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的鲁迅》从人性（食色性也）的视角切入鲁迅的内心世界的最深处，探索鲁迅思想的“地火在地下运行”的轨迹。本书简略地分析了鲁迅《野草》、《狂人日记》、《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娜拉走后怎样》、《写在〈坟〉后面》等文中隐密的鲁迅的潜意识（性压抑）和潜台词（对改变自己包办婚姻的思考，对爱情的渴望和对妻子朱安的忏悔）；本书重点分析了《野草》这本小册子。笔者认为，《野草》绝大部分的文章都与鲁迅的包办婚姻的痛苦有关，由于有所顾虑而难于直说，就用曲笔表达，鲁迅是很善于运用曲笔的，这对于理解鲁迅著作的原意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又由于中国向来有为尊者讳的文化传统，对鲁迅作品的研究就不可避免的制造了大量的盲点。要想全面正确地理解鲁迅，非得突破这两项障碍不可，否则鲁迅研究——借用鲁迅的表达方式——也只好处在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歧路上。本书只是开在鲁迅研究的歧路边上的一朵小花。

《朝花夕拾》：自然温馨的“任心闲谈”《朝花夕拾》是鲁迅1926年所写的回忆散文集，全书共10篇。最初发表于《莽原》半月刊上，后补充《小引》和《后记》两篇，于1928年由北京未名社出版。1929年、1932年再版。所选文章基本上都是“回忆的记事”，完整地记录了鲁迅从孩提到青年的生活历程。文字深沉隽永，堪称中国现代散文的经典之作，其中《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范爱农》等篇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野草》：自我审视的“个体独语”《野草》收录了鲁迅所写散文诗23篇（包括一首打油和一部诗剧），最初发表于1924年至1927年的《语丝》周刊上，署名均为鲁迅。内容主要为通过自我省思，抒发自己灵魂深处的矛盾、紧张、焦虑，并引向哲理的思考，是心灵的炼狱中熔铸的诗歌，是浸透着生命体验的“反抗绝望”的哲学。其中《雪》、《风筝》等篇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这套书中的“名人”，是那些在各自的领域中创造出不平凡业绩的人。 他们是怎样进入这些领域的？ 他们奋斗不已的源泉何在？ 他们的成就对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 他们又有着怎样的成长经历？ 他们当中，有文豪，有发明家，还有旅行家，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本套“名人风景线”丛书以英汉双语形式出现，书中附有大量的历史资料和珍贵照片。对于有一定难度的单词、短语，还添加了简要注释，适合有一定基础的英语学习者阅读。 欧洲文艺复兴是一个产生巨人的时代，莎士比亚便是这时期应运而生的巨人，他是英国最伟大的戏剧天才也是诗人。尽管已辞世近四个世纪，他却仍然散发着巨大的文化影响力。本书以中英对照的形式记述了莎士比亚的一生。从中，你会看到：他是怎样走进文学创作领域的？他奋斗不已的源泉何在？他的成就对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他又有着怎样的成长经历？……

本书收录了日本汉学界著名学者丸山升的16篇论文，围绕鲁迅与革命文学的关系，关注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论争和论战，呈现了现代中国史的若干侧面，并对日本的鲁迅研究及现代文学研究状况作了介绍。此书是左翼学者丸山升半个世纪的辛勤耕耘之作，体现了其坚持立场，迎接挑战的学术精神和深邃的学术思想，是日本中国学研究的一本经典著作。

年届百岁的巴金是一位写作生涯逾七十年的杰出作家，一位出色的翻译家和卓有贡献的编辑家、出版家，一位为追求人类的平等、自由、幸福和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奋斗不息的战士，一位与二十世纪同在同行的时代亲历者和见证人。他又是一个深怀良知一责任感的思考者，一个历经坎坷曲折的探索者，一个心地善良、心灵纯洁的普通人。本书是巴金生平及文学活动的简要编年记述，分为三编九章。配置若干图片，以增加读者对所述部分事实的直观印象。本书以1944年和1979年为界，将巴金跨世纪的百年人生途程分为1904—1943年（搏击激流）、1944—1978年（穿越乱山碎石）、1979年至今（流向大海）三个大时期。既有研究文学艺术的文献价值，又有独一无二的欣赏价值，是巴金爱好者不可多得的收藏珍品！

《周振甫讲古代散文》分上下编。上编谈历代散文的特点与演变，着重谈孔子和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下编选取从周到清两千多年为人们传诵的名篇54篇，加以评析，体会文章的立意构思、遣词用字，从而提高对古代散文的阅读欣赏水平；同时也有助于丰富我们多方面的知识，提高修养和素质。

