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多年前，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教会大学在中国大陆即不复存在了。中国教会大学长期被看作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堡垒，曾引起众多中国人士的反感。的确，一些教会和教会大学曾与西方殖民主义及所谓“为基督教征服中国”的宗教狂热有过不同程序的联系。但是，以半个多世纪以后的眼光来看，这种反感虽不无依据，但却失之笼统与偏颇。因为它没有将教会大学作为主体的教育功能与日益疏离的宗教功能乃至政治功能区别开来，也没有将学校正常的教育工作与西方殖民主义的侵华政策区别开来。事实上，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国教会大学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的发展变化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教会大学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培养出了一批出色的专业人才，从而在中国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过颇为深刻的影响。同时，对于很多西方人来说，教会大学又是一个观察、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不大不小的窗口。在二十世纪的今天，我们以一种冷静而审慎的态度回顾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也算是重新打开了一扇观察、了解中国近代教育和文化交流史的不大不小的窗口。在成都的华西坝，有一棵郁郁葱葱的相思古树，让进进出出的中外华西人无不驻足留连。本书力图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从纵向的历史写真到横向的历史聚焦，客观的反映大学的传统、风格及追求，进而感受到中西文化汇聚、融合和传承，为一部详实的教会大学资料。

为了满足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大力推进教育理论创新的客观需要，本课题组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以三个方向和科教兴国理论为指导，将理论研究的目光聚焦在科教兴国和教育创新两大时代课题上，对我国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有关邓小平教育理论、江泽民教育论述、创新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大家在多次研讨中统一了认识，明确了分工，在撰写过程中又相互切磋，尤其是在江泽民同志的9.8讲话之后，各卷作者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计话精神，进一步增强了对科教兴国和教育创新研究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从而使得这一研究系列在逻辑结构、理论思维等方面，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使立意更加清晰，内容更加准确。

在北京大学浓厚的民主与科学精神熏陶下，养成学子们追求真理、不崇拜偶像的习惯，所以思想开放，富于创新精神。各有专长、刚刚健笃实的大师们的精湛学识，又启迪了学子们广阔的思路，他们在继承、比较、借鉴中得出自己新的见解。诠释着“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本书十四篇中，处处可见优良学风、良师益友的相互影响、相互砥砺、相互熏染之功。他们不管学文学理，其工作都扎扎实实，成一家之言。北京大学良好的学风和学术环境养成他们志存高远，博闻善问，刚健笃实，大器大象。《北大的大师们》面世后，得到了广大读者朋友的认可，促使我们继续下去。本书是其续篇，所列十四位都是中国现代学界巨匠、大师，但都是北大学子，有的又是师生。本书是名《北大的学子们》与《北大的大师们》相辉映，更见名师出高徒，师生传承。

本书是200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项目的研究成果，是由财政部教科文司、教育部财务司、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共同完成的，主要针对农村教育的快速发展带来的资金短缺和教育质量低下两个难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和意见。本课题报告分为七章，主要内容简介如下：第一章建立农村义务教育的理论框架；第二章对我国义务教育的现状和原因的分析；第三章从制度经济学和公共财政原理出发，探讨应当建立怎样的农村教育机制和体制。第四章通过考察其他六国的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度。第五、六章从财政资金转移支付的一般理论出发，结合农村义务教育的特点，展开对转移支付模式和制度研究。第七章根据前面提出的六个方面的中长期政策，本章对农村义务教育的“一揽子”改革的现实政策进行了研究。

科教兴国战略的形成和实施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应对知识经济时代挑战和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必然选择，是实施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持续和创新发展的根本道路，是世界各国强盛和民族振兴的共同经验。依法治教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现代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落实教育创新和教育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科教兴国战略需要以依法治教为保障，提高国民素质，提供人才支持，依法治教需要以实施科教 兴国战略为最大服务目标，两者相互依存、共同进步，全面推动教育法制建设和科教兴国战略实施。《科教兴国与依法治教》作为科教兴国和教育创新研究丛书的一部分，力图在新世纪背景下揭示依法治教和科教兴国的内在联系，突出二者保障和服务的互动关系，突出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突出现代教育发展法制化管理的规律，提出了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期，政府、学校、教师和学生以及社会应积极适应时代变化，转变观念，加强教育法制，扩大教育机会，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创新人才，提出了推动依法治教和科教兴国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措施。《科教兴国与依法治教》是一部关于科教兴国与教育创新理论研究的一部专著，全书详细论述了我国科教兴国与依法治教的基本情况，内容包括科教兴国与依法治教面面观、科教兴国与依法行政、科教兴国与依法治校、科教兴国和依法执教等方面，适合科教兴国与教育创新理论研究者。

江泽民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建校10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要大力推进教育创新。江泽民同志把教育创新提到了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认为教育创新与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一样，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教育还要为各方面的创新工作提供知识和人才基础。科教兴国，人才为本，人才的培养主要靠教育。我国的人力资源很丰富，但人才资源并不丰富，必须大力开发人才资源，大力提高全体人民的综合素质，才可能使我国沉重的人口包袱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 人力资源开发主要包括对劳动力人口（现实的或潜在的）的教育、培训、配置和使用等环节，其中，教育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基本环节。由于受传统文化负面因素的影响及一系列更现实原因，我国目前的教育观念、教育内容、教育体制和机制等均已严重滞后于我国当前社会发展和个体全面发展的需要，因而，必须进行教育创新。 本书以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的关系为主线，旨在探讨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密切相关的一些理论与实践问题。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们大量参阅了国内外学者的有关著述，尽可能地作了注释或交代。

