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高等教育成为家庭消费的重要支出之一，并决定了考生的职业选择和人生定位，因此考生、家长、社会对大学的信息需求显得日益迫切。这样，大学评价便应运而生了。大学评价对于高等教育机构是一个外在的反映和监督，其对于学校的内部管理与评价、资金、生源、师资的流动和合理分配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随着大学评价所受到的重视程度的提高，它还可以对国家教育政策制定、教育拨款与宏观管理产生重大的影响。

1992年，美国社会科指导委员会组成了一个社会科课程标准工作小组，其目的就在于在“标准时代”，形成一个综合社会科学、行为科学、人类学等学科、能够体现学术水准的和能够促进学生能力培养的课程标准，以便指导美国K-12年级的社会科的决策者。本书便是标准研制小组的成果。其中包括一整套指导社会科课程、教学、学习任务以及评价的标准。这些标准可用于评价社会科的质量、范围以及学生的学习能力表现，包括标准中所罗列的一以贯之的内容、技能、态度和观点。也可以把这个标准当作一个模板，用以分析和评价现有课程以及将要设立的课程。这些标准不仅仅是要呈现一系列期待的成果或建立国家社会科课程，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将它们作为州、社区、学校、部门乃至课堂完整的课程计划的标准，以指导教学、学习和评价。标准分为低、中、高年段，但不必拘泥于所列的范畴和顺序，也并未要求哪项内容是必须教的。像学习范畴、具体内容以及顺序的确定完全掌握在那些想努力改进社会科课程的人手中，这些社会科课程用以提高学生的社会科知识和技能。洲和学区的决策者可以在国家课程标准框架的基础上，加以完善和提高。

这套四卷本丛书由欧洲大学校长常设会议（CRE）领导的编委会组织编写。CRE是一个非政府组织，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会员包括东欧和西欧的许多大学，总数超过500个。CRE作为本套丛书的协调者，委托其副秘书长管理全部工作，并任编委会秘书。在过去的一千年中，大学是欧洲唯一一种基本形式、基本社会作用和功能都保持不变的机构。本套丛书将阐明大学如何且为什么能逐渐包括所有的知识，并遍布于世界绝大部分地区，大学是如何形成欧洲共同智力传统的，以及大学是如何培养学术和职业精英的，这些精英的精神气质具有超越国界的特征。

这套四卷本丛书由欧洲大学校长常设会议（CRE）领导的编委会组织编写。CRE是一个非政府组织，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会员包括东欧和西欧的许多大学，总数超过500个。CRE作为本套丛书的协调者，委托其副秘书长管理全部工作，并任编委会秘书。在过去的一千年中，大学是欧洲唯一一种基本形式、基本社会作用和功能都保持不变的机构。本套丛书将阐明大学如何且为什么能逐渐包括所有的知识，并遍布于世界绝大部分地区，大学是如何形成欧洲共同智力传统的，以及大学是如何培养学术和职业精英的，这些精英的精神气质具有超越国界的特征。本书是四卷本《欧洲大学史》的第一卷《中世纪大学》是一种综合性的专题研究。在空间上，它涵盖了东欧、中欧、西欧在内的整个欧洲；在时间上，它则跨越了从大学产生之初直到16世纪初的三百多年；在广度上，它包括从大学的管理、财政、建筑，到大学的学科、学院组织、招生、教学、学位授予、考试，直到学生的生活、学习、活动，等等，几乎无所不包，同时还广泛地涉及到大学与外部世界（教会、王国、城市）的关系。

《研究与相关知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美国研究型大学》一书描述并解释了从1940年到1990年这半个世纪之间美国大学是如何发展的历史，这段历史的内容是众多的、阶段是断裂的，并且通常显得有些杂乱。对于研究型大学建设的思考与规划。不仅涉及一所大学自身的发展战略，而且事关一国高等教育的宏观布局结构和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毋庸置疑，中国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有一大批具有高质量的研究型大学提供智力和人力的支持；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也为建设一批研究型大学创造了客观条件，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国究竟有多少所高等院校已经基本具备建设研究型大学的条件？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能提供多少众多研究型大学所需要的高质量的学生和教师资源？我国的国力究竟能支撑多少所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型大学？

