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研究鲁迅，对我来说是一次学术训练。作为一个过去时代的人，鲁迅的一生是曲折的，也是复杂的，有过坚守也有过转变。他有他的光荣，也有他的悲哀。有两点是要先作说明的，一是我的研究，不涉及鲁迅的私德，也就是不涉及他个人的品德，只看他在那个大的历史时期站在什么立场，起过什么作用。二是我把这一研究，限定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此后鲁迅已兼具革命战士的身份，超出了我的研究范围。还有一个考虑，也不能不说。过去因为尊崇鲁迅，以为鲁迅从来是正确的，把跟他有过争论或对立的人，全贬为落后或反动，这样做太对不起历史了，也太对不起那些曾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过贡献的个人了。还鲁迅一个公道，也是还历史一个公道，还历史上许多人物一个公道。

张爱玲是一个有国际声誉的女作家。在中国文坛上，张爱玲的作品曾红极一时，关于红楼梦的研究为千古之绝唱，值得一观。在《红楼梦魇》一书中作者认为高鹗续写的后四十回没有曹雪芹的前八十回精彩。书中说为什么《红楼梦》未完？作者非要追寻一下真正的曹雪芹的《红楼梦》，而并非高鹗续的那个。作者对《红楼梦》百二十回稿本发表了许多新奇的见解，并指出《红楼梦》 “ 是创作不是自传 ” 。《红楼梦魇》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研究专著，而且谈版本的章节又占绝对比例，因而许多人可能觉得难读难懂。其实不然。相信读者会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的。

本书收辑了作者致107位受信人的书信。包括致巴金、致冰心、致杨义等人的书信，及写给儿子萧桐的信，写给夫人文洁若的一组家书。

这是一篇偏正型的中西比较文学论文，一如标题所示。本论文述评的主要对象是西方前现代的泛诗传统也即西方绵延两千多年的泛诗现象。在述评过程中，本论文把中国古代诗歌的相关传统作为其参照系，从而构成了一个中西比较研究的语境。本论文试图从诗歌这一概念、诗歌理论和诗歌实践这三个层面理清泛诗现象的内容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学理评析。　除“导言”外，本论文正文共分为三章。“导言”解析了本论文标题。第一章在中西比较语境中述评了西方概念层面的泛诗现象。第二章在中西比较语境中述评了西方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泛诗现象。第三章对西方前现代泛诗传统作出了总结性的评析。就西方前现代诗歌而言，泛诗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问题。本论文还尝试着对因泛诗而衍生的西方诗歌研究、中西诗歌比较研究和诗歌基本理论研究方面的种种问题阐明自己的观点。论文作者希望，所有这些基础的工作能对今后的诗歌研究产生有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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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纯文学的角度，对以“新时期文学”为重点的中国当代文学进行多层面的研究，包括带有文学史性质的对文学现象、思潮的评述，当代作家、批评家的专题研究，以及对当代某些重要文学文本的解读、阐释。全景描述与个案分析相结合，凸显了将历史批判、人性剖析与艺术想象、形式创造融为一体的文学理想，论证了纯文学以想象性的内心生活证明人的自我生成本质的基本特性及其在确证人类精神价值与推动语言艺术自身发展方面的重要地位，也说明了文学评论研究中价值判断的可能性。作者在对体现思潮变迁的文本细读上着力甚多，引发不少精辟的见解，体现出宏阔的文学史眼光、敏锐的艺术感受力以及从文本出发的严谨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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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国内外首部将后经典叙事理论与事理论与传统和现代叙事理论结合起来进行探讨的专著。既弥补了国内学界对叙事理论新发展的忽略，又引入了历史发展的视角。本书上篇探讨传统英美小说叙事理论，中篇关注现代英美小说叙事理论，下篇则聚焦于20世纪90年代以业的北美后经典小说叙事理论。本书探讨的不少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被忽略，书中不少观点在国内外的均属于首次提出。上篇和中篇所采用的把小说家叙事观点与创作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同以往的研究相比有所创新，对英美不同小说叙事传统的对比研究也构成了一种新的途径。下篇清理了后经典叙事理论中相关概念、术语的混乱，纠正了种种偏误。

以“卧虎藏龙”形容三国人才之丰，再贴切不过了。本书集结作者在远流博识网《三国大本营》单元中“草堂新语”专栏文字，依生涯、管理、策划、经营、说话、处事、攻心、决策、用兵、用人、反智等分类，在七十二个主题中撷取三国智慧。例如，从多年前风靡全球企业界的定位理论来看刘备、曹操的形象设计，从青蛙理论来解释诸葛亮舍近求远的北伐战略，从USP广告策略来评估曹操奉戴天子的优劣成败，从马基维利的一段话来探讨刘表的中立态度恰不恰当，从授权管理来看诸葛亮的领导方式，以及刘备、孔明在关羽大意失荆州这件事情上所负的责任。不以考证为尚，不以辩驳为要，却无形中解释了许多悬案，评断了若干是非。

巴金不仅仅是文学家，巴金首先是伟大的道德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他在20世纪的中国，犹如卢梭在18世纪的法国，列夫·托尔斯泰在19世纪的俄国。　萧乾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成熟的标志。他晚年的作品和思想“极成熟、极聪明，他们尖锐，但不刻薄，他们深刻，但不生僻，总是那么通情达理，总是那么有理有力有节”。 假若巴金不认识萧乾，巴金还是巴金，但假若萧乾不认识巴金，就不一样了。萧乾曾说：“我一生最大的幸运之一，是在30年代初在北平结识了巴金，70年代来一直保持友谊。如果不是这样，我一生会走更多的弯路。沈从文教我怎样写文章，巴金教我如何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