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报道了历次全国性的重要教育工作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大量关于教育工作的讲话、考察和有关活动，采访报道了教育部和原国家教委的大量工作会议、活动和部委领导同志的讲话等等，还采访报道了许多地方的教育工作以及先进模范教育工作者，撰写了大量的消息、通讯、综述、评论及新闻调查、采访札记等不同体裁的文章，及时向社会公众传播了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等有关部门关于教育工作的重大决策和方针、政策与工作部署，反映了各级党委、政府以至全社会对教育的关心与支持，比较全面地报道了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进程和取得的成就。

本书是收编上海市33所中小学校教学管理经验的文集，其论文涉及历史沿革、办学成果、学校传统、办学特色、管理创新等。

在思考和探索实现“两基”以后进入新世纪中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这一历史性课题时，国家督学这支队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显示了他们特有的优势。我国的国家督学队伍是由一批长期担任教育领导工作的同志和一些资深的教育专家组成的。第六届国家督学中大多数同志年富力强的岁月都是在“两基”实现的第一线拼搏，为“两基”的实现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们没有陶醉于胜利，没有矜功自满，而是冷静地分析形势，深入地研究问题，积极地提出对策，执着地推动改革发展各项措施的落实。2001年6月，根据中国基础教育面对的新形势、新任务，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颁发了《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了新世纪初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目标，作出了调整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重大决策。国家督学们深入基层，对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面临的新情况、遇到的新困难、出现的新问题以及各地克服困难、推动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进行了调查研究，或者以调研报告的形式，或者在研究讨论时以发表意见的方式，卓有成效地参与了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的筹备。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以后，围绕国务院《决定》的贯彻落实，国家督学们在开展督导检查的同时，又写出了不少有份量、有影响的调查报告。这些调查报告进一步分析新形势，深入研究贯彻会议精神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如何完善农村义务教育“分级负责，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反映了不少真实情况，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和意见。这些调查研究的新成果，对推动围务院《决定》的贯彻落实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片断：扫除文盲：文字型文盲？功能性文盲？扫盲是全国人民的大事，在不远的将来，全国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更是全党全国人民奋发进取的宏伟目标。回顾50余年的扫盲教育史，我们不能不为我们的扫盲教育感到哀叹，旧文盲未除，新文盲又增，年年扫盲年年忙，扫来扫去，中国的文盲总数仍在世界上占很大的比重。于是反思我们的扫盲工作，必须另寻出路。扫盲不仅是识字问题，更主要的是扫除功能性文盲如何使识字变得更为容易？这是从上个世纪末起中国关心普及教育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思路。20世纪20年代陶行知、朱经农、陈鹤琴等人编定“平民千字课”时，就一点点地计算和压缩一个文盲“脱盲”所用的时间，用力的方向是简省汉字，尽可能选择（对平民）有用的，汰掉无用的。而拉丁化新文字的产生，则使大众教育如获利器。《平民千字课》“每天一点钟教，总共九十六天或十六个星期就教得了的”，但仍嫌时间太长，另编《老少通千字课》，也要四个月才能学毕。而新文字呢——当年的《新文字歌》唱道：“新文字，真系好！晤论你几大，唔论你几老，两个月，包你学得到。”陶行知在1936年说：“现在的新文字运动是主张拿易写易认的新文字教大众，不主张拿难写难认的汉字教大众。从速废止汉字是对大众教育而说的。”由于把新文字当做扫盲和普及教育的重要武器，因此对汉字拼音化的迫切也就很自然了。干脆绕过汉字之难，以拼音文字直接作为人民大众口语的声音记录。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就是这个路子，后来20世纪60年代初广大农村中“先读书，后识字，忘其字，写其音”的“注音识字运动”也是这个路子。