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禹，著名剧作家。1933年开始戏剧创作。1933年发表处女作《雷雨》，奠定了他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1935年创作了《日出》，1940年写成《原野》。本书收有以三部著名剧作。《雷雨》把两个家庭前后30年间复杂的人物纠葛集中于一天之内，揭示了旧社会制度的罪恶和悲剧；《日出》以大都市的社会生活为背景，展现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黑暗现实，也预示了光明即将来临的美好前景；《原野》以北平典型的封建士大夫家庭为背景，描写了在当时社会经济衰败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冲突，展现了新一代追求美好生活的艰苦历程。三个剧作，展示了不同的时代背景，内容深刻，技艺独特。

港台名家名作。经典是时间淘洗后留存的精品，它们是人性的画像，是人性的注解。经典的意义在于常读常新，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它们依然是读书人书架上不变的风景。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五日生于四川，祖籍内蒙古。台湾省立师范学校艺术科、师范大学艺术系毕业后，赴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进修，专攻油画，一九六六年以第一名成绩毕业。在世界各地个展多次，曾获比利时皇家金牌奖、布鲁塞尔市政府金牌奖、欧洲美协两项铜牌奖、金鼎奖最佳作词及中兴文艺奖章新诗奖等。著作有诗集、散文集、画册等，读者遍及海内外。

无论人在午后的咖啡馆，还是在飘荡的旅途中，你都能看见——泰戈尔在风中微笑，惠特曼在云中行走，纪伯伦在雨中降临，徐志摩在寻找天空里的一片云……因为你有随身一册！

周作人，（1885～1967），自号知堂，浙江绍兴人。现代重要散文作家和文化学者，《知堂书话》将周氏三十多部文集和集外文，未刊稿中谈书的文章全部采辑起来，编为读新书的旧小说、谈日本的书、变西洋的书，谈古旧书四辑，分上、下册印行。《知堂序跋》采辑的范围与《知堂书话》相同，编为自作序跋，为别人所作的序跋。题跋和读书题记三辑，合成一册，序跋其实也属于广义的书话，所以这三册书乃是一个整体。1986年岳麓书社版本是书话二册、序跋一册，1997年海南出版社版合为两厚册，此次仍分为三册，因为加入了集外文和未刊稿，内容却比1986年版大大扩充了。

做学问的人，包括笔者在内，无不追求一种圆满，这就是横向上的贯通中西和纵向上的融会古今。当然，这种圆满带着固有的彼岸性：我们只能接近再接近目标，却永远不能最终抵达。本书的内容包括：从文学体裁的起源和发展看中西诗学传统的分野；康德美学与中西诗学精神气质上的会通；中西诗学在现代会通的形式表征等。

刘师培既承家学，益自发舒，著述宏富，成为生活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一位学术奇才。《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撰成于一九一七年，这一年刘氏三十四岁，始任国立大学教授。他在处理自汉末至宋、齐、梁、陈这一段文学的变迁史时，能够相当明晰地反映这个时期文学的风貌和异貌。这不得不首先归因于其褒场藻韵、推重美文的文学观的适当作用。其次，作为一位成熟的文学史家，他还相当清醒地意识到，应当尊重历史变迁的醒来态势。其三，在文学史编纂手法上，他汲取了古代文章志的长处，不仅表现为甚见功力与识断的“摘录”法，使相关资料各聚门类，线索历然，而且在案语提示中民强化了考镜源流、厘清部派的意识。

本论丛强调艺术研究在深度上的人文性和广度上的历史性，倡导以人文价值关怀为指向的、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个别形态及整体现象作严谨的学术追思，阐明艺术所置身的广阔文化背景，促成学术界与艺术界在思想层面上和精神层面上的交通。《人文艺术》常设艺术研究、艺术历程、文化评论、形上言述、学典汊译五个栏目。“艺术研究”着重刊登以当代人文学术思想为参照探究艺术的人文性的纯粹学术论文。“艺术历程”为艺术家内在人文精神的表达，因而发表个别艺术形态艺术家的作品、札记、随想。“文化评论”把艺术的人文性探究根植于古今中外的文化传统，对其中的文化思潮、文化学典及文化人展开深度的非意识形态化、非情绪化的评论。“形上言述”阐发作为当代人文学术根基的形上之必要性、可能性及方式等，在汉语学术中进一步注入纯粹超验的维度。“学典汉译”选刊汉语学界外的关于艺术及其人文学科的经典作品，以拓展汉语人文学术思想的横向视野。

