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榖梁传》是战国时期谷梁赤所撰的儒家著作，本书记载了春秋时期的重大史事，用问答体的形式，逐字或逐层解释《春秋》，是历史文献注释的一种形式。向我们展示了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至鲁哀公14年，凡242年间的政治、军事、外交、祭曲、灾异等，是中国汉代经学派的经典之一。该书是研究战国至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元结著有《元子》《元结文编》等，现仅存《唐次山先生文集》十卷，明清人有拾遗、补辑若干。本书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参校各本。首冠前言，评述元结生平行事及其作品。后附五种：一、元结并世诸家酬唱题赠之作；二、碑铭史传旧本序文；三、诸家论元；四、有关元结著作之主要著录与记载；五、元次山事迹简谱。本书是目前非常完备的元结集本。

《注维摩诘经》，十卷，汇集鸠摩罗什及其弟子僧肇、道生、道融等对《维摩诘经》的注疏，为中国注《维摩诘经》之始，也是佛教义理方面的经典文献，影响极其深远。罗什解经，多采印度原有之解释；僧肇等注，多依中国本土思维立论，并融汇老庄思想。融通中外，别开生面，意义重大。此次整理，以《大正藏》本为底本，以《永乐北藏》本、《径山藏》本、《清藏》本、清光绪十三年（1887）金陵刻经处刊本为校本进行校对，底本据平安时代写本、贞享三年（1686）刊大谷大学藏本所出校勘记亦酌情吸收。此外，敦煌本唐道液《净名经集解关中疏》《净名经关中释抄》等备引罗什诸家注释，多有传世本《注维摩诘经》所未及，本书择要采录，以作注文之补充。

《通鉴前编》十八卷、《举要》二卷，金履祥撰，乃是用邵氏《皇极经世历》、胡氏《皇王大纪》之例，损益折衷，一以《尚书》为主，下及《诗》《礼》《春秋》，旁采旧史、诸子，表年系事，复加训释，断自唐尧以下，接于《通鉴》之前，勒为一书，起帝尧元载甲辰，止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凡一千九百五十五年。《四库全书总目》尝评该书而云：“援据颇博。其审定群说，亦多与经训相发明。在讲学诸家中，犹可谓究心史籍，不为游谈者矣。”（《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此次点校整理《通鉴前编》，以静嘉堂文库所藏元天历元年（1328）婺州路儒学初刊本（简称“元刊本”）为底本，参校本则为以下四种：明刘氏慎独斋正德元年（1506）刻、万历二年（1574）补刻配补杨氏归仁斋嘉靖三十九年（1560）重刻本（简称“慎独斋配补归仁斋本”）；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宋荦奉敕校刊本（简称“宋荦本”）；清雍正乾隆年间金华金氏刻、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金华教谕镇海谢骏德补刻《率祖堂丛书》本（简称“率祖堂本”）；乾隆年间四库馆编修《四库全书》本（简称“四库本”）。凡底本之讹、脱、衍、倒，悉据参校本订正，并出校勘记予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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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书》又称《商君》《商子》，出自商鞅及其后学，是战国时期流传下来的法家重要典籍，是先秦时期中国政治哲学的经典著作，也是记录中华法系法治思想的代表性著述之一。《〈商君书〉译注》是一部集注解、原文翻译、内容评述为一体的著述作品。注解与原文翻译，汲取了中华书局出版的蒋礼鸿《商君书锥指》、石磊《商君书》译注等资料。内容评述是本书推陈出新的部分，既关照了先秦的时代语境，同时又结合了现代话语，试图在古与今、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中探讨商鞅政治法治思想的普遍性，求得对历史的理解，以史为镜鉴。

《庄子》是继《老子》之后体现道家学说的一部极其重要的作品。现今通行的《庄子》一书，是晋代郭象的注本，分为“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其中“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共三十三篇。从思想内容和文章风格等方面来看，《内篇》主要是庄子本人之作，而《外篇》和《杂篇》则多出自庄周弟子或其后学之手。《庄子》一书以简洁深刻、旷达放任的思想和才华横溢的手笔，对后世哲学、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晋“玄学”吸收庄子的思想学说是比较突出的。文学家如嵇康、阮籍、陶潜、李白、苏轼、曹雪芹等人，对庄子精神也多有承继和发扬。当我们读到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李太白的“且放白鹿青崖间，需行即骑访名山”、苏东坡的“我欲乘风归去”等诗文时，不能不追想到庄子的愤世和自任。可以说，《庄子》的思想，增添了中华文明的厚度，拓展了中国人的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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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贞观政要（精）》中所总结的以民生为本、以德治国等治国理念，诚心纳谏、仁心仁政等领导方法和决策艺术，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等人才选拔艺术，天下为家、戒奢戒贪、善始善终等修养艺术等等，至今都值得各级领导者、管理者借鉴。它能够增强民族责任感和忧患意识，能够开启富国强民、经邦济世、缔造和谐的具体方略，有助于领导者廉洁从政、丰富领导艺术、提高管理水平，有利于净化社会风气、纯洁人的心灵。在阅读此书时，我们仿佛穿越了史的时空，回到了威严壮阔的唐朝皇宫，亲眼目睹了太宗凝神沉思的表情，亲耳聆听着房玄龄、杜如晦、魏徵、李靖等贤臣的肝胆谏言，肃然产生出一种由衷的敬意。“为政之要，唯在得人”，字里行间透露着一股“人才可贵”的无声信息。在今天读来，这些观点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書从宋人文集、宋代史籍、宋元明方志、宋人法書、宋代墓誌碑刻，以及新發現和新出土的文獻中，采録《全宋文》未及收或已收但有較大差異之宋人文章，共计近三千篇，加以考訂、校勘、標點、排序，撰寫作者小傳，按作者、時代和文體編排，分为一百四十一卷，近三百萬字。本書所收文獻部分較爲稀見，是繼《全宋文》之後，研究宋史和宋代文学的重要新資料。爲便於檢索，全書分册編目，書末附作者索引、篇名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