到20世纪90年代又开展安子介千字文扫盲试验，仍然是这个路子。这个路子本身不错，错的是仍然解决不了文字生活与农民实际生活的脱节问题，因为在偏僻的乡土生活中，识字多少是与现实生活毫无干系的，村民们佩服的是“受得下苦”、有本事过生活的人，至于是否会使用官方话语和科学语言、认识多少文字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农村生产生活经验主要在实践中积累，在不识字的情况下也可以娴熟地运用经验来从事生产活动。生产经验与文化水平之间的这种松散关系，导致了长期依赖生产经验的农民本身对文化需求不甚紧迫，同时也就抑制了他们掌握生产技术的需求。所以，我们对扫盲工作不可谓不努力，但成效却与人们的期望、与国家在此问题上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相距甚远。可见如果文字不是生活的必需品的时候，当它有可能成为精神负担，甚至累赘的时候，文字扫盲工作的效果可想而知。而且，现代社会的文盲已不再是传统的概念了，它强调的是功能性文盲，包括文字盲、通讯盲（即不会利用现代化通讯工具）和计算机盲。譬如自动取款机的普及对文盲的制约使得人们不得不接受新的知识，路标的设立对文盲来说做司机几乎不可能。即使是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处在信息时代，他所拥有的知识的陈旧率和淘汰率也是非常高的。面对日新月异、飞速变迁的社会，人们不得不思考如何适应变化的社会环境、现代化社会对人的素质的最低要求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这就决定了现代的人们必须接受最低限度的教育并保持终身接受教育。而且，随着物质生产的变化，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要会越来越高，教育不再被看成仅仅是训练人们掌握谋生技能的手段，而被看成追求精神文明和享受的途径，甚至成为目的本身。于是扫除功能性文盲才是我们扫盲工作的重点。国家在扫盲中的作用谁也不会否认国家在扫盲工作中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即致力于扫盲，如195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中即明确提出15年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号召，到1995年中华扫盲奖励基金会建立，无不反映着国家对扫盲工作的倡导和努力。全国人口文盲率由解放前的80％以上降为10％左右，其中更有扫盲教育的功劳。我们想追问的是，国家取得如此巨大扫盲成就的同时，给农民自身带来了什么利益？杜威说：人家没有买，不能说卖掉；人家没有学，不能说教了；教的人尽管说得天花乱坠，要是学的人听而不闻，教的效果便等于零。反观我们的扫盲教育，扫盲后的复盲现象极为普遍。原因很多，比如农村生活本身用到文字的地方很少，长时间不用自然遗忘；扫盲本身就有速成成分在内，速成的东西记得快，忘得也快；扫盲只扫文字盲，其他内容不在扫盲之列，农民用着的没学、学到的没用，自然不感兴趣，不感兴趣的东西遗忘得快；扫盲教师水平有限，教错学生的事件时有发生，使得学员对扫盲持怀疑态度；扫盲成就中的弄虚作假，如安徽省1998年暴露出的扫盲作假案引人注目。我们认为，学生的学习不是为了获得一纸证书，而是为了生产技能；是否有扫盲证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能读外地打工亲人的信，能看懂农药的使用说明书。发展扫盲教育，要先改善农民的经济条件，孔子“先富后教”，管子“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这些先哲的昭示对我们有很好的教育意义。此外，我们注意到，国家对扫盲工作规定得不可谓不细，工作不可谓不力，但农民依然故我，旧文盲未去，新文盲又生。这主要是因为扫盲没有成为农民的自觉行为，而欲把扫盲变为农民自觉的行动，必须帮助他们克服松懈懒惰、因循守旧、畏难怕苦和小富即满、小康即安、不思进取的小农思想，必须把扫盲内容与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学文化与学技术紧密结合。仅仅要求教育者下乡是不够的，只有在扫盲切实成为农民自身的需要、农民也确实看到扫盲能带来切实利益的时候，扫盲工作才有可能真正落到实处。换句话说，尽管我们都看到过冬天无聊的农民蹲在墙根晒太阳，也知道他们是浪费时间，并为之惋惜，想当然地认为如果他们能用这么多的空闲时间学习某项技术必然更有利于个人和社会的进步。但如果大棚蔬菜仍然是赔多赚少，如果城市对流入的农民工依然紧闭大门，如果农业结构调整照旧说得多、做得少，如果农民辛辛苦苦劳作一天挣不到一盒烟钱，尽管有电视节目里繁华盛世、万千世界挑逗着人们的贪欲，但外部的世界仍然是与农民生活无关的、隔膜的，那么农民的生产生活必将仍然看着天气的“脸色”，无所作为或许是他们正常的选择。此种状态下，扫盲工作的难度不用实测，便可推知。后记：中国的命运总与中国农村的进步和发展紧密相连。人们忘不了，20年前改革开放的启动是从农村的“大包干”开始的，产业运作的市场机制也是由乡镇企业率先开始的，就连基层组织的民主选举，农村的村民自治也走在了城市的前头，中国农村正以崭新的姿态迈向新世纪。这种情况，使历来所谓“先进的城市，落后的农村”的命题在新的形势下变得复杂起来。但农村教育却不如经济改革那样“潇洒”，变动不居的农村社会使农村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并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理解和重视。