“杜威与亚洲教育丛书”包括由沈阳师范大学教科院教授关松林博士撰著的《交流与融合——杜威与日本教育》和由华南师范大学教育学原理博士后流动站王彦力博士撰著的《走向“对话”——杜威与中国教育》。这两本书是他们在各自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补充而成的。《交流与融合——杜威与日本教育》一书在占有较为丰富的史料基础上，从不同的文化背景出发，清晰地论述了杜威教育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应用、发展和影响。在该书中，作者指出，在杜威日本之行后，其教育著作开始大量传入和介绍到日本，并逐步扩大影响，后来又经历了杜威教育思想在日本传播的“高峰期”和“勃兴期”。这种历史现象表明，不同国家之间的教育交流是教育融合的前提，而教育融合是教育交流的结果；没有教育的交流，就没有教育的融合，更没有教育的创新。正是通过交流与融合，杜威教育思想得以在日本传播、应用和发展。在该书的最后，还附录了“杜威寄日本的来信”，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杜威日本之行的情况以及他当时的心路。

外国教育史研究对象的确定，涉及有关学科领域界线划分的问题。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这是它所以能成为一门学科的内在根据。首先，界定外国教育史研究对象的科学根据应是教育学科的研究对象。它应包括由被定义为教育学科的对象的研究所产生的知识系统。其次，由于它也属于史学范畴，所以它也从历史的特定角度来研究问题。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应研究人类的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外国教育史应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这些现象和问题。根据上述观点可以认为，外国教育史是教育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和基础学科，它与中国教育史共同构成教育史学科。教育史具有教育学和历史学的跨学科性质。本书为教师教育精品教材。全书分古代教育史 近代教育史和现代教育史三编，共十八章，主要介绍了史前时代的教育、古代希腊教育、西欧中世纪教育、拜占廷和阿拉伯的教育、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的教育、近代教育理论、现代西方教育理论、苏联教育思想、现代欧美教育思潮等内容。

