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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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傅璇琮,蒋寅总主编;蒋寅卷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隋唐五代卷》以科学的方法,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全部内涵作出了全新的阐释,多角度、多层面地展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风貌。从向上探索了中国古代文学演进的内在轨迹,揭示了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横向上跑细了文学与各种外部因素的关系,展示了不同时代文学的主导倾向。全面整理、研究、总结了传世文学文献,为学界提供了学术研究途经。 -
藏着的中国余秋雨主编没有比“藏着的中国”更能妥帖地表达我们走进博物馆的感受:中国其实一直在这里,在玻璃展柜后,在聚光灯下,在汉画像的线条里,在六朝人的笑容上,在唐塑的色彩和宋瓷釉面上冰片般的裂纹中……一百个博物馆,一百个关于古代中国历史和社会生活的话题。本书不仅展现了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发展历程,而且汇集了当今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精美的图片、生动的文字,全书全部以彩色铜版纸印刷,印制精美,将中国古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呈现于读者眼前。本书讲述了现代中国对古代中国曾经的无数历史细节的一次从头打量,它不仅展现了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发展历程,而且会集了当今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且情节是根据同名电视片的解说词改写而成,具有较高的参考及翻阅价值。 -
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英)兰姆(Lamb,C.),(英)兰姆(Lamb,M.) 著,丁大刚 注译将深奥的古典文学通俗化,让看不懂原著的朋友得以欣赏大师作品的精华,这本来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英国散文家查尔斯•兰姆(CharlesLamb,1775~1834)和他的姐姐玛丽•兰姆(MaryLamb,1764~1847)却做到了,并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他们从莎士比亚三十七个剧本中精选出二十种,改写成可读性很强的故事。这两位改编者对莎士比亚时代的语言和文学都很熟悉,他们尽量将原来作品的语言精华融入故事,使文字浅显易懂;经过剪裁、整理的情节,轮廓清楚分明,近两个多世纪以来,许多卓越的莎士比亚学者、著名的莎剧演员,以及千千万万喜爱莎剧的读者,最早都是通过这部启蒙性的著作而入门的。 -
鲁迅散文鲁迅著鲁迅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丰富多样的变化,他的散文创作,有抒怀述志的散文集,有记叙怀人的记叙散文,有批评社会的杂文,都得到很大的成就。在形式上,鲁迅散文更是多姿多采,表现出多种非凡的技巧及艺术表现手法,以他的散文《朝花夕拾》为例,从艺术上来看,本文以记叙为主,记叙与抒情、描写、议论相结合,在优美的抒情诗般的记叙中往往出现匕首似的议论,也经常运用讽刺、幽默、反语等杂文笔法,加上自然朴实的语言和完美的白描手法,构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鲁迅以幽默讽刺的笔触,一矢中的地表达了深远的哲理,令人回味无穷,如《野草》每一篇作品所表达的,都是富于哲理意味的「小感触」,但作者则赋这些「小感触」以绚丽多姿的艺术形象。他还大胆运用异常奇特的艺术构思,借虚幻以寓真实,把他的「小感触」以极其夸张的形式强烈地表现出来,寓庄于谐,含蓄幽默。作者把生活中常见的现象,用幽默的手法表达出来,取得讽刺的效果。鲁迅的散文大都气势恢宏,说理深邃,往往以无可辩驳的逻辑压倒论敌,表现出汪洋恣肆的艺术风格。在《再论雷锋塔的倒掉》中,鲁迅单单用雷锋塔的倒下,「是因为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于是这个也挖,那个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下。」这典型的例子,写出中国人传统的毛病:迷信、无知和「奴才式的破坏」。在文中,鲁迅以古今中外各种史事人物,申论自己的论点,使内容更深刻,更富气势。鲁迅的散文有很强烈的形象性,共中有直接的描写,如《记念刘和珍君》中,简单直接地写出在「女师大事件」中被杀的刘和珍同学的形象:「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力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杰鸄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于是见面的回数就较多了,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至于那些形象的比喻,更是随处可见,皆有深刻的典型意义。 -