然而，农村教育的发展因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目前还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农村教育的发展事实上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和障碍，存在许多亟待研究、解决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这恰恰是要研究农村教育的缘由。研究中国当代农村教育不是为了否定什么，也不是为单纯地赞誉某人某事，而是想通过整体的把握，总结出农村教育发展改革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例如，农村教育应为农村服务就是一个长久争论不清的问题。199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李岚清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农村教育不应以升学为目的，而应以培养农村留得住、用得上的实用人才。这种提法使人们不禁想起20世纪20～30年代乡村教育家号召农村教育不应跟随城里跑，而应培养适应农村建设的实用人才，也不禁想起毛泽东时代的教育追求，两条腿走路、农业学校应办在农村、“社来社去”等众多提法。可以肯定，虽经历史巨变沧桑，但农村教育应为农村社会发展服务、为农村培养人才的主旨不变。为什么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仍旧比较缓慢，也没有像农村经济这样得到全民重视呢？本文就是通过对农村教育问题的研究试图对此作出解答。但我也深知，农村教育改革是个过大过于深重的问题，本人能力有限，不一定能回答得了这些问题。但总要有人第一个“吃螃蟹”，本人不惜冒班门弄斧之险，殚精竭虑，尽力而为，虽不成体统，却是自己苦熬静坐，独对红烛的结果，自认为还是有所收获的。文章写作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并不感到轻松，起因是一份报道。重庆市某位母亲看到某山村11岁女孩辍学独自撑起一个家的报道，为了教育自己的孩子，就带女儿到了山村，一方面是给予山区女孩一定的帮助，另一方面是让自己的女儿体会生活的艰难，接受一定的教育。没想到她的女儿却说：“无非就是那些千篇一律的穷孩子的故事。说实话，长大以后，读书看报，类似这祥的故事太多了，我都麻木了。……我已经有了现在这种（水平的）生活了，以后我要通过学习，通过工作达到更好的生活，所以我不可能去学习那种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生活。”在这位女生看来，穷人受穷天经地义，没必要向他们学习。再联系我曾经读到的外国记者发在《纽约时报》上，由中国人转译过来关于中国教育问题的文章：“从全中国来看，能够进中学的孩子只有13。1992年，初中的辍学率上升了6。对每个在上海最好的中学上学的学生，国家每年补贴200美元，而很多农村学校却什么也得不到。中国一方面在最好的学校里培养出一批优秀的科学家，一方面在农村造就另一代半文盲。这难道是公平的吗？上海这些最好的中学的学生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点扭捏，但仍是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公平。‘假如同样一笔钱给了地方，可能会让更多的学生受益’，18岁的［上海第三］女子中学的ShirleyQ.C.Zhao如是说，‘但是，他们的设备条件和教师都不行，因此，花大力气教他们没什么大用，还不如培养训练我们。’”两者何其相似。透过这些受到极好教育的中学生自命不凡、高人一等的话语，我们看到的是城市与农村教育的差距，看到的是中国教育面临更沉重的未来。这使我不仅陷入深深的思索，翻遍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的教育发展史，党和政府似乎从来没有忽视过农村，也没有忽视过农村教育，但就中国农村整体而言无疑依然是贫困的，农村的教育依然是落后的。这些都是由谁造成的呢？农民的子女天生就该受穷吗？公平、正义、同情心何在？在翻阅资料的过程中，我看到过浙南、苏南地区农村教育走向现代化的灿烂前景；也看到过甘肃、贵州等贫困地区的学校为了节约，规定教师每周只用三支粉笔而且必须先用粗头的事例。我看到过有的农民家长为了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把子女送入“贵族学校”或不惜重金买了上海、北京的商品房以便安排子女的户口；也看到过贫困地区大批儿童因为交不起几十元，甚至是十几元的学费而失学。看到过历史上农民曾踊跃地参加扫盲，政府曾以此作为吸引民众的手段；也看到过现在扫盲之艰难，甚至到了为完成扫盲任务，要给来听课的人贴钱的地步。世界在变，农村教育也在变，不变的是什么？本文的完成得益于多位老师和朋友的帮助，没有他们的无私帮助，拙著的完成是无法想像的。首先感谢的是我的博士生导师金林祥教授，是他的宽大胸怀容纳了我的无知和任性，他的谆谆教诲激发了我进取的信心与勇气，生活上的关心更使我铭刻难忘；感谢我的硕士导师陈信泰教授，他的鼓励与鞭策把我引入学术的殿堂；本书前言农村教育：困难在前？希望在前？