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帮助各地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法学专业的考生更好地学习，顺利通过《国际私法》这门课程，我们编写了这本《国际私法同步配套题解》《国际私法同步配套题解》是依剧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制订的《国际私法自学考试大纲》和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定教材《国际私法》，结合多年来的教学经验及自学考试情况编写的。我们依照大纲，把教材中每章的重点、难点明确地给同学们罗列出来，并把它们归结成各类题型，且给出了详细的参考答案。这样，同学们在做这些练习题的同时能很多掌握教材的要旨。依据国家自考委最新要求，“填空题”已不再作为考试题型出现，为此此次修订时将原辅导书中的“填空题”改成了其他题型。而在现在法学类的考试中，“案例分析题”战的比重越来越大，为此我们在此次修订中特意增加了“精典案例专家解析部分”以使本书更具实用性。

《欧洲法通讯》第一期已经与读者见面了。作为编者，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在此首先要对法律出版社的鼎力支持表示诚挚的谢意，也向关心本通讯的作者、读者们致谢！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向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欧洲的发展变化尤其令人瞩目。欧洲各国特殊的地理环境、政治制度、经济水平、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等因素促成了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欧洲一体化的终极目标是建立"共同体"，但这里的共同体仍然是多元的，或者说是复数的。首先是经济意义上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其次是政治轮廓日益明显的欧洲联盟，再次是范围日益广泛的人权意义上的欧洲理事会。在这些共同体中，各国的主权地位依然稳固，也面临着种种挑战。作为欧洲法律建构的欧洲法自然也是复数的，而不是单数的。首先是欧洲共同体法，然后是欧盟法，再后是欧洲人权法。作为各国主权象征的国内法依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也经受着种种考验。欧洲法的理论与实践关系到法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国家主权的界定、国内法与国际法或区域法的关系、法律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等，其意义不局限于欧洲，对于世界其他各个国家、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法律演化都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以及时和迅即反映欧洲法（复数的）发展演进为宗旨的《欧洲法通讯》的出版，对于广大的中文读者来说，无疑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与《欧洲法通讯》第一辑相比，本辑对于欧洲法的发展动向更为关注。2000年底，欧盟各国首脑相聚法国尼斯，在进一步扩大欧盟、改革欧盟机构包括欧共体法院等重大问题上作出了政治决定，根据该峰会决定起草的《尼斯条约》于2001年2月由各国签署。尼斯峰会的另一重大成果就是通过并公布了《欧盟基本权利宪章》，迈开了在欧盟范围内加强人权保护，并使基本权利为欧盟公民家喻户晓的重要一步。赵阳先生关于《尼斯条约》对欧共体法院改革的评述、《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的中译本及赵海峰对此的点评、路易特教授关于欧洲税法一体化进程的专论、张丽娟对欧共体指令直接效力的分析等，勾勒出欧洲法发展的最新动向。欧洲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十分关注社会公正问题和对穷苦百姓的保护。在这方面，法国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除了在税收和社会分摊金等方面所采取的法制措施以外，其在1998年推出的《反对社会排斥导向法》更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经济上处于困境的人们在基本生存方面的保障，以期达到人人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之目标。法国的做法对于正在发展市场经济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值得我们了解和研究。卢建平教授的"向一切社会不平等宣战的法律"一文对该法作了全面的介绍和评析。本辑所刊登的陈忠林先生的文章介绍了意大利宪法中的正当程序原则，徐孟洲教授、赵海峰的文章和陈锦川先生所译的皮奥特先生的文章从税法、司法制度和诉讼程序等几个侧面对法国法的理论和实务作了梳理和介绍。郑爱青则在她的文章中对英法劳动合同中的非竞争条款作了比较分析，并探讨了对我国的启示。进展专栏是本刊的一大亮点，卢建平和谷秀环所译的米海依尔·戴尔玛斯-马蒂教授的文章论述了目前贸易世界化和人权保护之间的关系，文章表达了作者一贯的推进多元的共同法的思想。中欧在法律实务上的一个重大课题是反倾销纠纷，中国大量的产品被欧盟进行反倾销调查和征税，傅荣先生关于欧盟最新反倾销法的文章分析了欧盟在这一领域的立法，值得注意。欧洲共同体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是欧洲一体化的两大重要司法机构，其司法活动对欧洲各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从本辑起，进展专栏开辟了欧洲两个法院情况的专题。