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飞经》，全名《灵飞六甲经》，是道家经书之一。此小楷书于开元二十六年（七三八）二月初一，唐玉真长公主奉敕检校写，是唐代小楷名作。此作为明代《渤海藏真帖》所收录，刊刻精良，为世所重。刻于明崇祯三年（一六三〇），浙江海宁陈甫伸（元瑞）自董其昌家借出墨迹，摹刻上石。*初两家似有抵押手续，后董氏又赎归转卖，其中或有纠纷。《渤海藏真帖》摹刻时，此作并非全本，少十二行，可能为初次抵押时董氏扣留，陈氏所未见。后此作又合又分，至*终董氏赎回时，陈氏扣留了四十三行，也便是现在所能见得到的《四十三行墨迹本灵飞经》了。墨迹本乾隆初年曾在无锡秦蕙田处，嘉庆时嘉善谢恭铭刻入《望云楼帖》，刻法与《渤海藏真帖》不同。后辗转为常熟翁氏所得，至翁同龢已历三代。《灵飞经》笔势圆劲，字体精妙，虽为楷书，却有行书的流畅与飘逸，后人学习小楷多以此为范本。元代袁桷、明代董其昌皆以《灵飞经》乃唐钟绍京书，此说虽有臆测之嫌，然影响较大。今以敦煌所出唐代写经观之，《灵飞经》亦应为唐代经生所书，惜未留下姓名。本次选用《渤海藏真帖》初拓本为朵云轩所藏，本次出版系原色全本放大影印。墨迹本为翁氏后人所藏，珍贵异常，今原色原大影印，刻本墨迹可对照鉴赏、学习。

智永，生卒年不详，本姓王，名法极，历南朝梁、陈及隋三朝，传百岁而终，是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七世孙，出于王徽之一族。他早年出家为僧，后云游至浙江省吴兴县永欣寺，住了整整三十年，人称“永禅师”。在寺中，智永深居简出，每日临摹王羲之的字，从未间断。传其退笔无数，以大竹簏瘗之，人称“退笔冢”，可见智永习书之刻苦。当时向智永求书者甚多，常常踏破门坎，于是智永用铁皮裹上门坎，称之为“铁门坎”。智永是我国历史上既承袭“二王”书风，又有自己风格的著名书法家。《真草千字文》，真草二体，是智永传世代表作，也是我国书法史上留传千余年的名迹。传智永曾写《千字文》八百本，散于世间，江东诸寺各施一本。现传世的有墨迹和刻本。墨迹本现流落日本，纸本，册装。计二百零二行，每行十字。论者认为墨迹本为智永真迹，也有人疑为唐人临本，但保留了智永书法的风格特征，应是无疑。苏轼评智永书“骨气深稳”，以此帖观之，是为至论。该帖为真草书法学习之上选。现以传世墨迹本草书部分放大影印出版。

褚遂良，字登善。唐杭州（今浙江杭州钱塘）人。太宗时，历任起居郎、谏议大夫、中书令。贞观二十三年（六四九）受太宗遗诏辅政。高宗即位，任吏部尚书、左仆射、知政事。封河南郡公，人称褚河南。主张维护礼法，定嫡庶之分。后因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后，被贬谪而死。楷书丰艳流畅，变化多姿，别开生面。对后代影响极大。后人将他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合称为“初唐四大书家”。《雁塔圣教序》亦称《慈恩寺圣教序》。唐高宗永徽四年（六五三）立。褚遂良书，万文韶刻。共二石，皆为楷书，原在西安慈恩寺，现存西安南郊慈恩寺大雁塔底层，两碑对称分立塔门之东、西龛。东龛内为唐太宗所撰之《大唐三藏圣教序》，书写行次从右排向左；西龛内为太子李治（后为唐高宗）所撰之《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记》，书写行次从左排向右。《序》二十一行，行四十二字。《记》二十行，行四十字。前者题额是隶书，后者为篆书。褚遂良的官名，前者为中书令，后者为尚书右仆射。前者为永徽四年岁次癸丑十月十五日，后者为永徽四年岁次癸丑十二月十日。为褚遂良楷书代表作之一。本次选用之本为朵云轩所藏明代精拓本，“灵”字右钩笔未损，有曾熙题签及边跋。

