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鲁迅始于中学时代，记得刚进学校，便买了一册《鲁迅小说集》。然而，在明净的玻璃窗下，最多只能在字面上浮游一些时，至于深隐的意义，那是无由体察的。到了“文革”，阅读才算是比较有系统，虽然买不到全集，但所有的单行本都给我弄齐了。与其说这是书林中的一次邂逅，无宁说是带有一定意向性的选择。不过，只有这时候，我才意外地发现，鲁迅的著作原来是一服强力止痛剂。“文革”初期，我被打成“小邓拓”、“牛鬼蛇神”，后来被红卫兵运动冲掉了。几年后，父亲先后两次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有一年多的时间被关押在一个叫“三结合”的监房里。大姐为了同隔别多年的丈夫团聚，于是成为“偷渡犯”，入狱不下数次。那时，“群众专政”是不管吃饭的，我便充当了一个送粮食的脚色，奔走于“大队”与“公社”之间。最荒诞的有一次，因为送粮食的时间晚了，把我也给关了起来，直到一周过后才被释放出来。每当政治运动届临，宣传队工作队进驻村子，不问而知，我家必定最先成为审视的对象。惊恐、焦虑、屈辱和苦痛笼罩了每一个日子。在这个世界上，有谁能给我慰藉？谁能给我以生存的勇气，教我走人生的长途？我庆幸自己能够阅读，因为在焚余的有限的书籍中，我得以重新认识那个叫鲁迅的人。是人，不是神。人们谈“文革”是“现代造神运动”，其实所造的乃是别的神祗，并非鲁迅。鲁迅永远是无权者的灵魂的保护人——这是我，从自身多年的生活和阅读经验中所感知的，而不是从圣谕或权威著作中获得的结论。鲁迅从困顿中来，深知底层的不幸；他经历过各式革命：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除了出版物，主要通过左联及留苏朋友的关系），对革命和革命者有深刻的观察；他一直经受黑暗的压迫，从国家这头怪兽到出没无常的鬼蜮，都曾一一见识过，交战过。他站在壕堑里，但有时也走出来，露出笔直的颈项、骨头和血肉，抵抗背腹两面的夹击。然而，即使在搏战最激烈的时候，他仍然不忘以宽大的布衣护卫弱小的一群。他说过，他本人更偏于“姑息”的一面。然而，社会不容他姑息，他唯一可选择的只有抗争。“文革”进入后期，气候不但不见晴朗，反而愈加恶劣。在乡村寂静的夜晚，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我一共写下十余篇论文：《鲁迅论秦始皇》、《鲁迅与瞿秋白》、《鲁迅论〈水浒〉》、《鲁迅论写真实》……这些文字，都是为当时的时代语境所激发的，而且都同鲁迅有关。除了论《水浒》一篇在多年以后拿出发表外，其余没有发表，写作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发表，相反极其害怕被发现。稿纸写满后，便小心地一页一页投放到木匠朋友为我的桌子特制的活动夹层里。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鲁迅当年说他是戴枷锁跳舞，我却是在枷锁中静静地呆着，想象当众跳舞的幸福。记得巴金曾经说他在“文革”中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每译到那些诅咒沙皇暴政的话，就有一种复仇般的快意。我很能体会这种心情。[前言]朋友告诉我，说有一位海上批评家说我是鲁迅的“凡是派”，问我意下为何？我回答说荣幸之至，只是愧不敢当。在中国，鲁迅是唯一使我确信的一位真正能为中国的进步和底层大众的命运着想的知识分子。不同于权势者，他没有指挥刀可供驱遣，所以教人向往者，全凭人格和思想的魅力。然而，以他的博大、崇高、深邃，实在难以追蹑，用一句古话来说，就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所谓“止”，换言之，也就是虽欲“凡是”而不能。举最简单的例子。鲁迅要英俊出于中国，甘愿做“人梯”，让别人踏着他的肩背攀登向上。他后来加入左联，就是乐于为激进的青年所利用，但从当时的私人通信看，他早已看清这班人“皆茄花色”，却仍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份做牺牲的用心，坦白说我是没有的，相信那位自以为超拔的批评家也未必便有。