此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本辑还开始了对欧盟立法情况进展的全面介绍，金邦贵教授对欧洲社会法发展的研究全面而精到。对公共采购方面的规制是国内的一个热点问题，杨蔚林的文章介绍了法国在欧盟法的影响下刚刚完成的公共合同法典改革，并对其意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本辑新设了重要文件专栏，选登了郑爱青所译的《欧盟基本权利宪章》。该宪章的最大特点是在历史上第一次将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融为一体，体现了权利不可分割的思想。目前欧盟对该宪章未来的地位，尤其是应否将其纳入欧盟条约或者作为未来欧盟宪法的一部分的问题，正在展开热烈的讨论。本栏目同时刊登了赵海峰所译的《关于保护欧盟财政利益的刑事规定的法典草案》，该草案为由米海依尔·戴尔玛斯-马蒂教授协调的欧洲几位著名法学家，应欧盟议会和欧盟委员会的委托，用数年时间起草完成，该草案将可能作为欧共体的条例草案提交审议。草案的突出特点是综合欧洲两大法系之长，努力打破传统国际刑法有关国家主权所带来的在打击犯罪上的藩篱，通过设立欧洲检察院这种超国家的司法机构，在整个欧洲区域有效地打击欺诈欧盟财政利益的犯罪活动。该法典草案所提出的规则，展现了欧洲刑事诉讼模式的雏形，它的通过将会引起革命性的变化。该草案经过数次论证和大量的研讨，在欧洲的学术界、实务界甚至政治领域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为东欧数国在立法中引为参考，应当引起国内学术和实务界的关注。在欧洲，法律呈现着接近和同一的趋势，其中欧洲的两大法院和各国国内法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超国家的法律体系还是国内法律体系，一个突出的表现是普遍重视对判例的研究和参考，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实务界，言必称判例已经成为传统。在五光十色错综复杂的现实世界面前，立法甚至是抽象性的司法解释均无法适应，而法院的判例则以其及时性、细密性和连续性，创造出大量的强制性和非强制性的规则。本刊刊登的石佳友的文章和陈锦川的文章分别对欧共体法院和法国法院的两个判决进行了研究。中欧的法律司法交流正在不断扩大，从本辑刊登的一组学术交流信息中可以窥见这种日益增强的良性互动关系的全貌。本辑还增加了欧游散记专栏，希望我们的读者跟着旅行者走遍天涯的眼光和脚步来体验古老的欧洲法律文化。欧洲法律大事记、书评、书目和文章目录等专栏的目的是构建一个连续性的资料和信息体系，体现了本刊对同类书刊研究发展的关注。我们设想，其中的书目和文章目录还将刊登港澳台和国外的内容。本刊还会对同类出版物进行专门的介绍。本刊从下一辑开始，将在保持已有栏目的连续性的同时，进行专题性的研究，以欧洲法的某一突出问题和欧洲某一国内法为重点，兼顾其他，努力追求广度与深度上的突破。《欧洲法通讯》的编者与作者几乎都是在欧洲各国攻读（或攻读过）法律或从事法律工作的中国学者学人和实务人士，当然本刊也特邀欧洲著名法学家或法律职业人士赐稿。对于欧洲法的"亲历性"将是本刊的一大特色。同时因为编者与作者始终处在东西方文化冲突碰撞的最前沿，对于中国法与欧洲法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法律的共性与特性有比较、有评鉴。我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将通过《欧洲法通讯》这一平台，展现给广大的中文读者，作为欧洲法律演化、也作为中西法律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本书包括：农产品贸易争端案例概述、农产品贸易争端典型案例概述、《农业协议》条款分析、其他农产品贸易相关协议分析八章内容。本书通过利用WTO争端解决机构及上诉机构的裁决报告、利用许多国际组织及研究机构的大量研究文献，对WTO已处理的农产品贸易争端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研究，试图分析、归纳与总结农产品贸易争端及解决的特点与发展的趋势，剖析各成员处理农产品贸易争端的成功经验与教训，进一步加深对WTO与农业相关的协定、协议条款的正确理解及认识，从而更好地维护合法的贸易利益，并对我国入世后贸易伙伴产生贸易磨擦的一些领域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解决的方法。

《关于简化和协调海关制度的国际公约》通常被称作《京都公约》（下称“公约”），于1973年5月18日在日本京都签署。《公约》作为世界海关组织四大支柱性公约之一，是当今世界上唯一全面规定海关制度和做法标准的国际性法律文件，是世界海关组织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关制度和做法朝着高度简化、协调和统一方向发展的重要依据，也是各个国家和地区促进和便利贸易发展而制定本国海关制度的重要标准。

本书主要讨论了全球化经营作为适应全球化要求的经营模式，涉及到市场经济运作的几个方面。

关于证券交易所的未来，全球资本市场正在展开一场热烈的讨论。理由非常简单：科技给投资者和资本使用者带来了传统交易所所无法提供的选择。大的国际证券公司之间已经开始建立连接，从事衍生工具交易，这导致衍生工具交易所的交易量大幅度下跌：同样，大的投资基金也决意尽可能绕过交易所进行交易，他们通过电子网络在市场闭市以后交易股票，交易价格为相关股票闭市买卖价的中间价。这样，投资基金既可以节省经纪费用，又可以从随时得对证券交易价格进行评估的繁重劳动中解脱出来。许多交易所有着悠久的历史，因此不能迅速而灵活地告别过去。但值得称赞的是，一些交易所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方案一，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种方案，由传统的会员制联合会转变为股份公司；方案二，交易所之间联合运用技术与集中交易，或者至少实现交叉上市与共享信息。