任谁都知道，中国是文明古国，她不仅是世界上首先步入农业文明的国度，而且至今仍是一个“农业大国”；任谁都知道，中国文化得以繁衍数千年而不绝是由于教育的普及，不论是文官制度最早在中国的实施，还是历次战乱后的文化复兴，无不得益于民间的教育传统；任谁都知道，中国的改革是从20多年前的农村大包干开始的，乡镇企业的崛起则开创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先河，就连基层组织的民主选举，农村的“村民自治”也走在了城市的前头，小城镇化的发展使中国农村正以崭新的姿态迈向新世纪，因而“农村包围城市”再次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但又有谁知道，正是在这太平盛世、欣欣向荣之中，那些保存、传播、繁衍中华文明的农村教育，目前正在经历着苦难与阵痛。随着科教兴国的号角响彻祖国大地，“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标语也刷遍了乡间的墙头。举国上下已经认识到农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基础地位，向农业现代化迈进、向小康村迈进，似乎不再是梦想而是唾手可得的现实。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偷偷摸摸冒着极大风险分了田地，终于引发了中国农村经济、农村社会体制的改革，进而引发了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的深刻变革。现今，“改革”变成了当代流行语，邓小平同志则更准确地把它称为第二次革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普遍认识到，农村经济及社会文明的振兴，最终取决于体制的完善与高效，取决于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其中农村教育担负着推进科技进步和提升劳动者素质的重任。不仅从就读人数方面说，更从其肩负的责任而言，农村教育是中国教育的主体。因此，农村教育在农村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得以凸现，时代要求对农村教育重新定位、重新解读，并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歌猛进。农村教育总体而言一直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低的背景下，农村教育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冬学”“夜校”“知青”“土专家”“社来社去”“上山下乡”“民办教师”，这些与农村教育密切相连的概念，成为几代人心中抹不去的深沉记忆。在某一具体历史阶段，我国政府把所有的教育都定位在农村：1958年中央曾明令所有学生都必须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哪怕你身居大城市，离农村有数十里之遥；1964年前后毛泽东同志批评当时的学生多年不接触工农，不辨稻麦黍稷，成为妇孺皆知、影响深远的教谕；直至1998年，在党中央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重申：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是落实科教兴农方针、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的关键，必须从农村长远发展和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发展农村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时至今日，我们仍能感受到，各式各样的探索中，包含着对改革农村教育，对促进农村社会乃至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的热切企盼。从根本上说，我国政府对农村教育的重视程度是一直不减的，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新中国建立50多年来，能把原有人口中80％是文盲，转变为文盲不足10％，这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其中就有农村教育的巨大功劳。1991年在山东泰安召开的农村教育国际研讨会上，与会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亚洲开发银行等五个主要国际机构的代表与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大洋洲等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都对我国农村教育的改革给予了高度评价。会议的最终报告指出：农村学校作为经济生产能力和社会进步的源泉这一概念，在中国创造了了不起的奇迹。2000年10月，人口最多的9个发展中国家负责教育的领导人再次聚首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再次肯定了中国农村普及教育以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经验。当然，作为教育研究者，我们所要做的工作不是锦上添花或是歌功颂德地进行政策解释，而是要从现行政策中寻找缺隙并加以修补，以臻完善。