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系列为23个品种，共计27本图书。涵盖大家耳熟能详的《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唐诗选读》、《宋词选读》、《史记选读》等。本套国学教材集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名牌院校的二十多名青年学人，采各种版本的国学读本之长，广泛吸取中小学一线语文教师的教学经验，精心编撰，是中小学生比较理想的国学读本，也是便于教师们使用的、较为系统的国学教材。

我国的二十四史，《史记》居首，接下来就是同样具有深远影响和不寻常魅力的《汉书》。北宋诗人苏舜钦，读《汉书》至兴浓处便豪饮不止，被传为佳话。这个“汉书下酒”的故事，反映了后人对《汉书》的痴迷。《汉书》又称《前汉书》，是东汉班固编撰的一部断代史。所记史事，自西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至新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汉书》承袭《史记》体例：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全书八十万字，一百二十卷。《史记》的“本纪…‘列传”《汉书》称“纪…‘传”，“书”改称“志”，“世家”则并入“传”中。这些都被以后史书所沿袭。《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汉书》从《史记》中有所移用，并增删改易。如果把《汉书·高帝纪》和《史记·高祖本纪》《项羽本纪》的相关内容对照阅读，可看出二者的异同，观点的差异。《汉书》的“志”，保存了法律制度、行政区划、学术思想、典藏书籍、经济贸易等各方面资料，丰富而具有重要价值。《前汉书/学生国学丛书新编》精选了《汉书》中十三篇文字。

《三国志》记载了从汉末群雄逐鹿至西晋统一的历史，其中主要记载的是魏、蜀、吴三国的兴亡，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计六十五卷。作者陈寿（233-297），字承祚，巴西郡安汉（今四川南充）人，早年师从同郡著名学者谯周，曾在蜀汉担任观阁令史、散骑黄门侍郎等职，因不肯屈事宦官黄皓等人而屡遭贬黜。蜀汉灭亡之后，因得到张华和杜预的赏识推荐，先后出任晋朝的著作佐郎、著作郎、治书侍御史等职。陈寿编撰《三国志》之前，魏、吴两国已有史书，官修的有王沈《魏书》和韦昭《吴书》，私修的有鱼豢的《魏略》，这三部书为陈寿编撰《魏书》、《吴书》提供了基本材料。蜀汉虽没有官修史书，但因陈寿是蜀人，且是史学家谯周的弟子，早在担任蜀汉观阁令史期间就曾整理编辑过《诸葛亮集》，写过《益都耆旧传》，注意搜集乡邦文献，这为他后来写作《蜀书》提供了有利条件。《三国志》三书在南朝宋以后才开始合刻为一书。自问世以来，颇受赞誉，裴松之称为“近世之嘉史”，《晋书》则称赞陈寿“有良史之才”。《三国志-崇文国学普及文库》选篇所依据的主要标准如下：一，对三国形势发展具有关键意义和重要影响的人物的传记，阅读这些人物传记，有助于我们认识三国历史的概貌。第二，汉末三国时期不同阶层的历史人物皆有所兼顾，以求能够比较全面地展示历史风貌。第三，叙事生动、文笔优美、可读性较强的篇目；第四，经常在小说和戏剧中出现的历史人物，是国人感兴趣的，读这些人物传记，有助于认识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

《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又曾为文《论六家之要旨》，做过汉武帝的太史令，掌管史馆档案典籍。父亲司马谈在临终前将自己著述历史的理想和愿望留给了司马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披星戴月，历数十年终于撰成了一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史记》内容丰富、规模宏大，它通过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史记》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约三千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史记-崇文国学普及文库》以中华书局点校本的原文为准，另加上注释和译文三部分。在选取原文时我们力求使所选取的章节和段落精彩，可读性较强，且富有哲理和教育意义；在注释和译文部分我们也尽量做到忠于作者的本意，以直译为主要形式；编译过程中除了参考前人的旧注成说外，我们也汲取、借鉴了当代人的研究成果。

