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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国家重点出版图书。

在中国人民大学，很早就有过组织编写研究生教材的动议。但那时，研究生的课程体系尚欠规范。不仅各类课程基本上按二级学科（专业）设置，口径偏窄，同一一级学科甚或二级学科（专业）的课程；差异亦很大。而且，有些课程，也与本科阶段拉不开档次，教学内容重复。所以，编写研究生教材这项直接关系到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基础性工作，只是在某些学科或专业做过尝试，并未提上整个学校的议事日程。1996年4月召开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是我国研究生教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那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以提高质量为中心”的研究生教育工作思路，并且，根据培养跨世纪的复合型人才的需要，相应调整了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以此为契机，从1997年起，我们对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革：（1）适当加大课程教学在整个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比重。（2）将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培养阶段的课程设置作为一个系统，通盘考虑，拉开档次。按照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设置课程，确定教学内容。（3）本着“宽口径，厚基础”的原则，拓宽硕士研究生的知识领域，在各个一级学科内设置所有专业通开的核心课程——学科基础课。（4）统一课程设置标准，建立一套由公共课、学科基础课、专业课和选修课等四个类别组成的规范化课程体系。打下了较为规范化的课程体系这个基础，我们即着手组织编写硕士研究生系列教材。所编教材的重点是：全校所有学科通开的公共课教材以及分别在各个一级学科通开的学科基础课教材。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便是我们组织编写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教材。编写研究生教材，本来就是一件新鲜事物。编写建立在规范化的课程体系基础上的硕士研究生公共课和学科基础课教材，难度就更大了。因此，我们迈出的这一步，既具有探索性，又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当然，我们深知，这一批以及今后陆续出版的硕士研究生教材，肯定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还需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充实、完善。我们也深信，只要方向明确，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我校的研究生课程体系和教材建设将会日臻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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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讨论中，最不易加以确定、也最具悠久历史的论题必定是有关现象与现象的根据——实在的关系问题。实在论的问题自哲学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提出来了，这一点可以从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直到德谟克里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或著作残篇中频频看到。对于所有的古代自然哲学家和大部分的近代自然科学家来说，发现因果律固然是科学的任务，但是要完成这个任务却必须首先建立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那就是：世界及其规律是真实存在着的。它们可能是从来就有的，也可能是上帝创性的，但它们无论如何不是人的感觉可以任意界定、并随着现象的变化而跟着变化的。大卫·休谟从哲学上给这个古老的信念以沉重的打击，恩斯特·马赫则以科学家的名义断言：存在着的东西实际上并不深奥，不过就是我们经验到的那些要素及其不同的组合。这种现象主义到了20世纪似乎得到了量子力学哥本哈根学派的强有力的支持。千是，在本世纪的前半部分时间里，关于科学实在论的探讨被说成是过了时的残余形而上学。然而，正如我在前面指出过的，爱因斯坦这位本世纪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是至死也不赞成现象主义的，因为这跟科学的基本宗旨-解释真实的世界——是不相容的，也跟科学家的基本行动纲领——探询宇宙自身的奥秘——是不相容的。尽管为了调解现象主义与本质主义（实在论）之间的对抗，曾经出现过搁置争议、只看结果的实用主义思潮，如工具主义、符号主义、操作主义等等，但是问题本身是回避不了的。5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当今，实在论以革新了的面貌重登科学哲学论坛并再次盛行起来，形而上学已不再是一个耻辱的字眼，其结果是出现了波普尔、亨普尔、夏佩尔等一大批科学实在论者。他们的哲学主张也许是没办法加以实际验证的，但是他们的理由却是站得住脚的，即：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断定（或假定）某种实在，总是一个自然科学家脑海中不可排遣的形而上学动力，它引导或者驱使着科学家不断地探索和前进；尽管他可能怎么也达不到对实在的透彻了解，就像一个在云雾缭绕中不屈不挠地攀登高峰的人一样——即便已经登上了主峰，他也不一定知道。但是，在他的身后，却留下了为后人开拓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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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出版。

本书主要讨论贝叶斯分析和决策论的基本论点和原理，没有打算系统地介绍实际上已开拓发展了的方法的全貌，即介绍这些思想在统计学的特殊领域的具体发展。书中的例子，在很大程度上是随便例举的，因而很遗憾，它们未能覆盖统计学中某些难度较大的部分，比如，非参数统计。不过，方法上的相当数量的内容最终还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介绍出来了。本书对读者统计水平的要求在形式上是很低的，不必要具备贝叶斯分析、决策论、或高等统计学的预备知识。但对那些连中等深度的统计课还没有学过的人来说，读本书恐怕就会很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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