所以我们在农村教育飞速发展、枝繁叶茂的背后，应更多地看到农村教育存在的困境和不足，看到农村教育的发展和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人们已达成共识：扫盲与“普九”作为全国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两项工作的重点与难点都在农村。但农村教育的许多问题，如教育的目的、教育的体制、教育的内容等根本性问题，并未能得到彻底解决，仍然在探索之中。纵览不同时期的分析研究，我们就会发现教育家陶行知等人在20世纪20～30年代对乡村传统教育的批评，现在读来仍然有切中时弊、振聋发聩的功效；毛泽东同志当年对农村教育脱离农村实际的批评，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耳熟能详。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至今仍是我们教育工作的指导方针，毛泽东当年提出的知识下乡以提高农民文化水平，似乎与今天广为开展的“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似乎都显示了令人困惑的问题：农村教育发展的出路何在？“三下乡”是历史的复归吗？新世纪之初，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指出中国大部分人口逐渐步入小康水平，户籍制度会逐步放开，发展小城镇成为农村社会未来的目标，高校扩招的同时收费也在增长，凡此种种，无不作为新闻媒体的焦点，吸引着人们的目光，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农村教育问题却使农民翘首企盼的税费改革陷于困顿，乃至被推向绝境。农村税费改革被迫再度深入试点，全面推行却似遥遥无期，农村教育滞后成为妨碍农村税费改革的最重要的阻力。在此繁复的社会大背景下，我们确实有必要拷问：农村教育怎么了？我们的教育研究者与实践家能为农村教育做什么？著名作家韦君宜在《忆大寨之游》中算了一笔发人深省的账：当年，大寨在抗旱时，一个人一天要走40千米山路，但只能浇20棵庄稼。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谁都会认为这是不合算的，但在那个荒唐的年代，这种不正常反而属于“正常”，当时的人们不仅能普遍理解，而且大都自觉地这么去想、这么去做。我们也不要深责那些借有利于己的机会登台出乖露丑的角色，那种跳梁小丑是无论什么年代都会有的，不足为奇也不足深责，谁叫你们听信他的主意、计策？应该感到惭愧、汗颜的是我们的一些干部、知识分子，整天跟着那些丑角去参观访问，随着帮腔作势，点头赞扬，闭眼不管，还签字撰文……这么些人干了些什么？明明是百业萧条，人心不齐，偏偏要讲“形势大好”“一天比一天好”。对此，我们必须引为前车之鉴。既然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和社会问题的先觉者，既然农村教育确实还有那么多的问题存在，还没有被人们普遍认识、理解与解决，我们就不应回避矛盾，而应知难而进，把这在农村教育上的“盖子”掀起来！盛世只有不避讳“危言”，才能永葆长盛不衰。笔者来自农村，虽然乘恢复高考的春风跳出了农门，但是仍对农村、农村教育有着特殊的感情。“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总想为农村教育出点力。于是在读大学时就留意农村教育改革，有意识地阅读了陶行知的文集，并借机参观了陶行知纪念馆、晓庄师范学校等，深受教育。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又认真研读了梁漱溟的文集，对20世纪20～30年代的乡村教育有了大致的了解。在对前人改造中国农村教育的不懈探索深表钦佩的同时，更感受到了社会的现实压力。众所周知，解放前的乡村教育运动多从社会改良的角度进行，并没有认识到社会问题的本质所在，难免心存高远而实践乏力，抓住了皮毛而丢掉了本质。但新中国成立至今，为什么我国的农村教育依然落后于城市教育，依然与农村生活相隔膜，其中的片面追求升学率状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愈演愈烈呢？值得注意的是，解放后的强制性计划经济不只是一种经济模式，而且深深地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到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态度等许多领域。实际上，计划经济把整个社会都完全“计划”了，教育不但成为计划的一部分，而且一度成为政治斗争的急先锋、社会问题的晴雨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市场经济已经作为社会运作的根本形式。而农村教育却至今仍没有摆脱计划经济窠臼，对如何适应社会的变革，说得多，做得少。一讲教育产业化，教育界的反对声音最为强烈，似乎产业化就是一切向钱看；一讲高校扩招收费，教育界的人士马上想到，教育不平等的时代来临了。所以，农村教育研究不需要泄私愤性质的愤世嫉俗，或是仅仅看到问题的存在，而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正像某些人大谈腐败之祸国殃民的同时，自己还在同流合污，能捞则捞；我们也不需要过分追求全面、系统，中国关于农村教育的书籍已出过百本，其中多数是力图对农村教育进行全面解读，多一本少一本对整个社会，甚至对农村教育来说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别；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书生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纸上谈兵，“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知识分子能为社会服务，不在乎他是否掌握了终极真理，而在于他是否勇于把其理论付诸实践。