他并不像别的伟大人物那样，带给世间的惟是静止于历史的或一阶段的炫目的光辉；与其说，他带来的是“欣慰的纪念”，凯旋门，缤纷的花束，无宁说是围城的缺口，断裂的盾，漫天无花的蔷薇。作为现时代的一份精神遗产，它博大，沉重，燃烧般的富于刺激，使人因深刻而受伤，痛楚，觉醒，甘于带着流血的脚踵奋力前行。[前言]鲁迅死于20世纪而活在21世纪。这是一个奇异的生命现象。然而，他并不像别的伟大人物那样，带给世间的惟是静止于历史的或一阶段的炫目的光辉；与其说，他带来的是“欣慰的纪念”，凯旋门，缤纷的花束，无宁说是围城的缺口，断裂的盾，漫天无花的蔷薇。作为现时代的一份精神遗产，它博大，沉重，燃烧般的富于刺激，使人因深刻而受伤，痛楚，觉醒，甘于带着流血的脚踵奋力前行。1881年，鲁迅出生的年头，正好临近帝国的悬崖，是时间的断裂带。中国现代化，在民族的屈辱中蹒跚起步，许多陌生的事物，陆续出现在大队蠕动着的辫子和小脚之间。随着经济的萌动，政治改革的一次尝试——戊戍变法——旋起旋灭，蒙受血光之灾。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横亘在官员、士子和百姓面前的共同的问题。汉学家费正清用“沿海中国”和“内陆中国”的概念，阐述中国近代的两大传统。鲁迅的出生地，恰恰落在沿海中国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城镇：绍兴。它是古老的，又是年轻的；它是越王报仇雪耻的故地，又是新书报最早流布的地方。在它四周，毗连大小村落，具有明显的边缘色彩。鲁迅的大家庭过早败落，对应于古老中国的命运，很有点同构的意味。由于祖父下狱事件的牵连，他曾经在乡下度过一段短暂的“乞食者”生活。祖父被判“监斩候”，由最高统治者于顷刻间的“钦点”决定一个人的生与死，这是荒谬的，但是又是天经地义的。权力的这种不测之威，使他自小便为一种无法言说的焦虑、耻辱和仇恨所抓攫。父亲的长期卧病和后来的亡故，无疑加剧了他的精神创痛；而作为长男，又不得不从中担当沉重的责任。家庭的两次变故，把他无情地推落到社会底层；从小康而入困顿，终致自我放逐，远走异乡，“把灵魂卖给鬼子”。生活的巨大落差，构成了他日后反抗现存秩序的广阔而深刻的背景。可以说，鲁迅来自传统中国的黑暗的深部，来自现代的源头，来自东西方文化冲突的第一波，来自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的粗糙的摩擦面。鲁迅及其时代的关系，就整个现代化进程来说，带有某种“原型”性质。由于改革的缓慢，在一个长时段内，前前后后会产生许多彼此类似甚至雷同的事件；也就是说，在无限张开的现实当中，将仍然不断遭逢以往的幽灵。这种“同义反复”的东西，是最本质的东西。鲁迅始终抓住这东西，对于这个前现代社会，则抓住其中的死结：“吃人”。所谓“吃人”，即作为个人的从生存到发展的各种权利，全然遭到剥夺；用马克思对专制社会的概括，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然而，人们已经习惯于奴隶的非人的处境，麻木，苟且，逃避自由。对于现实，一是不敢正视，二是善于遗忘。鲁迅所作的斗争，不但在于揭露黑暗的事实，还要暴露各种企图掩饰黑暗的行为。可怕的是，这其间，除了官方的布置，还有“同人”的合谋，以及民众的参与。鲁迅天生敏感，激烈，不能容忍有害的事物。他极力使司空见惯的东西陌生化，使隐蔽的东西公开化，使稳定均衡的东西极端化和尖锐化，总之，他要使“黑暗的动物”现形，使“铁屋子”里的人们无法昏睡和假寐，使大家看见事实的实在性，使真理自明。鲁迅的全部努力，几乎都在于揭示时代的真相。所以，当我们重温鲁迅的文本时，就会诧异地发现：被揭露出来的一个又一个未曾改变——鲁迅倾其一生都在促进其改变——的事实，已然包涵了一种猫头鹰式的洞见，犹如先知的预言。我们是谁？人还是奴隶？我们是否具备自由的意志和权利？