《商君书》是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该书解决了在当时条件下实行变法的理论基础问题，提出了变法的几大原则，既有宏观理论阐述，也有具体的法令军规，其中有些内容比如不能让利益一致的人相互监督等，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智囊》是明代大文学家冯梦龙编撰的一部著名类书，收入古人智慧、技巧等故事一千余则，取材广博，遍及明代以前史籍、文集、笔记、传说等。依据内容分十部二十八类，上自治国用兵之术，下至平民百姓生活技巧、市井小智，无所不包，且格调品位较高，今天读来，不仅趣味横生，亦能启迪智慧，甚至发人深省。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别署龙子犹、顾曲散人、墨憨斋主人等，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曾任寿宁知县，一生主要从事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的创作与整理。他辑录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世称“三言”）在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智囊》的编撰也是其主要成就之一，《智囊/崇文国学普及文库》始刊于明天启六年（1626），之后陆续增补，最终以《智囊补》名目刊行，在民间广为流传，甚至远播海外。《智囊/崇文国学普及文库》此次编选的这个本子，系从《智囊补》近两干则故事中精选百余则，并配以白话译文，对于当今读者学习借鉴古人的智慧经验，更好地完善自我具有实际帮助作用。

《随园诗话》是清代文学理论著作，袁枚著。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一号存斋，世称随园先生，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老人，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乾隆四年（1739）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1742）外放，历官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地知县。乾隆十三年（1748），年33岁即辞官，卜居于江宁小仓山之随园，除乾隆十七年（1752）曾官陕西一年外，不再出仕，以诗文名于世。他交游甚广，为当时诗坛所宗仰者近50年。著述甚丰，有《小仓山房诗文集》80余卷，诗话、尺牍、说部共30余种，影响很大。随园，在江宁（今江苏南京）小仓山，是袁枚辞官后所筑别墅名。袁枚的诗话即撰写于此，故名《随园诗话》。在袁枚之前，清初负盛名的诗人是王士祯，以“神韵”作为论诗、选诗和创作的高境界。与袁枚同时而稍前的另一位著名诗人是沈德潜，他提出“温柔敦厚”的主张，讲诗格、诗体，重比兴、蕴蓄，提倡论法、学古。袁枚的诗论基于这两人，并持不同见解。他对于“神韵”说不一定持相反的态度，而是把它纳入自己的理论系统之中，认为“神韵”不过是诗中的一格，作诗不必首首如此，也不可不知道这种境界。但对于“温柔敦厚”的说法，尤其是格调的说法却针锋相对。他论诗力倡性灵说，《随园诗话》集中体现了这一主张。所谓“性灵”，就是不必讲境界的大小，格调的高低，只要能自然地风趣地反映诗人一时的感受，就同样都是好诗。他认为：“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在袁枚的理论体系中，性灵大致与性情相等，都是指诗人真情的抒发。他认为：“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又说：“文以情生，未有无情而有文者。”他甚至把“诗言志”的传统诗教也纳入他的性情之中：“千古善言诗者，莫如虞舜，教夔典乐日：‘诗言志。’言诗之必本乎性情也。”他论诗虽重天分，却不废工力；虽尚自然，却不废雕饰。他认为：内容与形式，天分与学力，自然与雕饰，平淡与精深，学古与师心，都是相反相成的，诗人都应该兼收并蓄，不偏不倚地去对待。以“人工”济“天巧”，仍然是十分需要的，认为“诗难其雅也，有学问而后雅，否则俚鄙率意也”。袁枚也重视灵感的产生，强调兴会。他说：“改诗难于作诗，何也？作诗兴会所至，容易成篇。”又说：“《荀子》日：‘人有失针者，寻之不得，忽而得之，非目加明也，眸而得之也。’所谓‘眸’者，偶睨及之也。唐人句云‘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即‘眸而得之’之谓也。”这些理论，对以后的诗坛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反对人们动辄打着“盛唐”的招牌、扛起“杜、韩”的家数。诗话中一再驳斥“宗盛唐”、“学七子”、“分唐宋”、“讲家数”等说法，一再反对模仿古人。但他在反对模仿，抄袭的同时，并不反对学习古人。他的诗话中，常常举李、杜、韩、苏四家和中晚唐、宋、元名家作为学习的对象，并具体指出：古风须学前者，近体须学后者。《随园诗话》除论诗外，还采录了大量同时期诗作者的诗歌创作。“门户须宽，采取须严”是他录诗的原则。