本书包括略论国际刑法的历史发展、概念特性及犯罪界定；《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情况介绍；从《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看国际刑法的新发展等内容。

世贸组织法律体系包括世贸组织的基本法、货物贸易法律制度、服务贸易法律制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争端解决的法律制度、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法律制度等。我国涉外经贸法律法规的修改和完善，将体现世贸组织的法律原则，着力推行商品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知识产权保护和贸易法规公开化，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产关系、信用关系和契约关系，形成符合我国实际、与世贸组织规则相衔接的涉外法律体系。

国际保理是为国际贸易赊销方式提供的一种集销售账务管理、应收账款收取、食用风险担保和贸易资金融通为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通过本书使读者了解国际保理业务的全貌，使业界人士从中吸取一两点能具体运用到业务发展中的见解，并能抛砖引玉，推动国际保理法律问题的研究向纵深发展，为我国保理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极为遗憾，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只能将这次大会上宣讲的部分论文汇编成集出版，供政府决策部门和学术机关参考之用。本书共分六篇。1．中国“入世”后的机遇与挑战。外经贸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郑志海教授在题为《经济全球化与我国对外经贸的发展》一文中精辟地指出，经济全球化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延伸，各国经济都被纳入到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由于形成了全球市场，各国可以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可以突破单个国家市场规模和资源禀赋等方面的限制，在全球范围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带来更高的效益。由于经济全球化建立在信息革命基础之上，形成了全球信息和交易，因此，可以实现经济要素在全球范围的迅速配置和流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仅要求参与者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还要求开放市场。在一个全球市场体系里，经济运行的方式、惯例和规则将趋于一致。郑志海教授着重指出，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是一柄双刃剑。由于各国经济实力、产业结构和竞争能力等不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得到的机遇是不平衡的，所面临的挑战也是不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完善的可以驾驭全球化的制度手段，种种约束和不利条件使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接受由发达国家主导国际制度和规则的现状。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已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现实，探索一种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战略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作者认为，过去20多年的历程，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较好地把握了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机遇，从而在扩大进出口贸易、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促进了国内经济高速增长，成为经济全球化当中受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加入WTO，将有助于进一步改善中国外经贸发展的国际经贸环境，中国将可以在WTO确定的多边、稳定、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原则下，享受WTO各成员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便利，促进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发展对外贸易、吸收外资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当然，中国在加入WTO后，在享受相应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履行中国的对外承诺，这可能给中国的外经贸带来挑战和压力。作者还深刻地指出，21世纪初期，中国外经贸运行所面临的市场和体制环境与过去相比将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即中国将由有限范围和领域内的开放，转变为全方位的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性开放，转变为在法律框架下可预见的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中国与WTO成员之间的相互开放。