《日本战后社会教育政策》利用史料、调查等方法，对日本战后社会教育的理念、政策和活动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通过对公民馆的研究，总结了社会教育在恢复生产、安定民生、普及教育等方面的意义；通过对劳动者教育的研究，揭示了劳动政策与社会教育政策相辅相承，为劳动者实现其劳动权、生存权提供了可能这一事实；通过对青年业校、劳动青年学校的研究，明确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特殊关联，暴露了青年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最后，初步涉及20世纪80年代终身教育政策出台以后社会教育的变革与发展，描述了当前终身学习的主要形态和实施效果。以上研究为我们从教育政策的角度解读、研究日本战后发展打开了新的视角，在研究我国如何开展终身教育，构建学习型社会方面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日本战后社会教育政策》利用史料、调查等方法，对日本战后社会教育的理念、政策和活动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与探讨，总结了社会教育在恢复生产、安定民生、普及教育等方面的作用与意义。书中也介绍了日本20世纪80年代后出台的终身教育政策与理念，描述了当前终身学习的主要形态和实施效果，展示出日本社会教育的变革与发展。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以下简称《总体规划》）是1959年起草并获得州参众两院议会通过，1960年开始实施的。当时，美国大量二战后出生的孩子进入上大学的年龄，大学入学人数出现大幅度增长，教育民主化的呼声风起云涌，如何适应和满足大量的潜在的有志于学习的人的学习需求，对美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是一个巨大挑战。高等教育必须走多样化之路。由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1911—2003）主持起草的《总体规划》的核心议题是阐述初级学院、州立学院和加州大学这三大部分在未来加州高等教育中的作用，以及如何对这三大部分进行管理和协调，从而避免无谓重复和解决学校之间的无序竞争问题。《总体规划》还对加州未来15年高等学校的招生规模、师资需求、高等学校的容纳能力和财政供给能力进行了准确测算；阐述了公私立大学的关系，如何协调发展；提出了明确的学生质量标准和评估原则；等等。《总体规划》的成就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一、《总体规划》提出了一个科学、系统的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框架和发展思路。规划确定了两大目标（确立公立高等教育部门的使命，避免无益竞争；为合格的年轻人提供充足的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六大研究领域（入学计划测算、学校功能、高校和地区发展规模、预计费用、州支付能力、组织和管理形式），并就此提出了明确的发展思路和落实措施。《总体规划》特别强调集中的管理、地方上的主动权和社区需求三大导向的协调关系。正如《总体规划》所称：“一套方案让所有部门都能够接受，其中少不了妥协和折衷。基本的出发点就是坦率认可每一个部门的需求以及它们各自相对的优先权。”协调机构的建立和妥善处理公立高校系统内部协调发展、公立学校系统和私立院校系统的协调发展以及发挥协调机构的重要的监督作用是《总体规划》得以成功的基础。加州伯克利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约翰•道格拉斯（John Doug1ass）评价《总体规划》说：“1960年的总体规划确实代表着重要历史时刻的一个政治妥协，推动公立学院与大学体系获得了巨大成功。科尔的重要贡献在于他愿意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坚持社区学院、加州州立学院和加州大学各自承担不同的使命。”二、《总体规划》把相互竞争的不同类型大学和学院转变为一个有机的高等教育体系，把加州大学的所有校区看做一所高校。《总体规划》指出：“公立高等教育由初级学院、州立学院和加州大学组成，其中每一系统都应在各自的领域追求卓越。”它赋予加州大学、加州州立学院、初级学院不同的使命，分别承担不同学生群体的高等教育。《总体规划》提出：大学负责博士教育和科学研究，从学习成绩前12.5％的高中毕业生中选取学生；州立学院主要提供四年制本科生教育、职业教育和研究生课程，可以和加州大学联合授予博士学位，应该从学习成绩前33.33％的高中毕业生中选取学生；初级学院向加州所有高中毕业生开放，提供两年转学或职业性教育。《总体规划》鼓励三级公立大学致力于自身特定的职责，作出自己独特的优异成绩。从一开始，规划者们就认识到了独立的学院和大学的关键性作用，构想了从小型私立学院到巨型公立大学的加州高等教育连续体。三、《总体规划》促进了加州高等教育的持续稳步增长，促使加州高等教育正式完成了由大众高等教育向普及高等教育的转变，保证了向所有高中毕业生提供进入高等教育的机会。1960年以来，加州大学、加州州立学院、社区学院发展显著。加州现有四年制院校225所，两年制院校171所。现在加州人口，包括各种族、男女性别，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比1960年提高很多。公立高等教育在学人数是1960年的9倍，而同期全州人口总数大约只增长了1倍。四、《总体规划》促进了研究型大学的现代化。克拉克•科尔任加州大学总校长后，即开始加强和扩大当时下属的伯克利、戴维斯、欧文、洛杉矶、圣迭戈、旧金山等6所分校，大幅增加博士生名额，规定加州大学在授予博士学位中的惟一权限（除了在某些经过选择的领域与州立学校联合授予以外），加州大学成为州所支持的主要学术研究机构，大力拨款增强加州大学的图书馆和研究设施资源，加速使这6所分校成为研究型大学。加州大学的榜样作用促进了全美研究性大学的兴起。

《寻求超越：战后日本学力论争》一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学力问题为切入点，以时间为线索，深入地分析论述了20世纪5。年代的学力论争的发端、60年代的狭义学力论与广义学力论的对峙、70至80年代的科学主义学力论与态度主义学力论的论战、90年代学力论争中学习论的引入，以及1999年至2004年学力论争的扩展，很好地凸现了日本本土教育理论的自我超越与创新。通过对日本学力论争发展路径的研究，徐征博士以大量资料令人信服地提出这样的结论：“这五个阶段，每一段学力论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对前一段论争结果的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之上，核心问题早在20世纪50年代围绕基础学力的论争中就已经显现出来，即对学力的主体机能侧面与学力的客体实体侧面、生活知识与科学知识、知识与态度之间复杂关系思考与认识方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