歌剧《白毛女》总谱的出版前言，本应由作曲者亲自撰写，但非常不幸，该剧的七位作曲者均先后长眠于黄浦江边、长城脚下了！他们是向隅、马可、刘炽、陈紫、李焕之、瞿维和张鲁。这七位都是对我国音乐事业做过重大贡献的音乐家。在他们走后，由我——一个非该剧作曲者来著述总谱的出版前言，实难写出更有分量的文字。为了尊重历史，我必须遵照该剧历次出版时由作者贺敬之、丁毅等分别撰写的“序文”、“说明”和“前言”之精神，特别是20世纪最新版本中由贺敬之、张鲁、瞿维署名的“重版前言”。这篇“前言”较之以往任何一篇序文均更具现实感。该文除了对剧情的精确概括，还因为它联系到当今思想界动态和艺术思潮作了准确的论述，我是完全赞成的。本总谱集，得到在延安时期组织领导《白毛女》创作的杰出戏剧家张庚为之作序，实属珍贵。因为他写这篇序文时已90高龄，这之后再未为歌剧有过著述。更由于他数月前已不幸离开了这个世界，因而他为《白毛女》所作的这篇序文，也就成为张庚对歌剧论著的绝笔了！关于此次总谱的出版过程，歌剧界及《白毛女》的爱好者颇为关心。为此，我在本篇略作陈述是必要的。歌剧《白毛女》诞生于1945年春。经历了58年，在这几十年间，该剧从初版、再版、修改版至再重版共出版7次，都是在作者主持下的正规出版物。而由各地文工团、军队文工团、工人演出队、农民演出队自行翻印的非正式演出本则无法统计了。这些多为20世纪40代油印的简谱本，尽管纸张粗糙、印刷技术不高，但却能满足亿万人民对这部歌剧的迫切需要。作为歌剧总谱出版，还是近几年才开始酝酿的。1995年6月24日，由中国歌剧研究会发起，联合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延安鲁艺校友会等10余个学术团体，在北京举行歌剧《白毛女》首演50周年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歌剧界、史学界、文艺理论界共120人，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讨论、宣读论文。会议期间，代表们建议委托中国歌剧研究会负责组织《白毛女》总谱出版事宜，并建议向文化部申请经费。为落实代表们的建议，当时还健在的七位《白毛女》作者联名致函中国歌剧研究会并转呈文化部。此事一拖数年，直到文化部领导换届，才在孙家正、潘震宙、王文章几位同志支持下得到基本解决。这之后，总谱创作的执笔者瞿维才开始工作。瞿维是位创作态度十分严谨的作曲家，这次重新配器，他采用大双管乐队编制及中国部分民族乐器。为了有一个安静的环境专心创作，翟维从繁华的大都市上海回到他的家乡常州。他与我每两周电话联系一次，述说他的写作进展情况，语气中总带给我温和的自信感。这位85岁高龄的老艺术家日复一日的劳动精神相当感人。可惜正当瞿维行将完成他引以为荣的事业时，他突然倒下了！瞿维是倒在他谱写的《白毛女》总谱的案头上向世界告别的，使人深感震动、深为惋惜。他为中华民族艺术事业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瞿维走后，谁来完成其未竟的事业？当时我国音乐界不少有才华的作曲家纷纷表示无条件完成此事，这一方面反映了瞿维的人品受人尊敬，同时也反映了广大作曲家对歌剧《白毛女》的深情。考虑到瞿维在管弦乐创作上的个人风格，上海音乐出版社向我们推荐曾长期与瞿维共事的后辈作曲家马友道继承创作任务。经贺敬之与我研究，采纳了此建议；事实证明这是适合的。从我已经读过的马友道新续配的该剧《序曲》来看，他的配器手法及和声运用都与瞿维相近，我甚至觉得是出自同一位作曲家的手笔。我应公平地说：马友道是瞿维未竟事业的合格继承者。在此，对马友道付出的劳动表示真诚的谢意。我国新歌剧80年的历史中，《白毛女》有着特殊的地位，这是历史形成的。1944年冬，当贺敬之动笔写下“北风吹，雪花飘”那一刻，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盟军已在诺曼底登陆。1945年4月底，苏军攻克柏林，盟军在易北河会师……欧洲战场结束了。就在此时，《白毛女》在延安开始首轮演出，30余场的演出告一段落并进行加工修改之际，侵华日军也投降了。从此，我国阶级矛盾由非对抗性转为对抗性矛盾。《白毛女》的作者就在这历史背景下，怀着严肃的社会责任感、历史责任感，揭露了封建社会对农民的残酷剥削、迫害及农民的反抗。这是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缩影，是一出以美好前景为结局的大悲剧。它适应了20世纪40年代后半叶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需要。这部具有深刻现实感，又有华美幻想的歌剧，足以代表那个时代崭新艺术世界的典范之作，其诗意的语言和浓郁的民族音调，对社会矛盾的深刻揭露，在20世纪40年代震动了大半个中国，使亿万人民为之振奋。我国大文豪郭沫若和茅盾于1948年5月在香港观看了《白毛女》后，均发表热情洋溢的撰文：郭老以《悲剧的解放——为〈白毛女〉演出而作》为题，高度赞扬了这部歌剧：“中国的封建悲剧串演了二千多年，随着《白毛女》的演出，的确也快临到它们的闭幕，‘鬼变成人’了。”茅盾撰文：“我们毫不迟疑称扬《白毛女》是中国第一部歌剧，我以为这比中国的旧戏更有资格承受这名称——中国式的歌剧。”郭老和茅盾这两篇文章，都是于1948年5月21日在香港同时发表的。历来人们对文艺作品的评价就不是只有一种声音，《白毛女》也不例外，自它诞生之日，就带来众多真诚的支持者和勇敢的捍卫者。随之而来的还有一批尖锐的批判者。