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记述了奉化教育发展兴衰的历程与经验教训，并以各类事例的记述或以数据为佐证，反映奉化教育的时代特征与地方特色。

当前，世界范围内的基础教育课程领域正在经历着一场大规模的改革运动。这次课程改革是学校教育对外部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急剧变迁而作出的一种回应。显然，人们将改革作为提升课程的质量、推动教育发展从而促进社会进步的必要手段。学校教育要想求得发展与进步，必须经由改革与革新的过程，超越既有的课程传统，并确立新的发展方向。“改革”已经成为教育研究的一个关键词。透过对改革过程的研究，我们得以发现课程理念演进和制度变迁的轨迹，从而更理性地推进课程改革的进程。上海和香港的课程改革是全球性课程改革运动的内在构成部分。这两个城市的课程改革是在不同的具体教育背景下，按照各自的思路独立展开的，因此二者彰显了不同的性格。但又因为关注相似甚至相同的课程话题，因此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上海和香港是两个开放性的国际大都市，在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将发生在这两个城市中的课程改革作为个案，将其放在同一个框架中进行分析和比较，这种研究显然富有意义和启发价值。通过对当前上海和香港的课程改革的探究，以及国际课程改革经验的反思，我们致力于发现一种发生在课程领域的“范式转换”，从而揭示面向新世纪的学校教育发展的基本取向。总体而言，这种探究发生在三个层面上。一是在宏观层面上探索课程领域的理论发展走向，并对课程统整、校本课程发展、教师专业发展等课题进行探究；二是立足于学科课程层面，探索学科课程改革的基本动向；三是国际经验的反思与借鉴，对中国大陆、澳大利亚、英国等的课程政策与课程改革展开跨文化的研究，探讨前沿性的课程理论与研究的课题。根据这种设想，我们邀请课程领域的专家学者对这些课题进行了探讨。

本书为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关于教育改革的文集，文章包括：优先发展教育是文山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农村中学实施素质教育的探索等。

本书在介绍了小康社会的概念与内涵的基础上，从教育的八大方面论述小康社会与各级各类教育发展的关系，并论述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建立相适应的教育政策、法律保障等问题。

本书记录了我国恢复教育督导制度25年来的风风雨雨，汇集了教育部领导、国家督学以及专家学者和基层督导人员的有关观点、经验和改革建议，介绍了海外教育督导的有关政策内容和政策特点。

本书从世界教育的研究对象、方法等入手、纵向梳理中国民办教育的历史发展进程，并对师资队伍建设、办学模式、政策等微观层面进行研究。

作为新世纪我国教育，教育研究同行的一套工具书、资料书，《中国教育研究新进展》系列丛书，以朴素的外表、翔实的内容、精致的加工，赢得了读者的好评，也得到国内教育界的关注。实在不容对教育，教育研究有兴趣的读者错过。《中国教育研究新进展.2001》是一本资料书，但又不是只着眼于资料书，是着眼于"工具" 的角度来考虑书的篇章结构的。为了便于参阅和使用，每个课题前附有目录；每个课题后附有论、著索引；用夹注反映引用研究成果的出处。在夹注中，成果论点出自期刊的，注出作者与期刊月份；出自报纸的，注出作者与刊载日期；出自著作的，注出作者、页码与出版年份。我们期望通过本书，理论工作者能够明了自身研究的基础与价值；实践工作者能够知晓教育研究的概况；使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定位清、韬略明。《新进展·2001》汇编了18个课题，分别为：人文与教育，交往与教育，教育公平，教育现代化，教育产业与教育产业化，WTO、全球化与教育，终身教育与学习化社会，主体性教育，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培养，"校本"与基础教育改革，研究性学习与研究型课题，建构主义与课堂教学改革，高考制度改革研究，网络教育，德育，教师教育改革，教育研究方法。相信每位读者，都会从本书中理解中国教育研究的新进展的各个方面。

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当代，中国教育发展的区域不均衡现象都是普遍存在的。通常人们总是把造成这种不均衡的原因归结成政治、文化、学术、军事、外来冲击等等所发挥的作用不同，并可以在相当抽象的层面上提供一些证明或推测。但是，这些证明或推测是否能在这些因素和区域教育发展不均衡之间建立起相关性，却很难依靠单纯的人为叙述就可以实现。而正是这种相关性的建立，才使得对教育发展的区域性特征的揭示成为可能。

“记忆”是越来越受到注意了，说被重视也不夸大。联合国就有个“世界记忆工程”，那是其教科文组织1992年发起的，目的是提高人们对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保管必要性的认识，推动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保管。这个记忆工程所指的“记忆”是档案文献，其范围不限于文字记录，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工程即是例证。而对我这个站在历史学和人类学门外的人来说，记忆的概念比较宽泛，只要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历史真相的东西，无论他是官修的文献档案还是民问的野史、笔记、日记，甚或原生形态的个体口述实录，都是珍贵的记忆。这下问题就来了：如何鉴别真伪。史学中的一派对官方的东西往往持怀疑态度。比如翦伯赞，那是很有名望的史学家，写过一篇《史料与史学》，认为“政府的文告是最不可靠的史料”。话说得有点绝对，但翦伯赞重视“琐言一类的杂史”，说“此种民间语言”“最为可信”，这确实能予人以启迪。在我写的这些东西里，所使用的文字材料绝大多数都属于这种比较可信的“民间语言”，比如书信、日记、散文、杂文、回忆录、传记以及年表、年谱，等等。这类文字一般都比较个性化，有的甚至相当地私人化，它们大多是被宏大叙事淹没，被主流话语疏远的历史游丝。当然，这些东西也未必都绝对可信，比较和甄别是必要的，但毕竟，这使我们重新构筑一种记忆成为可能。

“记忆”是越来越受到注意了，说被重视也不夸大。联合国就有个“世界记忆工程”，那是其教科文组织1992年发起的，目的是提高人们对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保管必要性的认识，推动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保管。这个记忆工程所指的“记忆”是档案文献，其范围不限于文字记录，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工程即是例证。而对我这个站在历史学和人类学门外的人来说，记忆的概念比较宽泛，只要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历史真相的东西，无论他是官修的文献档案还是民问的野史、笔记、日记，甚或原生形态的个体口述实录，都是珍贵的记忆。这下问题就来了：如何鉴别真伪。史学中的一派对官方的东西往往持怀疑态度。比如翦伯赞，那是很有名望的史学家，写过一篇《史料与史学》，认为“政府的文告是最不可靠的史料”。话说得有点绝对，但翦伯赞重视“琐言一类的杂史”，说“此种民间语言”“最为可信”，这确实能予人以启迪。在我写的这些东西里，所使用的文字材料绝大多数都属于这种比较可信的“民间语言”，比如书信、日记、散文、杂文、回忆录、传记以及年表、年谱，等等。这类文字一般都比较个性化，有的甚至相当地私人化，它们大多是被宏大叙事淹没，被主流话语疏远的历史游丝。当然，这些东西也未必都绝对可信，比较和甄别是必要的，但毕竟，这使我们重新构筑一种记忆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