《装潢志》是中国古代书画装裱专著，同时也是*部系统的装潢学专著。本书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审视气色、洗、揭、补、衬边、小托、全、式、镶攒、覆、上壁、下壁、安轴、上杆、上贴、贴签等十余道装裱书画、碑帖的工序，并详细论述了选择纸料、绫绢料、轴头、硬壳等装裱材料以及制作、使用浆糊、贴签等装裱工具的要旨；同时，书中还介绍了古代书画、碑帖装裱的手法、要领、注意事项等内容，对书画装裱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本书精选优质底本进行全新点校编译，并邀请当代优秀书画装裱修复师参与配图，让这部古代装裱典籍更具现代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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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写作，不是简单地仿照中国历史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的线型伸延，而是既有顺年代次序，从古到今的序列，又有结构性的主次，内外综合交叉的叙述脉络。在提取书法史研究事实时，注重历史现象的综合提出，而不是罗列介绍孤立的人（书家）、物（碑帖），强调它的关连性和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书法史学家梳理而不是孤立平面的各类书法文献学家（文字文献和图像文献）的汇纂。同是描述一件事，同一个对象，本可以有多个截然相异的角度，甚至抽取出的也许是完全相反的结论。　不把书法史写成书家列传式人物传纪史，甚至矫枉过正，决绝地提倡写作方法上的“没有人名的书法史”，作者主张书法史只对事实、思潮、流派、现象负责，而把所有必须提及的书家人名、生卒年月、官职、传世作品介绍和传纪简历等一些基本资料，都尽量划为“注”的内容而不出现在正文中。看看去除了人名和作品名的书法史，著作撰写者在正文中还能够写些什么内容。书家个人传纪绝不孤立地作为正文内容，也不把书法史写成《书法人名大词典》格式。　一般书法史，都只写到清末。既是“史”，当然是指古史而不会有它。本着前述论事不论人的治史原则，作者对当代的叙述论说进行了谨慎有序的展开，首先研究重点跳开具体的人和著作，精确定位为针对“事件”“事实”即现象、流派、思潮、艺术运动这一层面而发，不涉人物褒贬高下，只追究它的来源、理由、意义；既保持客观真实，同时又能建立起最基本的当代书法发展分类分派的观察立场和构画出清晰的格局分布。

陈振濂教授坚定地立足于中国画本身而只以美学为方法，表明当时的目的是想用美学来解决中国画问题，而不是用中国画去解决美学问题。立场、目标不同，当然着重点自然不同。其次是试图从中国画本身来提出美学问题：它在方法上应该是现代的、严谨的、逻辑的、思辨的、分析的、因果的。它不是含糊其词的感觉，而是精准如手术刀，挑筋剔骨，剖面析形，有如庖丁解牛，运斤如飞。在这方面，理性的、智性的力量始终应当占据主导地位。亦即是说，在从小学习画中国画实践积累的氛围下成长起来，对它有着无比的热爱、钟爱甚至偏爱，本来就应该是“局中人”；但在进行中国画美学尤其是“形式美学”的研究之时，作者却希望是一个“旁观者”——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作为一个学者，只有与对象保持必要的观察和思考距离，才能不为自己的主观好恶所蒙蔽，才能有一个相对准确客观的判断立场。

在1985年到1991年之间，陈振濂教授先后四渡扶桑讲学或出席国际会议。其*初抱着一个目的，是想重点对日本与中国的近代书法交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随着资料积累的日益增多与交流的日益频繁，作者感到中国与日本在近代绘画交流中，存在着许多国人还未知，或知之不详的珍贵史实。而这些史实与研究的披露，将会改变我们目前对近代绘画史的既有看法。特别是中国近代绘画中的“日本模式”的存在，无论在绘画创作、中国画发展、油画的被引进、美术理论的发展、美术展览会形式的出现、美术教育的起步等方面，都已拥有无所不在的痕迹。问题只是过去我们并未正视它的存在，或根本不知道有它的存在而已。因此，在近代绘画史研究中着力揭示出这种“日本模式”的存在与价值，不但对于重新揭示近代绘画史事实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于使绘画史研究同步地跟上整个文化、文学研究而言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文学、文化上的“日本模式”的存在，已是文化学家们众所周知的事实，而我们的近代绘画史研究却恰恰缺少了这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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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教材是专门为小提琴启蒙学习编写，也适用于小提琴集体教学。在整套教材中引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