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藤野先生》初发表于1926年《莽原》半月刊第1卷第23期，后收入散文集《朝花夕拾》。众所周知，《藤野先生》是中学语文教材中的经典课文之一。对《藤野先生》的研究浩如烟海，无论从教学角度还是学术角度，都体现了文章自身丰富的内涵。《藤野先生》中的“幻灯片事件”“解剖学笔记事件”等内容的真实性是中日学者长期关注之所在，亦是本书探讨的问题。作者对于某些学者提出的质疑进行史事考辨，既有材料又有史识，尽显文学研究的功力。本书集考证和艺术探微于一体，附有珍贵丰富的资料：《藤野先生》的手稿、汇校本，国内外研究资料目录、教学辅导资料目录，等等，是一本不容错过的鲁迅研究读物。

法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纪德十分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西方文学界发现、研究和高度评价俄罗斯文学独特魅力的代表人物之一。纪德从创作到思想、信仰无不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宗师，写作了不少关于陀氏的研究文章。本书包含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散论，以及1908—1921年间在老鸽舍剧院所做的著名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纪德不仅读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对于自己尤其喜爱的几部还反复阅读。这种文本细读式研究在本书中得到充分展现，也为我们今天如何阅读经典树立了典范。本书不仅是重要的文学史文献，也是两位作家乃至法俄文学的对话，对于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纪德都是不可或缺的参考。

《光只从黑暗中来》收录笔者在四年时间里写的22篇文章，混合当代艺术、戏剧，还有电影。批评家栗宪庭为书名题字，艺术家徐冰为本书写推荐词，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全书以文章的形式探讨当代艺术，包含戏剧和电影等多种形式的艺术作品，以期在统一的笔触下与读者之间达成一致的体验，使艺术与欣赏艺术的人群产生共鸣并为人们提供看待问题的新视角和新观念。 在文字与阅读遭受短视频与新媒体损毁的今天，为文字的可能性寻找优质对象，借助艺术本身的力量，重新唤醒文字的无可替代性的作用。这是文字与艺术的结合，亦是人与诗意的一次相遇。

此书汇编朝鲜半岛自高丽朝至朝鲜末各种文献中有关杜甫、杜诗的评论资料，凡出生于1910年之前，其著作时间在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文献，皆在辑录范围之内，方便学界研究杜甫在朝鲜半岛的地位、杜甫对朝鲜半岛文学的影响等问题。

创造社，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的文学团体。 1921年6月8日，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郁达夫的寓所正式宣告成立，初期主要成员大多是在日本的留学生，如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创造社成立后的主要活动地点是在上海，两个月后的1921年8月，“创造社丛书”的第一种、郭沫若的诗作《女神》在上海出版，随后出版的是朱谦之的《革命哲学》、郁达夫的《沉沦》、张资平的《冲积期化石》等。同时，创造社主办的《创造季刊》《创造周报》等相继创刊。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后参加实际的革命工作。之后，创造社又创刊了《洪水》和《创造月刊》等，在较为广阔的天地里展示着自己所向披靡的勃勃生机…… 创造社的这段历史，已有较为详尽的记载，在此无须赘述，引用上述这些话，无非是想给叙述“创造社丛书”提供一个轰轰烈烈的背景氛围。 “创造社丛书”从1921年8月开始出书，直到1929年2月创造社出版部被查封，八年之间共出版图书60多种，作者遍及创造社前后期的成员。而出版者并非单一，而是由被郭沫若曾经称之为“创造社摇篮”的泰东图书局和沈松泉、卢芳创办的光华书局，以及上海创造社出版部三家承担。然而，三家机构在出书的形态上，并非单纯“承接”，呈现的是“交叉”与“平行”的复杂，彼此不搭界，⊙ “创造社”出版标记 而又我行我素。出版的丛书有的编号标明“创造社丛书”，有的则不编号，有的甚至把创造社其他丛书版本拿来重印，还明目张胆标以“创造社丛书”。另外还看到过两种标有“创造社丛书”的出版机构，一是光华书局的“延续”大光书局，还有一种是“泰东”在后期出卖版本纸型而印书的大新书局……凡此种种，在“创造社丛书”的一片天地中，出现的是“昏天黑地”的混乱异常局面，与她的对手文学研究会所出版的井然有序的丛书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这局面，对后世版本研究者来说，绝对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面对一头雾水而叹苦经。虽然有些研究版本的专业机构费尽心力整理出版了“创造社丛书”书目，但不完整与差错不绝已经是既成事实——可见，由历史造成的混乱，要由后世来匡正，那是不现实的，更何况对版本的研究，在没有或没有可能看到所有版本的前提下，要想“匡正”并还原其本来面貌，只能是一种不现实的无奈徒劳！ 鉴此，笔者在介绍“创造社丛书”时，也只能以“无奈”的心情，奉献“无奈”的整理成果，这成果蕞大的特点是“混乱”，版本形态、版本版次等处处显露出这一形态，因此只好请各位鉴谅了，也请以平常心态看待： 萝卜白菜拿到篮里就是菜而已！ 笔者在整理“创造社丛书”之际，前后看到过五种不同的对“创造社丛书”书目的表述（可能还有更多），为了说明起见，请各位耐心阅读以下五种由当时的参与者所列的书目。 第一种： 泰东图书局出版的“创造社丛书”九种： 《女神》（郭沫若著，1921年8月版）《哲学革命》（朱谦之著，1921年9月版）《沉沦》（郁达夫著，1921年10月版）《冲积期化石》（张资平著，1922年2月版）《无元哲学》（朱谦之著，1922年10月版）《星空》（郭沫若著，1923年10月版）《爱之焦点》（张资平著，1923年12月版）《烦恼的网》（周全平著，1924年3月版）《玄武湖之秋》（倪贻德著，1924年4月版）。 如果说，仅此九种也许并不复杂，然而泰东图书局在创造社于1929年2月被查封后，乘人之危，盗用“创造社丛书”之名，先后把创造社原编为“世界名家小说”第一种的郭沫若、钱君胥译《茵梦湖》重印，乱印成“创造社丛书第十九种”；又把原“世界名家小说”第二种的郭沫若译《少年维特之烦恼》重印，在扉页印上“创造社丛书第十种”；还把原“世界名家小说”第三种的郑伯奇译《鲁森堡之一夜》重印，在扉页印上“创造社丛书”，未编号；又将原“世界儿童文学选集”第三种的穆木天著《蜜蜂》重印，在扉页印上“创造社丛书第十四种”；把“辛夷小丛书”第五种的郭沫若译《雪莱诗选》重印，在扉页印上“创造社丛书”，未编号。以笔者和其他研究者推测，可能还有另外一些类似的丛书版本——原本一潭清水，顿时被这五种（可能更多）“自说自话”的版本搅得一片混乱。 第二种，由光华书局出版的“创造社丛书”五种： 《聂嫈》（郭沫若著，1925年9月版）《梦里的微笑》（周全平著，1925年12月版）《文艺论集》（郭沫若著，1925年12月版）《三个叛逆的女性》（郭沫若著，1926年4月版）《东海之滨》（倪贻德著，1926年12月版）。 在此需说明的是，前四种初版本均印有“创造社丛书”字样，但未编号，而在之后的“光华”版重印本中，均未印上“创造社丛书”，弄不清是属于丛书还是不属于丛书。第五种倪贻德著《东海之滨》，虽出版了，初版本和重印本也都相继见到，好像都也未印有“创造社丛书”字样，这便有了疑问： 当年《东海之滨》是否被列入“创造社丛书”？还是尚未见到印有丛书名的版本？到目前为止，已经很难断定。有关叙述，请参见相关的篇目。 另外一份光华书局“创造社丛书”书目，除发现把创造社编的《创造日汇刊》和《洪水第一卷合订》置于丛书内，还发现一种郁达夫的《文艺论集》，此书与郭沫若的《文艺论集》并列，即在“创造社丛书”中有着两种同名、异作者的著作，因此可列入丛书。

