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有金庸，没有古龙，汉语世界将如此寂寞；如果只有萧峰，没有李寻欢，江湖将黯然失色。武侠，成年人的童话，令多少人神往，多少人动容。穿行其间，刀剑翻飞，心醉神迷，山河壮丽，风情万种，……痛过，醉过，痴过，笑过，醒来后，就有此《江湖外史》。本书是一部才华横溢的借金庸、古龙小说中的人物说事的书，也是一部关于八十年代北大“青春记忆”的书，更是一部探讨生活道路问题的书。作者把金庸、古龙、博尔赫斯、海子、亦舒、塞林格、本雅明等放在一个平面上探讨，把萧峰、李寻欢、虚竹、无花、令狐冲、叶孤城、林仙儿等放在一个终极问题上来称量，显示出惊人的纵横捭阖能力，妙趣亦由此横生。有网友称，本书是网上评论金庸古龙最精妙、最富于才情的文字。“这样他造就了一种奇怪的文本，一边解读古龙金庸，一边则回忆青春岁月。不拘一格的写作者往往混淆文体，却能随手出神品。”当作者把金庸、古龙和博尔赫斯、海子等人放在一起谈论的时候，其实已经意味着把素来不大被正统文化圈接纳的武侠小说大家经典化了。武侠文化一直是中国大众生活中的热点，2006年更可谓“武侠之年”。萧鼎、凤歌、沧月、小椴等新武侠方兴未艾，金庸携修订版再出江湖，《百家讲坛》上北大醉侠孔庆东《笑书神侠》，《七剑下天山》和《神雕侠侣》火热荧屏，搞笑武侠剧《武林外传》更成为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

十几年前，随着《曾国藩全集》和以曾国藩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的出版，一个一度曾经改变历史走向的人物，仿佛一件稀有文物被发掘出土似的，立时引起国人的广泛兴趣：官场士林、商界军营乃至市井小民，一时间都以谈论曾氏为博雅为时髦。此风亦波及海外华人世界，华文媒体也争相介绍这位早已被遗忘的曾文正公。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岂只千百，为何此人能得到众多领域和层次的关注：似乎只要是中国人，谁都可以从他身上说点什么！看来，这就不仅仅是出于个人经历的传奇性，而是此人身上有着民族和文化的负载。当今的时代，是一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西方文化仗着经济实力的强大，正在向全世界各个角落风卷残云般扑来，大有排斥、压倒一切文化的势头。曾经创造过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国文化，在如此形势下如何立足，它究竟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中华民族还需要它的哺育吗？它还有发展的可能吗？这些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如今似乎已成了有识之士的困惑。曾氏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最后一个集传统文化于一身的典型人物，人们对他的关注和兴趣，正好给我们以启示：处在变革时期而浮躁不安的中国人，依然渴求来自本族文化的滋润，尤其企盼从这种文化所培育出的成功人士身上获取某些启迪。这启迪，因同源同种同血脉的缘故，而显得更亲切，更实用，也更有效。此事给我们这批从事中国文化工作的人以振奋，它使我们增加了信心，看到了未来的前途。然而，中国文化既博大精深，又浩繁杂芜，在眼下信息爆炸竞争激烈的时代，机遇良多，一刻千金，人们再也没有往日田园般宁静的心境和经年累月足不出户闭门读书的悠闲，如何让忙于事功者领略中国文化的智慧呢？笔者认为，对于有志于此的人来说，不妨试用一法：在一段时间内将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身上，将他看透研深，再由此一人而去领悟全体。佛家说一叶一菩提，一花一世界，古人说一经通而百经通，说的都是这个意思。曾国藩便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人之一，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都有值得借鉴之处。比如说，作为一个个体生命，他以病弱之躯在短短的六十年里，做了如许多的事情，留下如许多的思考，他的超常精力从何而来？作为一个头领，他白手起家创建一支体制外的团队，在千难万险中将这支团队带到成功的彼岸，此中的本事究竟有哪些？作为一个父兄，一生给子弟写信数以千计，即便在军情险恶、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之际，仍对子弟不忘殷殷关注、谆谆教诲。他的这种非同寻常的爱心源于何处？作为一个国家的高级官员，在举世昏昏不明津渡的时候，他能提出向西方学习徐图自强的构想，并在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加以实施，他的这种识见从何产生？所有这些，都是值得今人仔细琢磨的课题。看透曾氏，最主要的方法是读他的文字，但曾氏传世文字千余万，通读亦不易，只能读其精华；其精华部分首在家书。清末民初时期，曾氏家书乃士大夫必读之书。青年毛泽东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尝见曾交正家书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作文章；作文章时又参以杂务，以致百不一成。”信中所说的，出自曾氏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致玩弟的信。毛泽东信手拈来，可见他对曾氏家书很熟悉。曾氏家书，过去被当作治家圭臬来读，但现代人的家庭已大为简化，当年那种四世同堂、兄弟众多的大家庭已不复存在。今天人们的所谓治家，说到底不过是教子而已，至于“子”，也只独生一个，且学校和社会又担负了其中的主要责任。如此说来，曾氏的家书还有读的必要吗？其实，这部家书远不这般简单。它是一个思想者对世道人心的观察体验，是一个学者对读书治学的经验之谈，是一个成功者对功名事业的奋斗经历，更是一个胸中有着万千沟壑的大人物心灵世界的坦露。读懂这样一部书，胜过读千百册平庸之作。早在上个世纪初，蔡锷将军便辑录曾氏有关治兵方面的文字，并加以评说，用来作为培训新军将官的教材，在中国军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笔者效法蔡锷，在曾氏千余封家书中选取三百多封加以评点，从曾氏的家世学养、人脉关系及时代背景等方百入手，阐发信里信外诸多令人感兴趣的话题，试图与读者一道，深入曾氏的心灵世界，破译曾氏家族崛起的密码，并借此来触摸一下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层积淀。蔡锷乃一代英杰，他的评说虽然简短，但其人丰富的军事理论和不朽的军事功勋，足以使他成为评论曾氏治兵语录的权威。笔者从没想到要跟他攀比，只是凭借着二十年来对曾氏潜心研究的心得，撰写一点理性思考的文字，但愿这种努力与写作初衷不至于相距太远。唐浩明