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是不足为奇的。世界上尚未出现过一部文学、艺术作品得到绝对一致的评价。早在《白毛女》首演时，即有一位资深的批评家以《〈白毛女〉的代表性》为题，从五个方面指责该剧时代描写不真实，该文发表在当时延安的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10天后，《解放日报》又发表了另一位评论家捍卫《白毛女》强有力的反批评。在中央机关报上对一部歌剧同时刊登两种不同的声音是不多见的。可惜这种肯定与否定的争论只持续了数日，终因“八·一五”大形势的到来而休止。延安各界已忙于庆祝抗战胜利的活动了。在事隔22年后的“文革”中，歌剧《白毛女》则被更残酷地指为“反革命文艺路线的大毒草”，执笔者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歪曲、丑化劳动人民的罪人”。又过了30年的当今，另一类人则咒骂农民杨白劳“赖账”、“违法”，是“极左路线下的产物”。这两类人合在一起，从左右两个不同方向夹击《白毛女》，目的是不言而喻的。第一类人（即“文革”派），他们活着就是要让我国文学家、艺术家永远生活在恐惧、惊慌、不知所措的环境中。而当今的一类人，他们生来就没有美学感觉器官，更不懂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剥削、压迫，他们惟一关心的是如何生财有道。但愿这些小有名气或名气很大的批评家不妨一阅俄国作家伏耶依科夫所著的《疯人院》，作者在文中有如下诗句：请看这位布屠索夫：他用牙齿咬嚼卡拉姆辛的半身像：直咬得唾沫喷溅，胸口被鲜血染红，但他还是不能把大理石吞下——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他无论用牙齿，还是用笔，都不能损伤卡拉姆辛分毫。这位布屠索夫与前面提到的践踏《白毛女》的两类人是何其相似。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对《白毛女》的美学价值是清醒的。它产生于动乱的战争年代，虽是一部有着重大影响的巨著，但尚不是一部无可挑剔的歌剧，也就是说，它不是十全十美的。不过它的不完美并不妨碍它的存在、出版和演出。经过了近60年的演出实践和不断改进，2004年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歌剧《白毛女》总谱就是贺敬之等作者的最后定稿了。作者已不可能再作任何修改，无论是剧本或音乐。我们也不希望任何作家、作曲家对这部歌剧作任何改动。或许有些好心人要问：“难道不可以让后人把它加工得更完美吗？”笔者认为，这只能由原作者去做，任何天才的作家都难以代替原作者。倘若某位大师对《白毛女》的民间传说有兴致，不妨按照大师的“新思维”另著一部。在世界艺术史上，同一题材多人创作早有先例。而类似《白毛女》的情况也不少见，这里指的是一部不够完美的艺术品亦能受到世人的欢迎。就以舒伯特著名的《未完成交响曲》为例：他一生写了九部交响乐，但第八部交响曲是一部未写完的作品，只写了第一、第二乐章和第三乐章的九小节，按常规应是四个乐章，因而《第八交响曲》是“不完整”的。舒伯特在世时，此曲尚未演出，过了数十年，后人为了交响曲的“完整性”，替原作者写了第三、第四乐章，但演出后乐评界一致批评此种做法严重破坏了原作清丽凄婉的风格，是一次“很不光荣的‘完整’”。评论家写道：“我们还是感谢舒伯特没有完成它罢，米罗那座无臂维纳斯的雕像，也许要比后人加上手臂更有价值。”中国歌剧《白毛女》，几十年来已在亿万人民心中生根了，就让它按原样存在着罢。这部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歌剧，是一部文献，它的总谱之出版，对于从事歌剧建设的艺术家们，对于优秀的人物——也就是有教养的那一群歌剧爱好者来说，无疑是一份珍贵的礼物。尽管它已经用简谱出版过多次，但总谱的出版，却使世界歌剧文库增添了一部来自东方的、闪着光亮的中国歌剧。它为研究、探索中国歌剧的中外学者提供了规范的版本，同时亦为歌剧院提供了完整、准确的演出本。中国民族新歌剧《白毛女》已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它已进入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宝库。当然，它仍会长久地在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听到对自己谐和的音响……[前言]在歌剧《白毛女》总谱即将付梓之前，作者们要我说几句话。我想说的是：歌剧是一门综合艺术，音乐是其中重要的表现手段；《白毛女》除了剧本是以受压迫的劳动人民为主角，属于全新的文艺作品之外，也正是在音乐上解决了一些表现新生活的问题。这一成果来得不容易，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总结了秧歌运动的经验教训，并且集中了人民的智慧而得来的。这方面已经有同志写过文章，这里就不详细说了。大体说新歌剧是表现新生活，新思想的。用完全中国旧的和洋的音乐语言不能解决问题；但这新生活又还是从旧生活发展出来的，所以也还得从改造旧音乐（一切中外古今的优秀音乐遗产）中发展出来。瞿维同志根据历来的演出谱作了整理、修订，从唱到伴奏如何具体做的和盘托出，供人评价探讨其得失；同时也为今后的演出提供了规范的版本。这次《白毛女》总谱的出版，我希望对今后新歌剧创作的提高起积极作用。张庚2001年于北京