鲁迅——不可略去的文学阅读鲁迅先生惟一的一部自选集荟萃鲁迅小说、散文精华校注整理反映了鲁研界的最新成果全民阅读鲁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除去光环的鲁迅，在今天仍然需要阅读，只是，不仅因为他尖锐的思想，更因为他独特的文本——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无法逾越的高峰。作为普通的读者，我们应该读鲁迅的什么呢？鲁迅先生生前，只编选出版过一部自选集——《鲁迅自选集》， 1933年3月，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之后虽多次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查禁，但到1942年，仍印刷了7次之多，可见鲁迅作品的魅力所在。从1933年至今，已经七十多个年头了，鲁迅先生的作品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版本，但这本《鲁迅自选集》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因为它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部自选集，反映了鲁迅先生对自己作品的评价和取舍尺度。同时，鲁迅先生是按照材料、写法的不同编选的，因此全面反映了鲁迅文学创作的成就。所选的22篇作品，来自他的《野草》《呐喊》《彷徨》《朝花夕拾》《故事新编》五种作品专集，有我们大家熟知的《孔已己》《阿Q正传》《伤逝》《奔月》《猫》等。

鲁迅最大的特质，是有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胸怀。看到受苦受难永无了日，故有其“哀”；看到受苦受难而无长进，故其“怒”，在一个“个人主义”盛行的时代，这样的胸怀是要受到批评的；别人的“不幸”与你无干，你可以不“哀”的；别人的“不争”与你无干，你可以不“怒”的。鲁迅的一生，就活在“哀”与“怒”循环交错的复杂“情结”里，时而“俯首”，时而“横眉”，时而“甘为孺子牛”，时而“冷对千夫指”……郁达夫说：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为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为鲁迅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李长之说：倘若以专门的学究气的思想论，他根底上，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常说不能确知道对不对，对于正路如何走，他也有些渺茫。中国现代史之研究家或爱好者，中国现代文学之研究家或爱好者，鲁迅之拥护者或批评者，传记文学之研究家或爱好者，大中小学生……他似乎是骂人最多的人，被他指名道姓骂过的，至少有百人左右，与之“交战”的重要人物，也有二三十名。他骂章士钊的思想与人格，他骂胡适的某些言论和行为，他骂陈源（西滢）的为军阀作伥，他骂徐志摩的诗，他骂杨荫榆的“女师大风潮”，他骂粱实秋的没有“阶级性”——他想骂谁就可以骂谁，而且越骂自己变得越伟大。他被视为“新文学的奠基人”，“思想革命的先驱者”，“思想界权威者”，“人民文豪” ，“民族魂”，“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和楷模”，“文坛上风摧不折，雷击不了，斧劈不倒的长盛不衰的长青树”，“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旅英雄”……——他有说不尽的飞扬他似乎又是被骂最多的人，从“不是革命家”，到“鲁迅嫖妓”，被骂的方式五花八门。他的“革命家”的身份受到质疑，被认为“并无多少革命行为”，“没有真正从事过地下活动”，“不算是革命家”。他的“思想家”的身份受到质疑，被视为“没有深邃的哲学脑筋”，“没有幽远的问题”，“只有零星的杂感而不成系统”。他的私生活受到质疑，被视为”色情环境的享受者”，“生活作风不正派”，“外表像孔老二，居然也搞起玩妓女的事”……他被视为“传播流言”和“放冷箭”的人，被视为一下笔就“构陷人家的罪状”、“不是断章取义，便是捏造事实”的人，被视为“戴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入于身心交病之状况”的人，被视为“彷徨于艺术与名利的明暗之间”的人，被视为“心理变态”、“人格卑污”、“好恶小人”、“封建余孽”、“戴着白手套的法西斯蒂”、“二重性反革命人物”、“没有大规模的文学上的努力”……——他有说不尽的落寞