发展对外经贸，必须认真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从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来考虑问题，使中国经济发展能够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争取尽可能大的利益，防范和减轻可能出现的风险。为此，他从五个方面论述了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外经贸发展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所应做的调整和改革。外经贸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王志乐教授在题为《全球化和信息化潮流与我国企业的改革》一文中指出，在世纪转换之际，世界经济正经历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这场革命正在全面、深刻而且势不可当地改变着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这场革命，就是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化。作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世界的变化大大加速的第一个原因，是冷战结束带来了深远的经济影响，综合国力的竞争取代过去的军备竞赛，世界经济全球化潮流的政治障碍不复存在。第二个原因是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信息化进程，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技术条件，数字化、网络化加速了经济全球化和加强了超国界竞争。第三个原因是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整个资本市场的全球化逐步深入。经济全球化使得无国界竞争（“无限制竞争”）逐步形成。无论主动还是被动，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作者最后认为，中国的企业要成长为世界性跨国公司，必须经历成长的三个阶段，即向跨国公司学习阶段、合作阶段和最后与它们既竞争又合作的阶段。外经贸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梁艳芬教授在题为《转变观念，适应新环境——谈“入世”对中国的影响》一文中首先指出，世贸组织是一个以互惠互利为基础，处理多边和诸边贸易关系的国际组织。其核心是协议，本质是契约。这些协议一方面约束各成员国政府的政策行为，另一方面则规范产品制造者、服务提供者和进出口商的商业行为。“入世”对中国的影响应当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分析。作为WTO成员的政府，首先，它将有权参与世界贸易规则的制定。其次，通过WTO解决贸易矛盾和纠纷。与关贸总协定时期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相比较，WTO争端解决机制更为完善和有效。第三，促使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她接着指出，在享受上述权利和机遇的基础上，中国政府和企业都将承担必要的义务。（1）应按WTO的原则办事，包括对所有WTO成员一视同仁，保持政策的透明度，以及逐步取消数量限制。（2）接受WTO的检查和监督。（3）促使中国的法律法规更加完善。梁艳芬教授还论述了“入世”对企业的影响。她认为除了企业领导人的经营思想和经营理念将发生较大的变化之外，关键是市场开放的程度不同，影响会不同；产品竞争力不同，影响也有差距。她还从关税、农业、服务业、进口和分销权方面论证了为什么在中美和中欧协议中，中方的基本权利基本得到了保障。梁艳芬教授最后提出，中国“入世”已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面对新的环境，以下三个问题值得研究和重视。（1）“入世”后，中国应享受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都应以WTO的基本原则和市场开放为基础。中国政府既然作出了“入世”的种种承诺，就一定会履行，但不应接受那些超出WTO范围或违背WTO原则的歧视性待遇。（2）充分利用WTO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既然我们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入世，就应当把政策用足。（3）积极推动服务贸易市场准入保障机制的应用和落实，即如果外国服务业大量进入对国内服务业造成了严重损害，可以采取保护措施，但对服务业市场损害的确定以及保障措施的具体内容还没有明确的规定。美国西东大学尹尊声教授和韩国延世大学李斗远教授在题为《世界贸易争端的裁决机制及中国的对策》一文中，首先研究了世界贸易组织建立前后关于世界贸易争端规则的变化和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系统的特征。他们认为，与其前身关贸总协定下的争端解决系统相比，WTO贸易争端裁决系统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强化。然后，作者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可能面临的潜在贸易争端问题作了讨论，同时也分析了中国和其主要贸易伙伴，特别是美国的双边贸易关系。基于这些分析，作者提出了一些使中国能够更好应付大量潜在贸易争端并积极参与争端解决过程的程序。美国沙凡那州立大学的洪朝辉教授在题为《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反思》一文中首先概述了发达国家有关经济全球化的最新研究动态，分析了流行于学术界四大学派（新左派、新自由派、怀疑学派和转型学派）的基本观点。