《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是林语堂旅美专事创作后的第一部书，也是继《吾国与吾民》之后再获成功的又一英文作品。该书于1937年在美国出版，次年便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榜首达52周，且接连再版四十余次，并为十余种文字所翻译。林语堂在书中谈了庄子的淡泊，赞了陶渊明的闲适，诵了《归去来辞》，讲了《圣经》的故事，以及中国人如何品茗，如何行酒令，如何观山，如何玩水，如何看云，如何鉴石，如何养花、蓄鸟、赏雪、听雨，吟风、弄月……林语堂将中国人旷怀达观，陶情遣兴的生活方式和浪漫高雅的东方情调皆诉诸笔下，向西方人娓娓道出了一个可供仿效的“生活最高典型”的模式。

《红楼梦》是中国和世界文学史、文化史上的划时代的巨著。在这部巨著中，围绕着少数的主人，活动着大量的奴婢人物。其中的奴婢群体形成一个完整的网络，自成一个完整的人群的世界。《红楼梦的奴婢世界（插图珍藏版）》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分析和评价，深入挖掘人性的本质，并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生活在富人群体周围的中下层奴仆的生活画卷，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为了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把握曹雪芹和程伟元、高鄂描写奴婢形象的高度艺术成就，《红楼梦的奴婢世界（插图珍藏版）》不仅详尽分析和评论了年轻美貌聪慧的丫鬟，对《红楼梦》中引人注目的中老年女仆和田性小厮、奴团（焙茗、兴儿、焦大、包勇）也做了详尽的梳理和分析。

《是谁误解了红楼梦：从刘心武“揭秘”看红学喧嚣》从引起广泛关注的刘心武先生的“秦学”切入，集纳红学界内外诸多声音，对红学史上著名的索隐派和考证派之争、《红楼梦》是不是自叙传、《红楼梦》是不是在隐写历史、曹雪芹是不是作者等焦点问题全面回顾、深入反思并提供了新的视点，把长期以来仅在学界内争论的种种问题介绍给广大读者，给关心红学的人们一个了解学术发展的窗口。《是谁误解了红楼梦：从刘心武“揭秘”看红学喧嚣》收入的文章不限于红学专家，很多红学票友的观点也不乏新意，学术需要争鸣，更需要交流，正所谓偏听则喑，兼听则明也。

