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定名为“中国学”而不称“汉学”，是基于我本人对“国际中国文化研究”这一学术的一种学理性的理解。本学科从20世纪70年代“复兴”以来，成果丰厚，但是学术界在汉语文化中如何定义这一学科，在范畴与概念的表述上，很不一致。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我国第一种关于这一学科研究的刊物称为《外国研究中国》，孙越生先生主编《国外研究中国丛书》系列，名称非常直白。我个人参与其间，主张采用“中国学”。1980年我出版的《日本中国学家》和l991年出版的《日本中国学史》都使用了“中国学”的概念。继后，上海华东师大出版《海外中国学评论》，朱正惠先生、王晓平先生诸位在他们的著作和表述中也采用“中国学”的范畴，中国社科院何培忠先生主编《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我国国家图书馆的相关机构称为“海外中国学研究文献中心”等等都表明，我国学界相当一部分学者，把这一学术定义为“中国学”。但是，目前我国大学中凡是涉及这一学术研究的机构，几乎都以“汉学”命名，相应的学术会议与新闻媒体也几乎都采用“汉学”的名称，学术界关于这一学科研究的重要的刊物，也称“汉学”，例如：《世界汉学》《国际汉学》和《汉学研究》等。

近代中国学术界名家辈出，形成宋以来学术发展的又一高峰。究其原因，涌现大量史料，承袭清学余荫，沟通域外汉学，当在首要之列。治学须知大势，近代国际汉学界对中国认识的深化和中国学者掌握西学外语程度的增强，使得彼此得以沟通，渐成一有机整体。通过描述分析中外学界的交往关系，可以显现学术发展的状况趋势，并把握个人及流派在其中所处的时空位置，进而探寻新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的正途大道。

钱玄同是《新青年》杂志轮流编辑之一。在任期间，他曾动员鲁迅给《新青年》写文章。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就是在钱玄同催促下写出的头一篇作品，并且头一次用鲁迅作笔名。钱玄同既反对“泥古”，又反对“蔑古”。他辨真伪，审虚实，求真信，成为承袭清代道成年间今文家极盛余绪而又启发现代用科学方法扩大辨伪运动的第一人。一般人多以顾颉刚为古史辨运动领袖人物，殊不知在这方面对顾颉刚启发最大的是钱玄同，是钱玄同要他重新清理今古文之争公案造成了他辨古史的动机。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 梁启超是近代思想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他结识康有为，并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走上了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将两人合称为“康梁”。 梁启超反对袁世凯称帝，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进行猛烈抨击，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除国学著作外，文学方面亦有多方面的成就。

在苏州，章太炎的“章氏国学讲习会”“听者近五百人，济济一堂，连窗外走廊等地，也挤满了人。各省来学者，寄宿学内者，有一百余人，盛况空前。”章太炎的国学演讲，衍传中华学脉，导夫先路，指明治学方向，被时人评为“革命元勋，国学泰斗”。病逝时，国民政府令以国葬，葬杭州西湖湖畔。《章氏国学讲习会讲演记录》都是章太炎的冶学心得，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内容丰富而充实，讲解全面而系统，深入浅出而不乏精见卓识。“章氏国学讲习会”的听课者中，不乏今日我们称之为国学大师的人物，如钱玄同、顾颉刚、傅斯年等。顾颉刚称：“他的话既渊博，又有系统，又有宗旨和批评，我从来没有碰到这样的教师，我佩服极了。”

《易学基本原理探索》以科学之研究方法，运用当代数学和天文学知识，对中华传统易学的基本原理，尤其是流传至今的“易学千古之谜”，如太极、阴阳、四象、五行、八卦、伏羲八卦图、周文王八卦图、河图、洛书等符号系统的设立扮演，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和归纳演绎论证。从中我们会更加赞叹中华民族先祖们的伟大智慧及其所缔造的博大精深的易文化，每一位承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启迪而增长提升智慧的炎黄子孙，都应以此而感到无比幸运和自豪！

一位“离孔子最近”的人，与你印证对《论语》的个性见解。在这本书里，《论语》不再仅是《论语》，还有七七八八有趣有识的东西。经典无法还原，伪装必须剥去。一本剥去《论语》层层伪皮的书，让经典深处的寂寞孔子重新生动起来。

所谓国学，原则上是指中国固有的传统学术文化。环顾世界，包含国学的中国文化是人类历史长河中唯一未曾中断，并最终形成为一套完整体系的文化。这是一个奇迹，应该倍加珍惜。国学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积累与创造，更是历代一批批具备深邃敏锐识见、渊博厚实学养的贤哲，在漫长历史播迁中，以立意高远、构架宏伟、体裁多样、数量浩瀚的学术著作，一砖一石地逐渐砌建而成的。这些以经、史、子、集分类的鸿篇巨著，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孔子，中华文明史进入轴心时期的标志性人物，他思想体系的形成，标志着华夏文明进入了她的哲学觉醒与突破时期。这一时期同时产生的思想家还有老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等等，并为我们留下了《论语》、《孟子》、《道德经》、《庄子》、《墨子》、《荀子》以及《诗经》、《尚书》、《春秋》、《左传》、《易经》、《易传》、《礼记》等一大批历史文化经典。中华文明的轴心时期，以汉武帝“罢黜百家”为标志而归于终结。此后，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礼治文明建构，使华夏文明的根本精神不断遭到扭曲，并最终导致整个文明精神的堕落。对于这种堕落，古代中国的士大夫们进行过艰苦卓绝的反抗，并试图通过重回轴心文明时期的方式，进行文化拯救。但这些努力都没有抵抗住西方文明在近代对华夏文明的进攻，并在20世纪初摧毁了中国人对自己文明传统的自信心。

大道之真谛，必由历史实践所总结而来。故以孔子之圣德，尚仅止“述而不作”；小于何知？尤不敢妄事臆创。本书之作，也不过是把久遭蔑弃的中华传统大道，溯源竟流地略加拂拭，希望稍获澡雪。殷勤望其重现煜煜光华，以救今曰之偏蔽而已。虽未敢草草从事，但讹误仍终难免。若有乖忤，责在小可；若有可取，则本先贤所赐，实未敢掠美自是，故亦当不无一得。《礼记·礼运·大同篇》开篇就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径直揭示了中华文化的真精神。因而即以前四个字，作为本书的标题，意在指出：中华文化，即乃人类文化之正源主脉。中华，自成世界。远从尧舜揖让起，直到清代中叶，堂堂五千年，便以“天下”自任，而逐渐成长起来；一直未曾自居于需要竞存的列国之林。故其所言之道，历来就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之大道。而不是富国强兵、役民称霸的方略。这说法容或未之前闻，却是真实不虚的宏观认识。不肯定这一特性，便无从理解这悠久庞大的中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