。纂类记注之不得为著作，正即是功力之不得为学问也。学问不能无藉乎功力，正犹著述之不能无藉於纂类记注。纂类记注为著述之所取资，实齐非有所訾议，而纂类记注者不自知其仅所以备著述之资，而自以为极天下之能事焉，此则误认功力为学问，而学问之真境无由远矣。实齐又言之，曰：仆尝谓功力可假，性灵必不可假。性灵苟可以假，则古令无愚智之分矣。与周永清论文，文史通义外篇三。盖记注比类，惟在功力，著述创造，有俟乎智慧，即实齐之所谓“识”，而其本则存乎人之性灵也。然为学者终不能长止乎功力而不求进於学问之成，则记注纂类，终必以著述创造为归宿。故实斋又言之，曰：经之流变，必入於史。与汪龙庄书，文史通义外篇三。征实者必极於发挥，纂类者必达乎撰造，盖经以藏往，而史则开来也。此处“史”字应本述造而言。实齐本此见解，故论学颇重文辞，曰：语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著述一途，亦有三者之别：主义理者，著述之立德者也；主考订者，著述之立功者也；主文辞者，著述之立言者也。答沈枫墀论学，文史通义外篇三。又曰：札录之功，……不可以为著作。……既以此为功力，当益进於文辞。……孔、孟言道，亦未尝离於文也。但成者为道，未成者为功力，学问之事，则由功力以至於道之梯航也。文章者，随时表其学问所见之具也；劄记者，读书练识以自进於道之所有事也。与林秀才。又曰：古人本学问而发为文章，其志将以明道，有所谓考据与古文之分哉？又自注云：“天下但有学问有数，考据者，乃学问所有事，本无考据家。”与吴胥石简，文史通义外篇三。立言之士，读书但观大意；专门考索，名数究於细微；二者之於大道，交相为功，殆犹女馀布尔农馀粟也。而所以不能通平大方者，各分畛域而交相诋也。答沈枫墀论学。立言即著述，考索犹记注纂类矣。凡此皆实斋特提文史之学，以为当时经学家补偏救弊之要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