追随感伤零余的郁达夫、轻盈飘逸的徐志摩，身临“五四”文人的浪漫之境；追随奇崛嶙峋的李金发、忧郁孤独的戴望舒，踏寻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风；评说背着传统重担走出传统阴影的鲁迅，称引以反讽实践文字魅力的高晓声；崇仰史丹纳的人文精神，采撷塞弗尔特的灿烂之果；与昆德拉同笑同忘，和马尔克斯共孤共寂……李欧梵教授游历中西，文字发自真性情，所思所叙“不中不西，又中又西”，“欧”化又不无东方的“梵”音。他徊想文学，更是在记录那段徘徊中外的心路历程。本书收集了作者近年来见之于报端的学术随笔，在内容上颇为一致地反映出作者对中国尤其是大陆的现代代文学和世界文学尤其是东欧和拉丁美洲文学的关注、评论和思考，是一位有着中西求学、治学背景的学者在中西文化之间徊游辗转的产物。本书有关中西文学的通达见解对中西文学的思考颇具启示意义。

在康桥畔沿着徐志摩的足迹，“刻意”找寻20世纪20年代的灵感；在萨尔茨堡和维也纳，为音乐之都的“飘零”而感伤；遍寻卡夫卡和昆德拉的城市，去细读波希米亚渐被遗忘的旧日记忆；看中国电影，下中国馆子，唐人街是心中的“麦加”；在“闲书”与正书间艰难取舍，便有“闲书呆子”无耐而帅真的自白；面对还不清的“书债”，常常不胜惶恐……这些充满浪漫情怀的文字不仅是李欧梵教授一段难忘经历的记载，更是一种激情的证明，一种真性情的体现。本书前言序言《西潮的彼岸》和《浪漫之余》是我最早出版的两本杂文集：《西潮的彼岸》于1975年在台湾初版（我手头存有一本则是1982年第九次印刷的）；《浪漫之余》出版于1980年。现在竟然有机会将二书的部分内容合而为一在大陆出新版，真是我始料未及。现在再翻看这两本三十年前写的旧书，真可谓是“明日黄花”了。我突然想起鲁迅的一篇名文《腊叶》，如果我的写作生涯是一本书的话，这两本书也就是我的人生“大书”中夹着的两片腊叶，虽然表面看来早已枯萎，但内中所包含的却是一股年轻时代的清新热情。也记不清这股热情是如何引发的，可能是最早的一段异国恋史，在经历过程中有感而发。当时台湾的一本杂志《大学生活》委托在哈佛的老同学谢文孙向我约稿，我适在英国剑桥，找寻徐志摩的资料作为论文的一部分，遂写下这第一篇文章《剑桥踏寻徐志摩的踪径》，用“奥非欧”的笔名发表，自称为“非小说”，乃故意衍用当时美国流行的一种文类“non-fiction”，将之改头换面，作为一种“自传”的形式。该杂志的编者还特别加上按语，说：“作者饱受西洋洗礼，尤其欧陆存在主义的影响，所以文章中能极勇敢的面对真实，作赤裸裸的自白”，并附以《心路历程》的标题（或者这原是我自己定的题目，而《剑桥踏寻徐志摩的踪径》则是编者所加，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后来这篇文章和其它两篇《撒而斯堡音乐节》、《奥国的飘零》，连同马森（笔名为飞扬）描写他在法国的所见所闻：《法国社会素描》中的四篇文章：被拼凑成一本书，就以我的文章为书名。几年后在台湾纔认识马森，两人提起此事不禁哑然失笑，素不相识竟然也合写了一本书。事隔三十年，现在回想起来，更难描述我写这两本书的文章的个中滋味。诚然，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我只有三十岁（写“徐志摩”文时还不到三十岁），现在从“花甲”之年的视角回顾，已经没有任何激情或伤感，但也不忍自嘲。只想到约四、五年前在台湾台东旅游时见到了一位文学界的朋友，他也人到中年，但比我至少年轻十多岁，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就很诚恳地对我说：“我是在中学时代看你的书长大的，不过现在早已不看你的文章了！”意思似乎是：现在时过境迁，早已越过那个时代了。我回答说：“我自己也不忍卒睹。”真的是“不忍卒睹”吗？其实心中对于这些年轻时代的旧文不免也产生鲁迅对待自己的散文诗《野草》的感觉：“我自爱我的野草”（《野草·题辞》），原因可能也相似：现在的我再也写不出来那股激情来了。前晚看法国旧片《广岛我爱》（HiroshinaMonAmour），片中有一个镜头令我特别感动。法国妇人深夜在酒吧和她的日本情人边饮边谈她的第一个爱情故事，突然激动地说：“我那时候真年轻！”这种感觉，人不过半百恐怕很难感受得到。《西潮的彼岸》就是一本“我那时候真年轻”的感情记录。二书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浸透了一股浪漫的情怀，这是个明显的事实。可能是因为我受了自己论文题目的影响：为了写《中国现代作家浪漫的一代》（《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可作为论文的提纲来读），连我自己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浪漫起来了。于是从徐志摩写到他的英国朋友；从欧游的经历中把自己的飘零心态加在异国文化身上；又从理想的高峰批评日本和香港的现实，当然更把自己的感情信仰追溯到徐志摩和先师夏济安先生（“浪漫的圣徒”）；甚至还为了自己的婚姻大事写了一篇情文并茂但却是莫须有的《上父母亲书》。倒是《父亲的日记》一文（原是为先父李永刚抗战时期的一本日记《虎口余生录》所写的后记，多年后这本日记在台湾出版），写的特别用心，原因自明——我觉得这本日记不但是“家史”，甚至在中国近代史中也该算是一份珍贵的史料。《浪漫之余》继承了《西潮的彼岸》的余绪，又多加几篇半学术性的文章，后来又收在我的第三本书——《中西文学的徊想》中。此次将三本书重新编排成两本，分别为《西潮的彼岸》和《中西文学的徊想》，换言之，《浪漫之余》被腰砍了，内中较富感情或个人意义以及留学读书经验的文章放在第一本书，而将讨论台湾及大陆作家和作品的文章放在第二本书，和有关中西方现代文学的文章放在一起，庶几合乎《中西文学的徊想》的原名的意涵。这样的安排也为了避免重复，其实在三十多年留美的生涯中，我写的中文文章并不多，就只有这三、四十篇，倒是在最近三、四年，特别是自哈佛教职退休后，文章纔多起来，也许这代表了我以文字“落叶归根”的心情吧。在《浪漫之余》原序中，我曾为我早年的“西化”思想和“海外华人”的立场再三辩解，其实这些论调也已过时，在这个“全球化”的“后现代”世界中，“西潮”早已失去当年的历史意义（这原是取自蒋梦麟先生的一本自传书名）。而“彼岸”呢？我指的本来并非中国传统文化，而现在也无所谓“回头是岸”的说法了，即使我将来随妻子归佛，放弃这个商品消费文化的荣华富贵，恐怕“回头”为时已晚了，倒不如把自己早期的作品“立此存照”，或者可以为二十一世纪的“世故”读者带来些许“天真”之情，则予愿已足。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协助此书出版，也是这个作品系列的始作俑者：季进，还有我的妻子玉莹，她非但对于我年轻时候的故事了如指掌（当然是经过我无数次的重述），而且比我更珍惜这些旧作的价值，并鼓励我将之再版，因此我要把这些书——过去写的、现在和将来写的——都献给她，并以此见证我们的感情和婚姻。这就是“浪漫之余”的成果。