神话赋予希腊罗马艺术家们灵感，他们不畏挑战，以静态的形式，将神话故事娓娓道来。画家、雕塑家和其他艺术家在茂密的神话丛林里探索、开拓，创作之道各有千秋。在本书中苏珊•伍德福德深入探究了绘制在各种陶瓶和雕塑上的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和神话人物，讲述了他们在创作中使用的不同方法；阐释了在表现某些故事时，作者所创造出的不同体例；探究了这些体例改变、改进，甚至被移花接木，用于另外一种情景之中的方式；分析了神话故事之间的不同之处——或混为一谈之处；解释了神话与日常生活和政治宣传的联系以及不断变化的品味对神话艺术创作的影响。《古代艺术品中的神话形象》一书内容生动、通俗易懂、取材广泛、插图丰富，以独特的视角、新颖的见解对希腊罗马艺术品中的神话形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朝花夕拾》为鲁迅一九二六年所作回忆散文的结集，共十篇。前五篇写于北京，后五篇写于厦门。最初以《旧事重提》为总题目陆续发表于《莽原》半月刊上。一九二七年七月，鲁迅在广州重新加以编订，并添写《小引》和《后记》，改名《朝花夕拾》，于一九二八年九月由北京未名社初版，列为作者所编的《未名新集》之一。一九二九年二月再版。一九三二年九月第三版改由上海北新书局重排出版。书的封面为陶元庆所绘。

本书系统介绍了鲁迅一生的重要社会活动。全书共两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鲁迅从青年在日本留学时期起到晚年逝世前的一生中的重要社会活动；第二部分是鲁迅从青年时代到晚年一生中署名发表的宣言、声明。本书在梳理史料时，还作了一些小考证。这些小考证所占篇幅不多，言简意赅，给读者在阅读时增添不少趣味。　本书系统叙述了鲁迅一生的社会活动，分上下两编，上编介绍了鲁迅一生中对学生爱国运动、对党派和革命团体的态度；下编收录了鲁迅发表过的署名的宣言、声明等，全书史料翔实，为研究鲁迅、了解鲁迅提供了新的视角。

《红星佚史》里所讲的是古希腊的故事。这书原名为《世界欲》，因海伦佩有滴血的星石，所以易名为《红星佚史》。 《红星佚史》一九零七年十一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署英国罗达哈葛德安度阑俱著，会稽周逴译。该书周作人直接从英语翻译，一九零七年春完成。其中约二十首诗歌由他口译，鲁迅笔述。

本书是周振甫先生对鲁迅诗歌的注。全书收入鲁迅诗歌共62题79首，是目前最为完整的注本，按旧体诗、新诗、民歌体诗以及轶诗四大部分对鲁迅诗歌做了分类，每首均加注释加阐述，并在附录中对鲁迅的诗论做了系统的理论探讨，是解读鲁迅诗歌的权威辅助读本。总的说来，鲁迅的旧体诗，反映出深广的忧愤和高度的思想性，构成他的诗歌的主要风格，即“深郁顿挫”。沉郁指内容的深沉说，顿挫同感情激越有关。深厚的内容和激越的感情构成鲁迅的特色。[看更多]

发轫于五四时期的中国新文学，实谓华夏智慧面对现代语境破局之谋，无论就话语内涵还是文体形式来说，在文学史的长河中都是一个激烈的转身。有此剧变，而有一代风流，数辈绝妙文章。告别旧时“言志”与“载道”，新文学义无反顾踏入开启民智的“立人”之途，那个充满焦灼与苦闷、喧嚣与希冀的时刻本身就是饶有意味的一页。而今回头细看先驱者的文本，人的诉求依然激动人心——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彷徨求索的文学家们，是如此直面人生，向善求真，也竟如此违情越俗，踔绝无羁。惟因如此，在当下文化多元交融的现实语境中，现代文学愈益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知识构成和审美记忆。“名典书坊”着眼现代大家传世篇什，遴选最具阅读价值也最具人文承载之艺术精品，以作家个人各体创作为单册，拟将陆续分辑推出。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本社整理出版现代作家集册凡二三百种，曾先后编有“现代经典作家诗文全编系列”、“世纪文存”、“摩登文本”等现代作品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