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城东南人），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了。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所以，尽管《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

《<论语>读本（修订大字版）》曾经是中国人人必读的一本书，被称为中国人的圣经，对中华民族及其民族精神的发展，有极深远的影响。作为儒学最重要的经典，是我们了解孔子思想乃至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基本的著作。

《轻松读国学：唐诗三百首》是一部旨在为广大国学爱好者介绍国学、学习国学的普及读物。国学经典，可谓恢弘壮观、蔚为大观。广大读者在学习了解国学的过程中，不仅能增长知识，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更能增强自己的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是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编写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公元前104-101年）年间约三千年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情况。它不仅开创了我国纪传体史学，也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全书分为：书、表、本纪、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史记》的成功与它的文学成就分不开。其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作者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历史人物形象。作者在描写众多人物的过程中不赞成“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的做法，这就使“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两干多年来，《史记》不仅是历史学家学习的典范，而且也成为文学家学习的典范。可以说《史记》历史中有文学，文学中历史，是历史与文学的高度统一。

《大学》与《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两篇。由于《礼记》被尊为“十三经”之一，所以《大学》、《中庸》也就被历代学人诵读。客观地讲，它们在义理的推阐上较之《礼记》其余篇章要深奥许多，但在唐以前，它们并未受到过分的关注。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兴起古文运动，提倡传统伦理观，才开始重视这两篇文章，把它们视为至高无上的“经书”。到了北宋时期，这两篇文章更受重视，神宗皇帝把它们颁赐给大臣，大臣们（如苏轼等）也屡次在书信中提及并探讨其隐奥的意蕴，程颢、程颐兄弟更是对之极力鼓吹。二程借《大学》、《中庸>中的论述来阐发自己的哲学观点。并附会说这两篇文章的作者分别是曾子、子思，是上承孔子，下启孟子的中枢，是道统得以延续的关键。南宋朱熹推波助澜，认为它们是“前圣之书”，把它们剥离出《礼记》，而与《论语》、《孟子》-道合称“四书”。这其中不免有些有意地人为夸大。但我们要知道，二程与朱子对这两篇文章的鼓吹也并非全无根据的，这两篇文章是对中国古代伦理观、人生观的总结。《大学》的三纲八条目，尤其是“修、齐、治、平”理想，《中庸》对“诚”，对“中庸”心态的推尊，都对后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学》、《中庸》所阐述的伦理观点已成为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轻松读国学：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一部编年体通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讫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记载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全书二百九十四卷，约三百多万字。
　　《资治通鉴》是由司马光主编，有刘恕、刘攽和范祖禹等人参加撰写而成的。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要写成一部简明扼要的编年体通史，二是要写成一部反映历代治乱兴衰而作为借鉴的政治史。我国史学历来非常发达，宋代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修史热潮，当时的史书已是汗牛充栋。司马光认为，对于卷帙浩繁的史书，读书人长年累月不能遍览，一辈子也难了解个大概，所以他“常欲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给人们提供一部简要的历史读本。北宋时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严重，国家政治和社会风气存在很多问题。人们要求总结历史经验，使得政治清明，达到国强民富的目的。司马光在这种情势下，因政治上一时不得志，便集中精力，通过编年历史，“叙国家之盛衰，著生民之休戚”，总结历史经验，为当时的政治服务。正是因此，宋神宗才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资治通鉴》，并为它写了一篇序文。

《中华国学大家谈》收录26位国学、汉学名家的鸿文及对他们的访谈文章。
　　《中华国学大家谈》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名家观点”收录了十位国学、汉学名家为学术期刊《国学新视野》写的 “卷首语”，这些文章简短精练，观点鲜明。第二部分为“名家访谈”，收录了十位国学名家和十位汉学名家的访谈录，从中我们既可以了解他们对国学的理解、态度，也可以了解这些名家的成长经历、治学态度以及独特的性格，还可以了解外国学者怎么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总之，《中华国学大家谈》深人浅出，珠玉纷呈，为热爱国学的群众了解、认识当今中华国学提供了一条捷径。

《<民国学术文化经典>系列丛书：国粹与国学》综汇作者许地山在大公报相继发表的十三篇议论文章，论题涵盖宗教、文物、语文三个领域。其中《宗教底妇女观》论述了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对妇女的态度，以及产生这种态度的原因，是较早的探讨女性地位的论文。《<民国学术文化经典>系列丛书：国粹与国学》-文是作者最后一篇完成的遗著。文中严厉地批评了当时中国一批以保存“国粹”为口号，而不知“国粹”为何物的文入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