作者批判性地提出了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定义和基本评价。同时，他在文章中考察了500年来贸易全球化的三大阶段，纵向分析了世界贸易和资本流动在三大历史阶段的不同特征。另外，文章横向比较了世界各国在三次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反应，并根据各国的反应速度、程度和方式，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半知半觉”和“不知不觉”四大类，而中国在三次全球化过程中的反应特征则分别为“不知不觉”、“后知后觉”和“半知半觉”。作者在文章中最后提出，历次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五点启示是：“顺”（潮流〕、“全”（方位）、“新”（思维）、“快”（速）和“深”（度）。任职于美国科盖特大学政治学系的郝雨凡教授，向大会提交了题为《全球一体化与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历史转变》的论文。他在文中提出，中国对外经济政策正在经历历史性的转变。1949—1978年间，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受国内政治和领导人观点的影响较大，对外经济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延续。但从80年代以来，情况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国力的增强，经济利益在外交政策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中国外交的总体目标已开始明显地向经济目标倾斜。不仅对外经济政策开始受到国际经济变动的影响，而且中国国内政治和一些国内经济政策也开始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目前中国对外经济在扑朔迷离的国际形势下走入一个十字路口：或是大幅度全方位开放国内市场，降低国家对外贸和外资等外经活动的控制，快步走向自由市场经济；或是奉行有节制的开放，在强调开放的同时，更注重国家对外贸和外资的有效指导和管理。中国决策者应权衡以下基本问题：即如果国家放松对主要经济活动的控制，会对中国的国家利益（经济发展）有利还是有害？虽然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是必然趋势，但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应怎样对待西方主导的、越来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体系？应该加快融入还是稳步进行？经济上的国际化是否会影响中国的未来安全？中国应该如何平衡融入国际经济与国家利益之间可能产生的矛盾？郝雨凡在回答这些问题的同时，试图展示50年来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发展变化的脉络及其特征，并探讨影响对外经济政策变化的各种因素，中国可能面临的挑战，以及对外经济政策的可能走向。2．“入世”与政府功能的转换。在美国得州农工大学执教多年的田国强教授和中国人民银行的周晓娟合写的题为《经济全球化、中国市场化改革与中国经济发展》一文试图回答中国应该如何参与经济全球化这一重要问题，并对经济全球化、中国市场化改革与中国经济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加以研究。他们首先论述了经济、贸易全球化和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利弊和应如何减少贸易和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风险、波动，以及金融危机的问题。他们探讨了这种危机到底来源于经济全球化本身，还是来源于正处于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转型过程中的国家和其他新兴国家的经济体制本身的不完善这一有趣的问题。他们的结论是，减少风险和避免金融危机的最佳办法是通过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的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和改进经济制度环境，而不是采取更多政府干预和控制的办法。尽管经济制度的改进不能完全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但是它能减轻和缓和经济危机的程度。他们提出，经济全球化所能带来的好处是长远的，代价却是短期的。他们还回答了应该如何看待和评价全球化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对各行各业的具体影响。最后，他们讨论了经济全球化和市场改革的互动关系，同时就如何减少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给出他们的对策和政策性建议。他们认为减少经济波动最有效的办法是不断改进经济制度环境，使得市场能更有效地运作，以及允许民间资金在追求受益最大化的动机驱动下得到更有效的利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王一江教授、香港大学的白重恩教授、香港科技大学的李稻葵教授和美国马里兰大学的钱颖一教授在题为《世界贸易组织和中国经济体制的现代化》一文中提出，当经济信息透明时，国家承诺有效税率的能力是任何一个现代经济机构的要件。该文运用了重复动态博弈理论模型来确定国家通过自我强制实现这一承诺所要求的条件。他们的论文讨论了WTO对国家税收承诺，以及中国经济体制现代化的积极影响，也论及自我强制体系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