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茶座（第四辑）》，山东人民出版社创办《国学茶座》这份杂志的目标是“普及国学知识，培育国学新人”。基于这样的目标，该杂志的读者应以大学生以及低于大学生的高中生、高于大学生的研究生、青年教师为主，同时，从事国学相关工作如编辑、图书馆、企业文化教育、对外汉语教育（孔子学院）等方面的专业人员以及一般国学爱好者也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国学茶座》设以下栏目：国学通义、经学古今、史林丛谈、诸子纵横、文苑杂俎、佛学内外、道教玄览。文章内容涉及九经三传、语言文字、史传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国家民族、风俗礼制、金石图书、周秦诸子、宋明理学、

《传习录》是中国明代哲学家、宋明道学中心学一派的代表人物王守仁的语录和论学书信。“传习”一辞源出自《论语》中的“传不习乎”一语。　《传习录》包含了王阳明的主要哲学思想，是研究王阳明思想及心学发展的重要资料。上卷经王阳明本人审阅，中卷里的书信出自王阳明亲笔，是他晚年的著述，下卷虽未经本人审阅，但较为具体地解说了他晚年的思想，并记载了王阳明提出的“四句教”。

读圣贤书，立君子品，做有德人。《北大国学公开课》为您展示不一样的国学课堂，了解国学的经典所在，体会国学中的无穷智慧。这是写给每一位普通人的国学书，足不出户就可以学到北大课堂的国学知识，轻轻松松领悟到国学的真谛。多读多学，可以对国学中的精髓有深刻的了解。

《庋榢偶识 旧学辨笺述》由王伯祥先生撰写的《庋榢偶识》和王湜华先生撰写的《旧学辨笺述》两部分组成。《庋榢偶识》是王伯祥先生藏书题识的结集。这些题识有的是对书的评价，有的是漫记得书时的情状和心情，间有发明和考证。《旧学辨》是王伯祥先生的遗著，生前从未付梓。《旧学辨笺述》是王伯祥先生之子王湜华先生对《旧学辨》全文的笺注考述，并作系统解释，内容包括三十二篇释文，贯穿全书。

《三十六计》，是根据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思想和丰富的战争经验总结而成的兵书，是中华民族悠久文化遗产之一。最早见于《南齐书·王敬则传》，但至今并无准确的年代和作者可考。全书共有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混战计、并战计、败战计等六套计，前三套是处于优势时用之计，后三套是处于劣势时所用之计。本书根据计名，多选取中国古代战争中的实例，加以说明，帮助读者理解。

关尹子是先秦道家人物的重要代表，庄子把他和老子同称为“博大真人”，《吕氏春秋》将其思想主旨概括为“关尹贵清”。《汉书·艺文志》著录了《关尹子》九篇，但《国学新智文库·以清为贵的文化哲学：及其注疏研究》后来不见，直到隋唐时又复出。唐以来，出现了许多注释本。《国学新智文库·以清为贵的文化哲学：及其注疏研究》对《关尹子》及其注释本——陈显微的《文始经言外旨》、杜道坚的《关尹子阐玄》、牛道淳的《文始真经注》和王一清的《文始经释辞》展开比较系统研究，适合于高校或研究单位从事中国哲学、宗教学、文献学、历史学、中国古典文学等相关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者阅读。

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总结凝练出来的，是中华传统文化之精髓。它蕴含着丰富而深邃的道德文化资源，其基本内容具有历史恒定性，对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形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完整思想道德文化体系。而修身，即个人道德修养和人格养成，是带有基础性和本源性的。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必须高度重视个人品德的养成。本书精选了上自先秦下迄晚清，涵盖文、史、哲、政等多个领域的经典名句，按照立志、为学、仁爱、诚信、义勇、礼让、勤俭、职守、公正、气节等十个修身德目进行分类。所选内容紧密联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现实需求，力求简明扼要、易于传播，不囿于通常的学术分类和编纂体例。

《徐霞客游记》是一本以日记体为主的中国地理名著，本书依从徐霞客的足迹编排，收集了天台山、雁宕山、黄山、庐山等名山游记十余篇，以及以地区为划分的《闽游日记》、《黔游日记》、《滇游日记》等地域性游记。

《云南文史书系：国学与传统》是著名学者王运生先生的一部学术随笔集，收录了《国学与传统》、《说士》、《陶苏分论》、《陶苏合论》、《古人著书的几种模式》、《读古书与现代精神》、《谈诗体的改革》、《谈读书》和《读书随笔两则》九篇文章，体现了作者对国学与传统等相关问题的关切与思考。

《轻松读国学：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一部编年体通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讫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记载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全书二百九十四卷，约三百多万字。
　　《资治通鉴》是由司马光主编，有刘恕、刘攽和范祖禹等人参加撰写而成的。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要写成一部简明扼要的编年体通史，二是要写成一部反映历代治乱兴衰而作为借鉴的政治史。我国史学历来非常发达，宋代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修史热潮，当时的史书已是汗牛充栋。司马光认为，对于卷帙浩繁的史书，读书人长年累月不能遍览，一辈子也难了解个大概，所以他“常欲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给人们提供一部简要的历史读本。北宋时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严重，国家政治和社会风气存在很多问题。人们要求总结历史经验，使得政治清明，达到国强民富的目的。司马光在这种情势下，因政治上一时不得志，便集中精力，通过编年历史，“叙国家之盛衰，著生民之休戚”，总结历史经验，为当时的政治服务。正是因此，宋神宗才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资治通鉴》，并为它写了一篇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