《菜根谭》为明朝人洪应明所作。洪应明，字自诚，号还初道人，是一位久居山林的隐士。《菜根谭》的成书和刊行时间大约在万历中后期，此时的明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朝纲废弛，宦官专权，党祸横流，内忧外患不堪忍受。面对这种社会现实，有识之士的内心异常苦闷，无法从当时激烈的社会矛盾中解脱出来，于是他们就诉诸笔墨，以浇心中块垒。严格说来，《菜根谭》并不是一部有系统的、逻辑严密的学术著作，而是对人生立身处世经验的总结。全书采用语录体的形式，分为上、下两卷，共360条。每条均由排比或对仗的短句组成，言简意赅，深入浅出，既便于理解，又易于诵读。书中的处世警句来源丰富，既有作者自己的心得体会，又有从先哲格言、佛家禅语、古典名句、俗语谚语中演化而来的精彩文句，辞藻秀美，含义隽永，耐人寻味。从内容上看，《菜根谭》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几乎涵盖了人生所能遇到的一切重大问题，就如其原序中说的：“其间有持身语，有涉世语，有隐逸语，有显达语，有迁善语，有介节语，有仁语，有义语，有禅语，有趣语，有学道语，有见道语。”全书以道德修养为核心，把修身养性作为以不变应万变的基本原则，对世间万象作面面观，上至治国、平天下，下至个人修身、齐家，人们都能于此书中有所获益。从书中反映出的作者思想而言，它不是单一的，而是儒、释、道三者的有机合一，其间既有儒家所强调的中庸之道、养心之说，又有佛家的四大皆空、慈悲为怀的思想，同时还有道家所倡导的清静无为、人法自然的观念。当然，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菜根谭》，就会发现书中有些言论过于消极、颓废，不符合客观历史的发展规律，所以，我们要善于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要做到扬长避短、古为今用。宋人汪信民说：“人能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希望大家在咀嚼菜根的过程中能有所体味，心智有所提高。

《阅微草堂笔记》是清代纪昀（字晓岚，1724-1805）撰写的笔记小说，共二十四卷，计一千一百余则。纪昀二十四岁中举人，三十一岁成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并任《四库全书》总纂官。其晚年主要精力放在《四库全书》的编纂上，而《阅微草堂笔记》则是他个人留给后人的重要的作品。纪昀生活在清王朝国力鼎盛的“乾嘉时代”，他身居高位，能透过“盛世”的外表，以“说狐道怪”的形式揭露社会矛盾的尖锐和人性的阴暗面，举凡官吏的贪婪、小人的奸诈、道学家的虚伪、流氓无赖的可恶、平民百姓的生计艰难等，在书中都有较充分的展现。作者精妙的评点议论，更使作品具有惩恶扬善的“劝世”作用。但由于故事来源很广泛，作品难免精粗杂陈，良莠互见。而在当时统治者严厉的思想钳制政策下，作者也只能“托鬼神以抒己见”，再加上封建社会迷信思想浓厚，科学知识贫乏，因而这类狐鬼故事使人半信半疑，客观上具有“愚民”的负作用。但如果剥去狐鬼的外衣，体察作者“意在言外”的良苦用心，仔细琢磨每一则故事的思想深意，就会感觉《阅微草堂笔记》确实是一部难得的笔记小说作品，其在中国文学史上应占据突出显要的地位。《阅微草堂笔记》在当时凭借作者的特殊地位和作品本身轻松隽永的文笔，每撰成一卷，即在士大夫中广为传抄，书商亦竟相翻刻牟利，使之成为当时颇为流行的小说之一。时至今日，读书仍然拥有广泛的读者。《阅微草堂笔记-崇文国学普及文库》系从原书一千余则故事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九十余则，并考虑到青少年读者的阅读理解需求，采用原文与白话文翻译对照的形式。

《大学》总结了先秦儒家的伦理政治思想，系统阐发了儒家修身致道的原则和步骤，是一套“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文中提出了三条基本原则（三纲）和八个方法步骤（八目），其中的“三纲”指的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则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认为，人具有与生俱来的美德，要发扬这些美德，从而达到至善的道德境界。具体来说，就是要一步步地做到“八目”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庸》一书阐明了“诚”与“中”之全体大用，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诚”指诚意，“中”指正心，两者正是《大学》中所提到的修身的前提，身修则德备，有德则有用，因而《大学》和《中庸》是相辅相成的，均是儒家修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庸》开篇即围绕“天命”“性”“道”“教”“慎独”“中和”等重要命题开始阐述，指出道出于天，性自天命，君子慎独而恪守中庸之道，就能使天地万物各得其位，健康发展。另外，《中庸》中还提到了为政者要尊重贤人、恭敬大臣、爱护平民等思想，这都是极具现实意义的政治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