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世界大人物》系列之分册，这是一本传记性的人物故事。它完整而简练、多面而重点、准确而生动地给读者介绍了人物的一生。自古以来，世界上的人有过多少，恐怕难以数清，能称得上“人物”的却是少数；说是“大人物”，又是“世界性”的，更屈指可数。世界性的大人物，有东方的、西方的，有政治、经济、科学、思想等各个方面的。本书将要介绍的中外大人物，以正面人物为主，也有个别影响大的反面人物。“大人物”本身就是一种知识，就是一部历史，值得我们去探讨。很多人在青少年时期不是很崇尚心目中某个或某几个“大人物”吗？不是从了解中吸取了力量吗？这就说明，和这些“大人物”在书中相识，能帮助我们开阔眼界，丰富知识，增强自信心和分析能力，摆脱幼稚而走向成熟，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大步前进。

《西游记》主要描写的是孙悟空保唐僧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故事。唐僧取经是历史上一件真实的事。大约距今一千三百多年前，即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仅25岁的青年和尚玄奘离开京城长安，只身到天竺（印度）游学。他从长安出发后，途经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历尽艰难险阻，最后到达了印度。他在那里学习了两年多，并在一次大型佛教经学辩论会任主讲，受到了赞誉。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回到了长安，带回佛经657部。他这次西天取经，前后十九年，行程几万里，是一次传奇式的万里长征，轰动一时。后来玄奘口述西行见闻，由弟子辩机辑录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但这部书主要讲述了路上所见各国的历史、地理及交通，没有什么故事。及到他的弟子慧立、彦琮撰写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则为玄奘的经历增添了许多神话色彩，从此，唐僧取经的故事便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南宋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金代院本有《唐三藏》、《蟠桃会》等，元杂剧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大圣》等，这些都为《西游记》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吴承恩也正是在民间传说和话本、戏曲的基础上，经过艰苦的再创造，完成了这部令中华民族为之骄傲的伟大大文学巨著。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今江苏省淮安市）人。约生于明弘治十三年至正德初年之间（1500—1510），约卒于万历十年（1582）。吴承恩的曾祖父、祖父都是读书人，任过县学的训导、教谕。但到了他父亲吴锐这一辈，由于家贫困，出赘徐家，“遂袭徐氏业，坐肆中”，当起了小商人。尽管如此，吴家却不失读书的传统。据说其父吴锐虽为商人，不仅为人正派，而且好读书，好谈时政，这自然对吴承恩产生较大影响。吴承恩从小就很聪明，很早入了学，少年得志，名满乡里。天启《淮安府志》卷十六说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但成年后的吴承恩却很不顺利，在科举进身的道路上屡遭挫折，到四十多岁才补了一个岁贡生，五十多岁任过浙江长兴县丞，后又担任过荆王府纪善，这是同县丞级别差不多的闲职。吴承恩创作《西游记》大约是中年以后，或认为是晚年所作，具体时间无法确定。除《西游记》外，他还创作有长诗《二郎搜山图歌》和《禹鼎志》。现存《射阳先生存稿》四卷，包括诗一卷、散文三卷，是吴承恩逝世后由丘度编订而成。《西游记》全书一百回，从大的结构上看，可分成三个部分。第一回至第八回是第一部分，主要写了孙悟空出世、拜师、大闹天宫，这是全书最精彩的章节，热闹非凡，孙悟空上天入地好一顿折腾，将他的反抗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第八回至第十二回是第二部分，主要写了唐僧的出身及取经的缘由。第十三回至最后一回是第三部分，主要写唐僧西天取经，路上先后收了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三个徒弟，并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取到了真经，修成了正果。《西游记》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绚丽多彩的神魔世界，人们无不在作者丰富而大胆的艺术想象面前惊叹不已。然而，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作为神魔小说杰出代表的《西游记》亦不例外。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西游记》“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又说：“作者禀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的确如此。通过《西游记》中虚幻的神魔世界，我们处处可以看到现实社会的投影。如在孙悟空的形象创造上，就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孙悟空那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奋起金箍棒，横扫一切妖魔鬼怪的大无畏气概，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他代表了一种正义的力量，表现出人民战胜一切困难的必胜信念。又如取经路上遇到的那些妖魔，或是自然灾难的幻化，或是邪恶势力的象征。他们的贪婪、凶残、阴险和狡诈，也正是封建社会里的黑暗势力的特点。不仅如此，玉皇大帝统治的天宫、如来佛祖管辖的西方极乐世界，也都浓浓地涂上了人间社会的色彩。而作者对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态度也颇可玩味，在《西游记》中，简直找不出一个称职的皇帝；至于昏聩无能的玉皇大帝、宠信妖怪的车迟国国王、要将小儿心肝当药引子的比丘国国王，则不是昏君就是暴君。对这些形象的刻画，即使是信手拈来，也无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西游记》不仅有较深刻的思想内容，艺术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它以丰富奇特的艺术想象、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幽默诙谐的语言，构筑了一座独具特色的《西游记》艺术宫殿。但我认为，《西游记》在艺术上的最大成就，是成功地创造了孙悟空、猪八戒这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孙悟空是《西游记》中第一主人公，是个非常了不起的英雄。他有无穷的本领，天不怕地不怕，具有不屈的反抗精神。他有着大英雄的不凡气度，也有爱听恭维话的缺点。他机智勇敢又诙谐好闹。而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敢斗。与至高至尊的玉皇大帝敢斗，楞是叫响了“齐天大圣”的美名；与妖魔鬼怪敢斗，火眼金睛决不放过一个妖魔，如意金箍棒下决不对妖魔留情；与一切困难敢斗，决不退却低头。这就是孙悟空，一个光彩夺目的神话英雄。说到猪八戒，他的本事比孙悟空可差远了，更谈不上什么光辉高大，但这个形象同样刻画得非常好。猪八戒是一个喜剧形象，他憨厚老实，有力气，也敢与妖魔作斗争，是孙悟空第一得力助手。但他又满身毛病，如好吃，好占小便宜，好女色，怕困难，常常要打退堂鼓，心里老想着高老庄的媳妇；他有时爱撒个谎，可笨嘴拙腮的又说不圆；他还时不时地挑拨唐僧念紧箍咒，让孙悟空吃点苦头；他甚至还藏了点私房钱，塞在耳朵里。他的毛病实在多，这正是小私有者的恶习。作者对猪八戒缺点的批评是很严厉的，但又是善意的。他并不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因此人们并不厌恶猪八戒，相反却感到十分真实可爱。唐僧的形象写得也不错，但比起孙悟空、猪八戒来，则要逊色得多。沙僧更是缺少鲜明的性格特点，这不能不说是《西游记》的缺憾。尽管如此，《西游记》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仍是十分惊人的，孙悟空、猪八戒这两个形象，以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在中国文学史上立起了一座不朽的艺术丰碑。