所以，本书的写作重要的目的是唤起实践者的勇气与良知，在帮助他们分析农村教育问题的同时，力图为他们提供一把开启未来之门的钥匙。因此，笔者不揣浅薄，欲在此方面做点努力：摆清农村教育中的问题、追究问题的根源、探索问题解决的办法，在种种辩难中探索中国农村教育未来发展的取向。面对如此重大的课题，笔者自知学识浅薄、能力有限，虽心骛高远而力有未逮，但笔者矢志不移，即使举鼎绝膑，也在所不惜。新中国农村教育走过了50余年辉煌的历程，面对更加变动不居的未来社会，必将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核心命题之一，也将是众多关注中国社会、中国教育的专家学者心系所在。面对着同样的未来、同样的课题，让我们携起手来为中国农村教育的振兴做出自己的努力！

一本以“教育实践体昧·教学生活口味·教育理论品味”为写作宗旨的教育叙事文本。一本以“教育新思想·教学新视野·师生新篇章”为思考主题的深度揭示教育实践问题的著作。一本“以小见大、从平凡中见深刻”、有对中国教育问题直观性感受与逻辑性思考并给人教育回味空间的身边教育学。一本通过比较来发现“中国教育特色中的问题、问题中的特色”，从而探索中国教育改革方向的教育小书。一本追求充实与改善整个人类社会中每一成员的教育的精神世界并提出有益建议的教育创作。一本反映在人类的教育生存图景“是如何”与“该如何”之间，怎样由对抗走向对话的教育作品。

本论集共收录了6个国家44位教育家和教育工作者的42篇论文，共分为三编。第一编主要讨论了经济全球化与教育发展等问题。第二编讨论了奥林匹克运动与高等教育问题。第三编讨论了汉语快速识字教学改革问题。

序王生洪复旦大学百年校庆即将来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台湾复旦校友忆母校》一书，将海峡彼岸校友在两岸隔绝时期回忆母校复旦的文章，结集出版，这在大陆尚属首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近40年里，一水之隔，竟成天涯。本书编者得海外校友之助，才知台湾地区校友早在1951年就创办了《复旦通讯》年刊，每期约300页，于每年5月校庆日出版。它的主旨是“重温旧时在校的梦”、“维系复旦校友彼此心灵”。台湾校友的回忆文章、资料、老照片，对校史研究颇有参考价值，如《复旦简史》（于右任）、《李公祠杂忆》、《私立江湾复旦大学学生生活》、《盛极一时的复旦心理学院》、《复旦光辉照寰宇》、《忆孤岛时期的复旦》、《蜚声中外的复旦排球队》、《校门琐忆》等等。复旦大学江湾时期、重庆北碚时期的老照片，尤为珍贵。当年被当时政府派往台湾接收的校友，多是20多岁的技术人员。1949年前后去台的，多数也不过近于而立之年。岁月流逝，如今都成了须发皆白的老人了。乡情、同窗之情、母校哺育之情，不招自来，挥之不去。久违母校的他们，每时每刻怀念青年时代的在校岁月。剑英校友的《忆江湾偶得句》： “一事未因年老忘，燕园池馆柳丝黄，垂垂庭院秋千索，曾为当年飘荡忙。偶检残篇忆旧游，韶华逝去恨空留，缅怀往事春长在，哀哀深思暗暗愁。”短短50余字，情思满纸。已故祝秀侠校友，上世纪30年代毕业........

前沿实用经济与管理丛书。《中国管理教育报告》是我国第一部全面分析中国管理教育历史、现状与未来的研究报告。书中所涉及的问题既反映现实，又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对于中国管理教育的各个层面的问题，本书没有进行逐一论述，而是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关键性问题进行了个性化的深入分析。可以说，书中所论及的问题是目前我国管理教育中的核心问题，是我国管理教育发展体系的纲目。这些问题是：一、关于管理教育的教育与教学思想；二、经济发展与管理教育发展的关系问题；三、中国管理教育的体制问题；四、教育成本、收费与产业化问题；五、作为管理教育主流的MBA教育的发展战略问题；六、我国管理教育发展过程中如何权衡全球化与本土化的问题；七、管理教育机构自身的管理问题。

本书叙述了“中国的服装教育必须以中国文化、中国民族服装和中国服饰文化为本体，吸收国际上先进的、现代的服装教育思想、理念、方法和技术，为现实的经济服务的具有国际化特征的服装教育实践”的思路。

什么是学费，学费的本质属性如何；学费如何收，标准怎样定，标准制定中需要考虑的影响因素包括哪些方面；学费收取的理论依据何在，国家与家庭个人在教育成本分担方面应当体现怎样的权利义务机制；何谓教育成本，如何组织核算教育成本；收取学费后的学生与学校的关系又是如何，学生应当享有那些权利义务责任；学生如何通过已有的金融、信托、保险模式，为学费的筹集发挥其应有功用；国家税收政策对个人家庭交纳学费、教育集资捐赠等行为，又应当给予哪些方面的优惠；以及国外教育收费的状况、基本情形、经验教训等，又出现了哪些状况。另外，学费收取一事又应怎样充实完善，将好事办好，以满足数以百万计的莘莘学子的求学需要，适应教育事业发展对资金的需求。这些内容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也都是随着学费收取而与生俱来的基本课题，也是本书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