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宋代史学家司马光为修撰《资治通鉴后记》而作的札记，共16卷。比较详尽地记载了北宋六朝（906-1070）的国故时政，内忧外患，揭示矛盾，反映了许多社会问题，为后世留下极其珍贵的史料。书中所记大多为作者所见所闻，记载真切，所记史事注明来源。《涑水记闻辑佚》《温公日记》《温公琐语》《诸家著录题跋》附录在文后，同时还有人名索引，除使用四角号码检索外，还增加了《笔划检字表》，增加读者查找的便利性。

自1987年《存在与时间》中译本面世以来，德国哲人海德格尔便持续地被我们译介、研读，他的思想似乎也“安家落户”于中国了。然而，在着迷于海德格尔思想魅力的同时，我们有无足够的清醒：究竟是哪些理论秉性让海德格尔与中国学人如此一见如故——或者，实际上我们还没好好认清海德格尔思想中的危险特质？ 《海德格尔与中国》一书，是刘小枫多年来思考上述问题的一部总结之作。在这部富有洞见的作品中，刘小枫以读书札记的形式，细致地向读者揭示出埋藏在海德格尔思想脉络深处的历史主义根基，由此我们也能看到，海德格尔是如何对西方古典思想传统进行拆解、如何成为当今激进政治哲学的一个秘密发祥地。最终，倘若中国思想要有真正的历史性转机，就不得不严肃地告别海德格尔。

《自卑与超越》，一本让聪明人读懂自己和这个世界的经典著作。自卑普遍存在，自卑是力量所在。阿德勒认为，人类生而自卑；自卑和自卑的补偿性是人类个体和整个文明的动力源，主宰着人类婴儿期、儿童期、青春期、爱情、工作及梦境中的各种表现；人可以超越自卑，创造另一个自我；超越了当下的自我之后，会产生新的自卑，因为不满足来自人类灵魂深处。本书是阿德勒思想体系的总纲。作者从个体心理学观点出发，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分析人们在童年时期的自卑与优越心理，从教育、家庭、梦境、社交、工作、婚姻等多个领域，用大量实例阐明了人生道路的方向和人生意义的真谛，以帮助人们正确认识自己、对待职业与他人，解开自卑情结，构筑强大内心，更好地建立人际关系、融入社会生活。对所有人来说，《自卑与超越》都是一部不可错过的经典心理学读物。

一门学科要有开拓和突破，需要深入了解学科自身的发展史。翻译活动在中国有着近三千年不间断的历史，形成了深厚的翻译传统，但将这一翻译活动的演变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来进行考察，却是从20世纪初才开始的。本书是一项关于中国翻译史学在20世纪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历史回顾。作者将20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的演变过程以“起承转合”为线索，对20世纪（1902—2000）中国翻译史研究的起步、发轫，如何经过民国时期的承接、承势，至1949年后的演变、转折，并在20世纪末完成了中国两岸三地汇合、会聚的过程，作了比较系统而全面的梳理。全书以翻译史研究论著为主要资料，结合其他文献，首次勾勒出20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发展演变的脉络与系谱。作为一部专门学科的史学史，全书资料翔实，论说丰赡，品评力求客观而深入，填补了学术史研究的一大空白。

《双语词典文本性研究》从文本性理论出发，探讨了双语词典作为作品、文本和互文本的文本性特征，并且对双语词典的文本性特征予以了编者、文本和使用者三个维度的考察，以此研究为基础，重点针对英语动词在英汉词典中释义的文本表征做了个案分析，以动词的语义结构作为分析对象，用框架语义学或事件语义学的理论，分析英汉词典中的动词的释义模式，研究拓展了双语词典研究和编纂的理论深度及其实践性认识。

韩兆琦著的《史记讲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名家讲座）》是作者几十年来研究、讲录《史记》的精华。本书由“司马迁其人”“《史记》其书”“名篇解读”三部分组成，前两部分力求用新视角、新观点、新证据，揭示司马迁的生死观及其与汉武帝的矛盾、《史记》的真实性问题、《史记》的悲剧品格、《史记》叙事的讹误与疏漏、考古成果对《史记》文本的验证等；“名篇解读”部分则告诉大家如何读《史记》，并在附录中介绍了六种重要的注释《史记》的参考书。