在本书所收录的22名杰出学子中，他们的事迹和“政治面目”是各不相同的，有着广泛而全面的代表性：有些人的事迹，是作者和读者都较为熟悉的，如梁实秋、钱钟书、曹禺、吴晗……等，但对于本书中所介绍的他们的事迹，特别是他们在校求学时期的事迹，则不定都十分熟悉，本书既把重点放在介绍他们学生时代方面，便可以补充读者在这方面了解的不足，读者可从他们那时期的事迹中，再一次得到某些启发；对于另一部分清华学子，如洪深、张荫麟、孙立人，乃至熊大缜，有些读者过去可能略有所知，但未悉其详，本书所述者可以开拓读者的眼界，以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而对于可视为本书“重点”的一些人，如被誉为“抗战捐躯教授第一人”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出身的姚名达，架机冲敌舰、与敌寇同归于尽的抗日英雄沈崇诲，乃至当年最早奋起抗日的“东北联军”的体育场者于天放、张甲洲，作为普通“同时代人”的革命青年黄诚的成长过程等等，都是此前连本书作者也知之甚少甚或基本无知的人物；至于一般读者，情况可能更是如此。所以作者和读者都可以从他们身上领略到比之于当今世界的另一种高尚的人生价值观，从中汲取更加巨大的精神力。

本书包括绪论、正文六章、结论、附录四个部分，主要探讨了明代中晚期从王阳明讲学至东林学派的讲学之间约一百年的讲学发展历程，以及讲学与政治、学术、社会道德等问题之间的关系。明代的讲学运动是明王朝较为独特的文化现象，是社会经济发达及文化普及的反映，也是在阳明学学派建构中催生出来的一种要求。在明代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五朝中，讲学运动依托书院、会馆、精舍、山房、宗祠、贡院、寺庙、道观及山川秀美之处，遍布大江南北，尤以南方南直隶、江西、浙江为最。王阳明晚年将其绝大部分精力投放在讲学活动中，创立了最早的讲会——稽山书院讲会和中天阁讲会，并鼓励像惜阴会之类地域讲会的发展。王阳明逝世之后，朝廷对王阳明的不公正待遇激发了其弟子们以讲学来发扬师说、以建设书院来祭祀先师的热情。地域讲会开始流行，同门意识增强。学者们非但在各自的家乡讲学，还联合同门举行江浙大会，即便为官者也讲学不辍。然而，蓬勃发展的讲学运动所夹带的弊端，以及阳明后学之流弊，使讲学运动在嘉靖末年达于巅峰之后，在隆庆和万历初年先后遭到了来自高拱和张居正的压制。尽管禁讲学的背后，不能不有其政治的背景，但在万历十年之后，一些学者开始反思讲学运动本身的问题，并赋予讲学运动维护或重建社会道德的责任。代表性的人物即耿定向与东林学派。东林学派在重整社会道德的同时，提倡以程朱为学，使其讲学活动在宗旨上逐渐摆脱了阳明学，从而开启了明末清初朱子学复兴之端。在这一历程中，政治、学术、道德诸问题与讲学夹杂不清，使得讲学活动的外部环境越来越恶劣，乃至引发天启六年大规模地禁毁书院活动，而首善书院的被毁则标志着明代讲学风潮的结束。因此，综观明代中晚期一百余年的讲学运动历程，其过程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从开放到内敛的取向。这与一般思想史上对晚明思想活跃、启蒙的定性似乎不同。作者还认为，讲学活动以王阳和王艮为源头而分为两系，即学院式讲学和庶民式讲学。当嘉靖年间两系讲学基本重合、互相支持时，讲学运动是开放的、活跃的、激进的;然而政治的打击以及正统学者对社会道德的关注，使庶民式讲学的环境越来越恶劣，而学院式讲学则越来越保守，两系讲学渐行渐远。学院式讲学挟政治、经济之实力，不断压缩庶民讲学的空间，最终将庶民讲学的思想家逐出讲学的主流圈外。至此，晚明讲学内敛、卫道的特性基本形成，并为清初的讲学活动所继承。

《传统蒙学丛书》，是我社继《唐诗三百首》、《千家诗》之后，出版的又一部旧时民间流传最广泛的童蒙经典之作。该书主要收录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朱子格言》、《声律启蒙》、《重订增广》、《千字文》、《朱子格言》、《声律启蒙》、《龙文鞭影》、《幼学琼林》八种旧时童蒙读物。其中不仅有旧时启蒙识字传统写训练的韵语书，如《龙文鞭影》、《幼学琼林》；更有充满哲理的治定处理事的格言、警句，如《朱子格言》、《重订增广》。内容丰富实用，文字浅显通俗，易诵易记。《三字经》传为南宋王应麟撰。《百家姓》相传北宋时编，作者佚名。《千字文》，梁周兴嗣撰。《朱子格言》，一名《朱子家训》。《声律启蒙》，旧时学诗作对入门书。《重订增广》，以有韵的谚语和文献佳句選选而成。《龙文鞭影》，明萧良有撰。《幼学琼林》，明末清初程登吉撰。四卷。这些读本，均为当时风行全国、历久不衰之作。作为中国古代启蒙读物，对普及文化知识、治世育人都曾起过不可低估的作用。时至今日，仍然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教育发展机制论》针对我国教育发展机制的状况，教育中比较突出的高等教育问题，以及对高等教育在总体上的“资源短缺”环境及相应环境下的国民收入结构与财政支出结构、政府调控、公平与效率配置等内容进行了分析。并总结了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我国高等教育运行模式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高等教育运行模式，指出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在布局、结构、投入、调节和公平五大方面的缺陷及问题。同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教育发展机制问题。《教育发展机制论》首先对教育发展的理念与机制进行了理论阐述。在综合分析了近代已形成的发展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四个必须”的内涵式的发展理念，即发展必须立足于全球高度、必须是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