明代的书法，崇尚帖学，往往类多行草。卓越者能上追晋唐，尤擅简牍之美，几越唐宋。早期声名著者，当推三宋（宋克、宋璲、宋广）和二沈（沈度、沈粲）。至中期祝允明、文征明、王宠等吴门名家的出现，以高超的书艺群伦，独步一时，影响甚远。同期还有一批名儒学士，视书法为余艺，本人虽无意以书法名家，皆以道德文章、忠义理学著称于世，而其书法又时常流露出本人的气质与学养，在书艺造诣上确有鲜明的个性。王阳明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 王阳明的书法在当时已为有识者所称誉，明中后期书画家徐渭论阳明书云：“古人论右军以书掩其人，新建（阳明）先生乃不然，以人掩其书。观其墨迹，非不翩翩然凤翥而龙蟠也，使其人少亚于书，则书已传矣。”明清之际学者归庄，对王阳明书法更为倾倒，他说：“阳明先生一代儒宗，而亦工于书法如此，岂非艺即道耶？余学道不成而谬以能书名，既耻为一艺之士，其敢不勉！”他的楷法沉着清劲，风骨峻迈，显得端庄高雅、行笔有神融气贯之感。本书汇集了王阳明一生中不同时期的大量诗文、书札手迹及碑刻作品，不仅具有艺术欣赏性，更具有较高的史料和学术价值。

该书主要研究了新世纪以来“中原作家群”的创作情况，重点探索了邵丽、乔叶等女性作家在中原文坛的崛起、短篇小说家刘庆邦的长篇新作、地市级文坛的卓越表现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参与度等问题。这些文坛现象在以前的河南文学格局中较为少见，堪称文学中原的新风景，具有较强的研究价值和文化意义。在具体的研究中，该书尽可能地做到融宏观考察与文本分析于一体，结论力求在锐意创新的同时做到可靠稳妥，具备较强的说服力。《中原文学新风景》一书系2017年度河南省高校社会科学优秀学者支持计划（2017-XYXZ-18）成果。书中部分内容曾在《南方文坛》、《小说评论》、《文艺报》等报刊发表。

《新世纪散文观察》是一本当代散文批评专著。该书聚焦于新世纪以来的散文场域，以学理性眼光透视当代散文中的几个焦点问题，其中包括散文的代际问题，这也是代际概念兴起之后，散文界第一次以代际作为切入视角，考察不同代际写作群体中的共性问题。该书还关注了散文的地方性问题，地方经验不仅构成了作家写作上的坚实基础，从散文作家的地理分布来说，地方性的凸显也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散文新变的一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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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论总体概括了莫言作品的三个特点：与本土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关系；狂、雄、邪的追求；莫言的“农民意识论”。第二部分详细探讨了莫言与中外文学的关系，与福克纳、马尔克斯等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明清笔记体小说和传奇的传承等。第三部分提出了莫言研究的一些新的视角：莫言与大众文化、莫言与后期印象派绘画、身体视域与莫言小说的发生学等。文章的结论部分，指出莫言的研究虽然硕果累累、蔚为大观，但深入研究莫言在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的同时常常“逃离”其影响、在上下求索中多方“突围”的多变心态，另一方面努力揭示莫言博取本土古典文学、民间文学乃至“十七年文学”的丰富遗产为己所用的开阔胸怀，仍能从中提炼出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莫言研究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