施耐庵的《水浒传》创作于元末明初，在我国家喻户晓，也是享誉世界的经典名著。同《三国演义》一样，它也是在民间故事和话本、戏曲基础上创作而成的。《水浒传》取得了巨大的文学和艺术成就，主题涉及政治、社会和农民战争，因而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自成书以来，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成为公认的顶尖名著，被尊为"四大名著"之一，是不可不读的中国古典小说之一。《水浒传》是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小说，全书围绕"官逼民反"这一线索展开情节，表现了一群不堪暴政欺压的"好汉"揭竿而起，聚义水泊梁山，直至接受招安致使起义失败的全过程。这部小说最闪光的思想在于：它将封建统治者视为"盗贼草寇"的起义农民给予充分肯定，并深刻揭示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即上至皇帝和高俅这样的大臣，下至大小官吏的横行霸道、昏庸无能，致使民不聊生，尖锐的阶级矛盾逐渐加深。对一、二十个性格鲜明的英雄人物的成功塑造，是这部小说具有光辉艺术生命的重要因素。《水浒传》善于通过人物的行为、语言来揭示复杂的内心世界。这一手法源于话本。因为话本形式特殊，它不允许对人物外貌、内心活动做游离情节外的过多交待，而要求通过语言、行为、矛盾冲突表现人物的个性。《水浒传》不仅继承，而且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手法，使得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如林冲抓住高衙内欲打又不敢下拳的瞬间，就包含了他微妙复杂的心理斗争过程。因为来源于话本，《水浒传》的语言具有口语化的突出特点。这一特点使得它的语言明快、洗练、生动、准确、富于表现力，并在个性化上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本书为天津市“九五”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的结项成果。作者对女性文学的概念进行了指正，论述了中国女性文学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根据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结合具体作家作品，对中国女性文学的主题进行了深入的、实事求是的研究，脉络清楚，剖析到位。

1949年以后，随着意识形态的高度一体化，文学教育和文学欣赏的趣味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最大特点就是抛弃中国现代文学30年间所形成的传统。新时代对文学教育和文学欣赏的基本要求，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工农的欣赏趣味为理想目标。17年间之所以没有出现堪与中国现代文学相比的作家和作品，除受这个时代的政治、文化精神所制约外，也与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完全失去了独立性相关……本书前言特色及评论文章节选