我社重点丛书《当代散文大家精品文库》之一。本书记录了王蒙自1989年以来写的12篇散文。这些作品文字隽永，充满了对人生的感情，非常值得细细品味。

著名红学研究权威十年磨砺，将精深学术观点化为通俗小说。作者大胆虚构了全新的红楼梦故事：林黛玉起死回生离开大观园，林氏家族在朝廷中重新得势，为了攀附权贵，贾政等人改弦更张，极力为贾宝玉迎娶黛玉，但此时黛玉已彻底认清宝玉怯懦虚伪的本质，以牙还牙巧施“调包计”，尽情地嘲弄了贾政等一班伪君子。小说依托深湛的红学研究成果，构思巧妙，精彩纷呈，丝丝入扣，读者在酣畅淋漓阅读的同时，也可借此了解大量的明清历史文化与风俗知识。

本卷收录了曾获上海优秀长篇小说大奖的《四牌楼》、中篇小说《木变石戒指》和真有深远社会影响的报告文学《5·19长镜头》。刘心武认为《四牌楼》是他最好的一部小说，镌刻了作家的青春和泪水。评论界早就指出：《四牌楼》浸润着《红楼梦》的汁液，是一次可贵的文学实验。四牌楼是象征，也是一个少年的灵魂震撼之地。那种感触和冲击恍然如新，灵魂中的惊奇、欣悦、神秘感、探索欲……浓酽地涌上了心头。「终于写成了一本以前写的都厚的书·在这个世界上，你深知使你的书已如那四牌楼般着一时的雄姿风采，也难免有一天终被拆除，但心灵的印记却是永远的。」小说某种意义上也是作家的心灵史记。经过时间磨石的碾呖，人生风雨的冲刷，良知感悟从灵魂深处的涌出，在夜深人静之时，重现那诡谲中的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