虽然近现代有很多注家都力求出新，但实际上，如同古人对古代经典中一些难解之处避而不谈，今人也有同样的问题，如4？13：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很明显的，这一句是强调“让”在礼制中的重要作用的，本句的核心就是这个“让”字。但近现代的注家，纷纷注释解读“何有”“如礼何”这两个语气词，而不注释“让”的字义，这也是避重就轻的做法（就我所见诸注中，钱穆对“礼让”的解释还是比较到位的）。总之，现当代的《论语》注本，接近错误之处多有（不信），而意义偏离、不准确不贴切的更多（不达），词句蹇涩不通的也多（不雅）。若以达这个标准来衡量，有些流行的注本其不达可达数千处近万处之多，以治学而言，可谓惨不忍睹。但对读者来说，如果不是自己去思考字义，不自己去尝试注释一下，这样的错误是无法发现的。在这个注本中，注者注意了以下问题：1.以其近者相验证，不以后世所流迁变化者为准。用古人的思想去推理古人的思想，用古人的情境去印证古人的情境，用古代典籍的字义去验证古代典籍的字义。也就是说用古代（一般都选战国之前）其它经典中的字或词来印证《论语》中的字或词，以其它经典中所提到的古代思想来印证《论语》中的古代思想（孔子述而不作，所以论语的思想有很多是其他诸家也提及的），以此得出正确的结论。而不用后世才出现的字义去解释春秋时代的字义。2.利用《词源》等字典工具，全盘思考一个字或词的全部意义，通过不断地否定得出讲得通的一个或数个意义。如《学而》篇之1中“学而”的而字、之5中节用和之6中的则字，都通过这种方法，得出了前人所未曾得出的新的结论。3.通过一句或一段中不同字词的各几种不同字义，按其排列组合来确定每一个字或词的意义。从而得出一个或多个合乎文法的解释。如《学而》之5中节用和6中则字的解释。这是我在教学中运用的由喻而得出的阿法狗学习法（即对数学方法中的排列+组合与计算机方法中的选择一起合并运用）在注释古代典籍中的运用。4.对每种于语法文法上合理的解释，与古代政治社会生活常识相印证，与我们的现实生活经验相印证，以否定掉在社会实践中不合理的解释。5.通过对古代经典中不同语境下同一个字的字义，来找出更适当的现代词汇进行解释。字义丰富，指向不同层面的，通过不同语境下的字义来进行汇解（汇集、组合解释）。6.翻译中尽量指出古人的语法方式，如对亲仁的解释中，提出了“以仁为亲”的解释。古人的语法方式虽与现代式的解释其义相通，但古人的语法方式下义理更浓重，如亲仁的现代解释为：亲近有仁德的人，而古语法的解释则为：将那些有仁德的人视如亲（父母等至亲）来对待。古语法式的解释或许不如现代式的解释更通顺，但其义理则更厚重。7.量其所欲，度其主宾。译古文，很重要的是找到主语和宾语，这两个如果弄不清楚，那么整句话的翻译就可能与原义背道而驰。而恰恰，《论语》中简略主宾的论述很好多。我们可能以为，古人省略主宾是偷懒、是疏忽大意、是后世错简，若如此想，那是小看古人了，因为在华夏时代，喻的运用还是较为普遍的，而喻的运用，是不能固定的，表现在文法和语法上，一是比喻中的指喻（请参看本文后面部分），也就是说我只讲了喻（如没门），而没有讲所喻（如这件事，如这个要求，如这个想法，如这个期望、意图……）。为什么指喻会出现呢？这是因为喻文明和喻文字都是要以一当百的，都是要以一个简单事物运用到更多事物中去的，这是在修辞上，用指喻。其实指喻本身也是省略了主谓宾的，那么在语法上，我们会发现一个特点，越是古人就越喜欢省略主谓宾，为什么会这样呢？还是因为喻的贯通性，比如学而实习之，就省略了主语，那学而且习的是什么呢？当然可以讲作知识，还可以讲作六艺等社会技能，还可以讲做道，还可以讲作圣王之道，还可以讲作先王流传下来的合乎仁义的正确之道，很明显的，运用喻的贯通思维，我们才能更理解为什么古人不讲主宾，因为一个不讲主宾的句子是具有多指向性的，是可以更广泛更普遍的运用的，是可以贯通到更多领域更多方面的。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就会明白历代注家将古代经典中的一个字用一个词义来注释，是多么地不智和愚陋了。