林语堂在文坛上被人称为“林博士”，尊崇也罢，讥讽也罢，“博士”的顶戴却不是假的，和胡适之胡博士一样，都是正经在欧美名牌学府戴上的博士帽。看一个人，背景很重要，教育的背景，文化的背景，伴随他一生的演出，念打唱做，无不与之息息相关。林博士正是如此，他出身于牧师家庭，自小受教会学校的教育，后来又负笈欧洲，所以有一个很西化的文化背景，不论他如何爱穿大褂长袍、平底布鞋，这是遮盖不住的。留学欧美的人，后来在文化上都有些综错，彻底西化很难做到，于是又攀援于祖邦的固有文化，要找一个立足的平衡点，边缘行走，期于不倒。他们既可以说是不同文化折冲的牺牲者，也可以说是不同文化交会的幸运儿，善于发现优势和强项如林博士者，就自觉到“对中国人讲西方文化，对西方人讲中国文化”，大可回旋腾挪，因而成就一番事业。我们不必对此轻蔑有加，单就生存之道而言，没有单位工资劳保医疗福利的林博士，做如此选择也是应予尊重。何况世界大同如果不止于理想的话，不同文化的融汇就实在很需要这样一些分子，双边或多边游走贯通，将此国文化输送到彼国去，将彼国的文化输送到此国来，涓涓滴滴，让人见到一种兴云作雨有望沛然的趋势。：：金宏达本书前言特色及评论文章节选

本书论述中西诗歌中的爱欲问题，文笔优美，极富新创。而且，在论述中，它所采用的完全是诗的形式，因而没有陷入在近来流行的批评理论中常见的那些与诗歌龃龉不合的研究套路。通过对一系列传统主题、比喻以及修辞立场的分析，宇文所安提出了一套跨越时（古——今）、空（东方——西方）的独特的阐释套路，根本没有运用诸如原型批评领域的什么观念体系，却自有某种形而上的基础。他的论述方式经过精心安排，既可处理汉语诗歌，同时亦可应用于法语、意大利语、希腊语、拉丁语、普罗旺斯语、西班牙语以及英语的诗歌文本，而且贴切无间。阅读本书，不仅获益匪浅，而且令人愉快。——约翰·荷兰德，耶鲁大学宇文所安，一名斯蒂芬·欧文。1946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长于美国南方小城。1959年移居巴尔的摩。在巴尔的摩公立图书馆里沉湎于诗歌阅读，并初次接触中国诗：虽然只是英文翻译，但他迅速决定与其发生恋爱，至今犹然。1972年获耶鲁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随即执教耶鲁大学。二十年后应聘哈佛，任教东亚系、比较文学系，现为詹姆斯·布莱恩特·柯南德特级教授。有著作数种（其中《初唐诗》、《盛唐诗》、《追忆》等已被译为中文），论文多篇。其人也，性乐烟酒，心好诗歌。简脱不持仪形，喜俳谐。自言其父尝忧其业中国？抟阅鄙缶沟米粤ⅲ凳艚男叶？“迷楼”原指隋炀帝在7世纪初建造的一座供其恣意享乐的宫殿，其本义就是“让人迷失的宫殿”，无论是谁，只要进入迷楼，就会迷而忘返。宇文所安这部著作模仿迷楼的架构，将来自多种不同文化、多个历史时期的诗歌放在一起进行深入探讨，由此论述中西诗歌中的爱欲问题，这些诗作本来毫无归并一处的理由，然而彼此结合，却益觉其气韵生动。作为一种比较诗学，本书不拘限于欧洲传统中那些人人耳熟能详的作品，而是突破常规，将生的与熟的、古的与今的作品结合起来——否则，那些与传统类别格格不入的作品就会被强行纳入其所不从属的类别，或者被视为外来的少数派而弃置不顾。本书的成功之处，不在于提出了什么观念结构，而在于这些诗歌给我们带来的愉悦，以及当我们放慢脚步沉思这些诗作时感到的快乐。

汪国真明心慧性、博闻强记、坚毅而自信；读大学时，他敢与人打赌，一星期内背熟《唐诗三百首》，误差率不超过10首，最后还是他赢得了。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竟然能在没有什么基础的情况下，在两年时间里把自己变成了一位有一定口碑的书法家。望着他那龙飞凤舞的书法作品，再看看他那经常弄得我头痛的书信笔迹，惊讶之余，我深深地领悟到了聪慧、坚毅、自信在一个人身上迸发出来的力量。

在说二十世纪时，我也不会去预示二十一世纪初，更不会去预示整整一个二十一世纪。我没有像某些人那样觉得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多么令人振奋而不可想象的世纪。我也不会说：二十世纪戛然而止，中国文化从此别开生面。我倒相信：一切是模棱两可地跨进二十一世纪的大门的。时间的绵延性质，是不言而喻的：今天含有昨天，并含有明天。在昨天、今天、明天之间，绝无边缘，更无清晰的边缘。流逝是必然的，但却是以滚动的方式前行的。

要把原作中那晶莹如珠玉般的诗句的语言，以及深奥古典文学故事，是有很大难度的。好在英国杰出散落文家查尔斯·兰姆和玛丽·兰姆姐弟俩，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俩在1806年动手改写了20个莎士比亚的戏剧故事。朱生豪先生也为我们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的中文版本。本书参考了前辈作家和翻译家们留下的宝贵作品，用清新而浅近、生动的文学语言，叙述了20个莎士比亚脍炙人口的戏剧故事。其中6个悲剧故事，14个喜剧故事。尽量保持原作中的故事脉络和主要情节。并配上伦敦华德·洛克书店的插图本中的精美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