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主编国学精要5”选录了刘安的《淮南子》、扬雄的《太玄》、桓谭的《新论》、王充的《论衡》、王符的《潜夫论》、仲长统的《昌言》和柳宗元的《柳宗元集》。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是个学问很好的人，“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他和他的门客著了一部包罗万象的大书，就是《淮南鸿烈》，就是后来的《淮南子》。《太玄》是古代汉族哲学著作，扬雄将源于老子之道的玄作为高范畴，并在构筑宇宙生成图式、探索事物发展规律时，以玄为中心思想。《新论》中的二十九篇失传了，《形神》是非常难得的一篇劫余，其中讨论“人死如灯灭”的哲理。《论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不朽的无神论著作。《潜夫论》共三十六篇，多数是讨论治国安民之术的政论文章，少数也涉及哲学问题。仲长统的著作有《昌言》三十四篇，十多万字，可是大部分失传了。他的思想主要在“人事为本，天道为末”。《柳宗元集》包括诗、赋等柳宗元的著作。

本书涵盖了南怀瑾先生有关老子、庄子、孔子、孟子以及禅佛等著作中的精华观念和讲解，甄选了南怀瑾先生国学经典著作中的原话作为每一章的标题和主旨，加入了新鲜的、贴合当下人们生活的案例加以阐述，力图将晦涩难懂的国学知识用通俗易懂的话语解读出来，同时再现南怀瑾先生的经典阐释。

“李敖主编国学精要30”选录了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郦道元的《水经注》、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等。《世说新语》写尽了魏晋人物的音容笑貌，每个故事落墨不多，或优美，或洒脱，或惊心，别有风味与情调。《水经注》是郦道元为古代地理书《水经》作的注。他参考古书四百三十种，并根据实地调查的资料，为一千二百多条河，写了三十多万字文笔优美的注。

中华文化的精髓便是国学十二道了，里面有着孔子的为人之道、老子的处事之道、庄子的养性之道、孟子的君臣之道、荀子的学习之道、孙子的韬略之道、管子的教练之道、韩非子的统驭之道、鬼谷子的权谋之道、大学中的修身之道、易经里的天地之道、禅宗里的生死之道。国学十二道，让读者可以根据现状自由选择，采各家之长，秀兼济天下之大德，以小见大，由浅到深，让读者可以轻松、快速地了解和掌握国学知识，将国学理念进行梳理，把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在读者完美呈现。

《乐府诗集》是一部成书早、收录我国古代乐府歌辞完备的诗歌总集。由于《乐府诗集》全本的篇目浩繁，为了使读者既能窥乐府诗歌之全貌，又可领略其核心精华，本书编者以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为蓝本，精心选编了其中十一类颇具代表性的名篇，汇集成《乐府诗集全鉴》一书。此外，本书还在文中添加了注释及赏析，以便于读者阅读理解，体会乐府诗词的绝妙华章。

《颜氏家训》既是一部宏大的家训教子书，也是一部学术著作，其内容丰富、广泛、体制宏大，在我国家训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体现了我国古代教子的智慧和心得，形成了一种新的、独特的文化形态。颜氏家训全鉴在参考大量古籍的基础上，将正文编写分为原文、注释和译文三个板块，并对生僻字词进行了注音，以方便读者阅读和思考。

“李敖主编国学精要27”选录了《王维集》、《李白集》、《杜甫集》、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李贺的《李长吉歌诗》、杜牧的《樊川诗集》、李商隐的《李义山诗集》、韦庄的《浣花集》、李清照的《漱玉集》、陆游的《陆放翁全集》、辛弃疾的《稼轩词》、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朱彝尊的《明诗综》、王国维的《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徐渭的《徐文长逸稿》、薛福成的《庸盦全集》。

“李敖主编国学精要21”选录了本册节录了戴圣的《礼记》、李觏的《直讲李先生文集》、倪国琏的《康济录》、洪亮吉的《洪北江先生遗集》、佚名的《仪礼》、辜汤生的《张文襄幕府纪闻》、桓宽的《盐铁论》。《礼记》着重讲述了礼仪、文化等方面的关于礼的问题。《直讲李先生文集》此书是其一生著述的汇编，作者这种欲借经典而改良现存社会制度的思想，对宋儒有较大的影响。《盐铁论》是西汉桓宽根据著名的“盐铁会议”记录整理撰写的重要史书，书中记述了汉武帝时期关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的一场大辩论，是研究西汉经济史、政治史的重要史料。

“李敖主编国学精要20”选录了《睡虎地秦墓竹简》、长孙无忌的《唐律疏议》、汪辉祖的《佐治药言》等。《睡虎地秦墓竹简》内容主要是秦朝时的法律制度、行政文书、医学著作以及关于吉凶时日的占书，为研究中国书法，秦朝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医学等方面的发展历史提供了详实的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唐律疏议》是唐朝刑律及其疏注的合编，亦为中国现存古、完整的封建刑事法典。《佐治药言》是汪辉祖做州县幕友时期的吏治笔记，是了解清朝中期基层司法活动和当时的法律概况的重要史料。

“李敖主编国学精要18”选录了龚定庵的《龚自珍全集》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龚自珍全集》是一本文学类书籍，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龚自珍是清代思想家、文学家。他的诗文主张“更法”“改图”，揭露了清统治者的腐朽，洋溢着爱国热情。《盛世危言》全书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在当时是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迷茫的晚清末世开出了一帖拯危于安的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