“二战”后，扎根“民主”等世俗理念的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然而一旦实现民族独立，新创设的国家制度与原则总会不可避免地面临来自宗教领域超乎寻常的激烈反扑。美国首屈一指的政治思想家迈克尔？沃尔泽通过分析印度—印度教激进分子、以色列—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和弥赛亚犹太复国主义者、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教激进分子三个民族解放运动的现实困境，试图解释20世纪上述这一令人迷惑不解的政治趋向。在本书中，沃尔泽发问，为什么这些扎根世俗理念的民族解放运动未能将其宝贵的政治文化遗产传承至第二代、第三代？他还把当代世俗主义的困境与美国初期在世俗政治方面的成功进行比对，提出了一种支持“美国例外论”的观点，但同时也警告道：如今的美国可能已经不那么例外了。

《新形势下基层检察工作若干思考》从一个处于司法办案、服务群众一线的基层检察院近年来的检察实务入手，以认真学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制度，以及上级检察机关的工作部署要求为主导，阐述了遵循司法规律推进基层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思路和工作措施，阐明了基层检察工作持续发展中需要解决的一些难题。对在履行各项检察职责中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服务大局、坚持司法为民，注重法律效果和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正确的政治方向作了明确回答；对基层检察工作要以司法办案为中心，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引导基层检察干警牢固树立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依法监督、规范监督的工作理念，创新发展，努力做好基层检察监督这一核心业务提出了具体的方法措施；对打造智慧检务，提高基层检察工作的科技含量和信息技术水平，加强队伍建设和检务保障工作，完善落实司法制度，推进司法规范化建设，确保检察权正确行使等方面作了较好的表述；对在基层检察院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大力开展“讲政治、懂规矩，讲团结、敢担当，讲奉献、做表率，讲廉洁、守底线”等教育活动，在全院树立“一盘棋”思想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观念，自觉维护团结局面，自觉维护集体荣誉这一做好基层院管理工作的有效方法作了较多的论述。当前，随着基层检察院的员额制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的分类管理和司法责任制等改革的深入推进，检察官办案的主体地位逐渐突出，办案的决定权、决策权增大。如何加强对三类人员的管理，理顺员额制检察官与辅助人员、业务部门负责人、检察长、检委会之间的关系，确保办案工作有序、顺畅运行。如何完善落实检察官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业绩考核标准等改革配套制度，形成符合不同人员职业特点、发展方向、评价标准的管理机制，推进基层院司法规范化建设，是检察机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需要着力研究探索的重要课题。如何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和修改后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要求和上级检察机关部署，创新履行监督职能，在积极开展公益诉讼，认真探索行政执法监督、行政强制措施监督，努力促进依法行政，加强对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的监督等新的监督领域，积极探索实践充分发挥基层检察职能作用，是在司法体制改革基层院转型发展的新形势下必须做好而且要不断完善总结的重点工作。

《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我国第一次对国民所得做出的较为详备的研究，也是我国在这方面的第一部著作，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重视和好评。该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分为总论、各业所得估计及消费投资估计三部分，下册则是各业估计的附录。在结构上，第一部分为估计结论，包括估计方法和对结果的分析，第二部和第三部是对农业等十业以及国际收支、消费、投资的具体估计结果。第四部分分为七个部分，是前三部分估计结果的数据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