《喜马拉雅山地歌谣与仪式：诗歌发生学的个案研究》早已画上最后一个句号，但因种种原因没有及时问世。十多年前我在另一所大学从教并写诗的时候就有了一个朦胧的想法，遴选一个特定的文化区间，从人类学、民俗学角度讨论诗的发生，是一个具有开创意味的工作。这个想法直到我调入集美大学后才变得强烈而清晰。1996至1997两年，我有幸赴北京师范大学在钟敬文先生门下，拉开了以喜马拉雅山地歌谣与仪式为切入点的诗歌发生学研究的序幕。从那以后迄今，我的这项研究成果陆续发表在《民族文学研究》、《民族艺术》、《民俗研究》、《中国藏学》、《西藏研究》、《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在先生辞世后的追思文章中，我回忆道：“在钟敬文先生身边的日子里，他老人家十分关注我的诗歌发生学研究，已经记不得我们有过多少次的热烈讨论”“有一次先生偶然发现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的《原始艺术》中的有关表述对我研究有用，他就在书中夹了一张小纸条留待我参考”。我的研究后来所以能够成书，熔铸了恩师的许多期许和亲炙！它的面世，我首先拿它来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这些年我走过不少地方，心却没有走出喜马拉雅。今年夏天我再一次将足步踏上了这片久违了的土地，真的是感慨万端。自童年时代起，我就有了一种强烈的愿望，即一定要寻找机会报答那片养育我的高原。《喜马拉雅山地歌谣与仪式：诗歌发生学的个案研究》的写作算是我的一个承诺。《喜马拉雅山地歌谣与仪式：诗歌发生学的个案研究》所做的工作于人于己都是探索性的。我与其是在抛砖引玉，倒不如说是在投石问路。在《喜马拉雅山地歌谣与仪式：诗歌发生学的个案研究》里，我把喜马拉雅山地文化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以诗歌发生学为视角，对当地那些与宗教或世俗仪式胶结在一起的歌谣，做了大量的实证分析。认为人类早期的诗歌就是仪式活动中的种种唱诵。歌谣与仪式的共同特征，对后世诗人创作和民众的民俗活动具有显而易见的持续性的影响。书中特别强调：人类精神中的诗性品格亦诞生于原始的仪式化行为。这一研究理应对现代诗学产生拾遗补阙的作用。

诗型广告有其它文本所不可替代的特点，这使它对翻译研究有着特殊的意义。从语言艺术的角度看，对文学翻译的研究最具典型意义。而在文学翻译研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诗歌翻译。由于诗型广告既是诗歌，又是广告，对诗型广告翻译的研究必然是诗歌翻译研究和广告翻译研究的结合。此项研究包括：广告研究、诗歌研究、翻译研究、广告翻译研究、诗歌翻译研究、诗型广告研究、诗型广告翻译研究。诗型广告翻译研究成果为“诗论篇”、“欣赏篇”和“翻译篇”。“诗论篇”力图通过对一些典型诗论的讨论达到对诗歌与诗歌特点的基本认识；“欣赏篇”是以诗歌特点为鉴法辨析诗型广告中的诗性；“翻译篇”是对广告、翻译、广告翻译、诗歌翻译和诗型广告翻译的专题讨论。

2006年刘心武百家讲坛开讲独创“红学”中的“秦学”一时受到读者追捧，也引发了红学界的集体反诘。一个民族，它那历代不灭的灵魂，以各种形式在无尽的时空里体现，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形式，就是体现在其以母语写出的经典文本中。正如莎士比亚及其戏剧之于英国人，曹雪芹及其《红楼梦》，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不朽魂魄的一部分。从对秦可卿原型的研究入手，揭示《红楼梦》文本背后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权力之争，这并不是我的终极目的。我是把对秦可卿的研究当作一个突破口，好比打开一扇最能看清内部景象的窗户，迈过一道最能通向深处的门槛，掌握一把最能开启巨锁的钥匙，去进入《红楼梦》这座巍峨的宫殿，去欣赏里面的壮观景象，去领悟里面的无穷奥妙。——刘心武。[内容简介]本书是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在CCTV-10百家讲坛中的红学讲座的一个书面结集，也是作者多年研究《红楼梦》的心血结晶。他从金陵十二钗中的秦可卿着手，详细考证了书中各人物的生活原型，复原了《红楼梦》诞生时的时代风貌。刘心武认为：《红楼梦》中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就是康熙朝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的女儿。如果废太子能摆脱厄运，当上皇帝，她就是一个公主，贾家因为这种潜在的政治资本，冒险收留了“秦可卿”，并隐瞒其身世。而贾元春原型是曹家当选王妃的一位女性，并且曾将“秦可卿”身世秘密向康熙告发，造成这位落魄公主之死。这就是刘心武一系列“秦学”著作的一个核心内容。[相关焦点]红学家：刘心武将红学研究引入歧途　2005年第10期《艺术评论》杂志以“红学界反诘刘心武”为话题，发表了四位红学家的文章。比如蔡义江先生称刘心武的研究是新索隐派。他说，老索隐派认定的影射对象还实有其人其事，而新索隐派影射的对象却是虚妄的，比如说废太子胤礽有个私生女寄养在曹家等等。他还说，许多新说轻率立论，言多荒诞不经，全然不见求真务实之心，倒能看出一些人哗众取宠、装腔作势，甚至走火入魔，几同疯语。刘心武：“多歧为贵，不取苟同”　刘心武在他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一书中说，红学研究应该是一个公众共享的学术空间。我在讲座里引用了蔡元培先贤的八个字：“多歧为贵，不取苟同。”谁也不应该声称关于《红楼梦》的阐释独他正确，更不能压制封杀不同的观点，要有平等讨论的态度、容纳分歧争议的学术襟怀读者：应该反思“主流红学”　有媒体对8631人做了调查，近八成认为，所有喜欢《红楼梦》的人都有权阐释《红楼梦》。广州学者陈林还在《新京报》上发表文章，提出主流红学家更应该反躬自省。陈林说：“当专家学者将‘学术规范’的锋利矛头指向刘心武时，其实更应该反省有更大影响力的、头顶‘学术’耀眼光环的‘主流红学’。”此次围绕刘心武的争论，专家的驳斥和读者的激赏呈现了一边倒的现象，双方剑拔弩张，当仁不让。分析其情其状，有许多耐人寻味之处。当今时代是蔑视权威，张扬个性的时代。所以，刘心武的“讲红楼是我的权利”，才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支持。而主流红学家们又能否拥有一个宽容的情怀？（《工人日报》11.12）

该书集中介绍了散文文体评论的方方面面，尤其对新时期散文的发展作了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