曾先国解析王蒙曾先国 著丛书出版前,对此选题,有画家认同,有画家质疑。认同的理由是:现在该是中国画正本清源的时候了,我们必须搞清自己的“源”是什么,否则连自己站在哪里都不知道,怎么能知道要向哪里去?质疑的理由是:我们有必要为自己认个祖宗吗?反对“好字好画非要有源头有师承不可”之说。其实这些都不重要!关于传统与创新,是一个常提常新的话题。曾读过一段故事:有人卖席,顾客嫌席子太短不合身长,席贩说,是给活人还是给死人睡?客答当然是给活人睡。席贩说,既是活人,难道不会蜷着身子睡吗?客哑然。席子如此,传统亦如此,画画如此,评画亦如此。宋人苏轼曾说“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根”是学养,是精神。环顾我们的四周,精神已不再是主要的,技术成了世界得以存在的关键。所以吕胜中要“招魂”,所以吴冠中与张仃才有“笔墨等于零”“守住中国画底线”之争。传统是什么?是笔墨,是士之精神,是……此话题太大,一时半会儿说不清。但是,“传统”肯定是能教人知所适从,让人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之良方。作为画家,研习传统,你就不会飘浮;有时代的气息,则你的艺术生命之树才会常青。“承前启后,及时梳理”正是“从传统走来”丛书的编辑目的。当下的话语,创新是时尚,怀旧是时尚,传统亦是时尚,作为出版者的我们也只能叹“未能免俗,聊复尔耳”了!本书内容主要包括王蒙山水画艺术浅析、画法演示、曾先国代表作品等,书中作者对王蒙的山水画作品进行了详尽解析,附作者艺术简介。 -
首届北京文学节获奖作家作品精选集王蒙著新中国成立初期,王蒙先生就以率真而富有活力的文字向世人显示了罕见的才华。他从未停止过创作的步履,无论是在充满坎坷的年代中,还是在光环闪烁的繁华岁月里;他从未停止过接受新事物,无论是对小说艺术的率先探索,还是对时代精神的敏锐把握;更值得钦佩的是,他从未停止过对风云激荡的历史的追寻,也从未停止过对人性灵魂深处的烤问。多年来,他始终以强烈的使命感鞭策自己,警醒他人。他将小说变成了一种智慧,以其长江大河般的语言裹挟力再次让我们感受到文学之海的汹涌澎湃。他永无止境的探索欲求和永不衰竭的创造力,以及永不疲倦的理想主义激情,构成当代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被世界所瞩目。 -
巴金的两个哥哥汪致正主编;李致选编巴金和他的两个哥哥有着怎样的故事?《呈献给一个人》《唤醒被遗忘的青春》《做大哥的人》《觉新与大哥》《纪念我的哥哥》《我的哥哥李尧林》……从上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巴金曾以多篇文章,讲述他的两位哥哥。在巴金充满感情的文字中感受到那位做大哥的人:一个从小聪慧,有着抱负、理想,又受着“五四”新文化深深影响,而生性懦弱,最后被旧礼教、旧思想逼上绝路的旧知识分子。他最早将五四新文化思想带进家庭;他断送自己的前程,承担起一个没落大家庭全部的生活重担;他将最爱的两个弟弟送出去读书;他在家庭最为困难的时刻,支持四弟巴金去法国……巴金说,大哥是爱他最深的人。巴金与三哥尧林,从小睡在一个铺上,又同乘一叶扁舟出川,求学、工作。在大哥去世后,这位毕业于燕京大学,才华横溢的中学教师,放弃了婚姻,默默地承担起老家11口人的全部生活重担,最后在贫病中去世。巴金说,三哥是最关心他的人。《巴金的两个哥哥》收录的还有大哥儿子李致、巴金胞弟李济生、李采臣、三哥朋友李健吾、学生黄裳、黄宗江、杨苡等人撰写的回忆文章。在他们充满真情的文字中,记者感受到的不仅是巴金三兄弟的手足之情,更是那正在淡去的人与人之间的真实感情。父亲去世那年,李致只有一岁零五个月。在很长时间,李致总是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自杀,丢下他们孤儿寡母“世界上少了一位君子人。”这是李健吾先生《挽三哥》的开篇语,写于1945年三哥逝世的那年。三哥从燕京大学毕业以后,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书。他的学生中还有中科院院士申泮文、关士聪、鞠躬、红学家周汝昌、文学家周珏良、新闻出版家邢方群。这位优秀的中学教师,还是一位出色的翻译家。他翻译的作品《悬崖》《无名岛》《战争》等,至今被人不忘。巴金的两个哥哥,是那种乐于奉献,牺牲自己的传统知识分子。他们用他们的无私,他们的爱,哺育和影响了巴金。巴金又将这种无私与爱传递给社会。大哥曾在给巴金的信中说:“弟弟,你对现代社会失之过冷,我对现代社会失之过热,所以我们俩都不是合于现代社会的。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是虚伪的心情,无价的黄金,这两项都是我俩所不要的,不喜的。”巴金也曾分析过他们兄弟之间的异同,他对大哥说:“我俩对于人类的爱是很坚的。”晚年,他多次对人说,他们三兄弟有一个共同的品格:“愿意为别人着想,多付出一点。”他又多次流着泪对李致说:“我的两个哥哥,都是因为没有钱死掉的。后来我有钱也没有用了……所以,我也不愿过什么好生活。”今天,病床上的巴金已经不能言语。但是,他的心中仍藏着一个希望,那就是他多次说的:“我可能不会被人忘记,我希望他们两人能被人记住。”在巴金侄孙女婿汪致正的努力下,这本《巴金的两个哥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巴金的心愿有了一个了结。< -
太阳的葬礼王锺陵暂缺简介... -
阿涅丝的最后一个下午[加]弗朗索瓦·里卡尔(Francois Ricard)著;袁筱一译昆德拉作品论1.权威性。本书为昆德拉本人欣赏和力荐的对其作品的论述。2.综合性。本书考察了昆德拉从《好笑的爱》到《无知》的十三部作品,亦即昆德拉现今全部作品,阐明昆德拉的创作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对其创作主题上的丰富内容和形式上的大胆创新进行了揭示,为昆德拉作品的综合论述,类似昆德拉作品的小小总结。3.新颖性。本书中,加拿大文学批评家弗朗索瓦·里卡尔踏着昆德拉作品《不朽》的女性人物阿涅丝在生命中最后一个下午徜徉山间的脚步,陪伴阿涅丝走向死亡的旅程,对昆德拉作品展开论述,为昆德拉作品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阅读视角。 -
再别康桥徐志摩著康桥,即英国著名的剑桥大学所在地。1920年10月-1922年8月,诗人曾游学于此。康桥时期是徐志摩一生的转折点。诗人在《猛虎集·序文》中曾经自陈道:在24岁以前,他对诗的兴味远不如对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正是康河的水,开启了诗人的性灵,唤醒了久蜇在他心中的诗人的天命。因此他后来曾满怀深情地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吸烟与文化》1928年,诗人故地重游。11月6日,在归途的南中国海上,他吟成了这首传世之作。这首诗最初刊登在1928年12月10日《新月》月刊第一卷第10号上,后收入《猛虎集》。可以说,“再别康桥”贯穿在徐志摩 一生的诗文中,而《再别康桥》无疑是其中最有名的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