日据时期台湾小说中源于日常生活所进行的批判，不仅对日本殖民者推行的“统合”与“同化”政策具有解构与消泯功能，从而唤醒民众的抗争意识：而且，这些作品在展现台湾特殊的风土人情外，更重要的是，还寄寓了一系列重大社会命题，呈现了带有普遍性意义的台湾人民对于命运的共同挣扎与思考，成为台湾人民追求民族解放、祖国统一的文学见证。

《词与文类研究》的观念架构系以诗体的发展为主，所标举的文体研究系建立在两个基设之上：其一，诗体的演进乃时代新美学与文化观的反应；第二，诗体的根本意义植基于其恒动的演化史上。《词与文类研究》重点在处理词史早期大约二百五十年的时间范畴希望能借此彰显词独特的结构原则。《词与文类研究》的骨干围绕词的两个层面撑起。首先，就词的整体性而言，我们必须从其独特的形式（如平仄与分片的原则），从其结构（亦即构词方式），或从其功能（如主、客体的关系）来分析。其次，追踪分析文类发展的历时性面向，从“史”的观点追索历代大词家之间的联系。 “词”是通俗文学直接瀹启下的产物，在发展成“体”之前，乃为通俗曲词或娱众佳音。而词人不断把通俗曲词化为文人词的努力，在词体的发展史上亦辙迹分明。《词与文类研究》第一章主要论点在此。 接下来研究了五位大词家，都是词史早期的代表人物：温庭筠、韦庄、李煜、柳永与苏轼，从中窥见词的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