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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镇污水和污泥的产出量急剧增加。由于未处理或处理处置方式不当，污泥造成了严重的二次污染，威胁到了人类的生活环境。针对污泥常规处理处置方式，如污泥填埋、污泥农用、污泥焚烧、弃海处置等，存在的弊端及人们对污泥认识的不断加深，污泥资源化的概念被提出，并被广泛接受。目前，污泥资源化处理处置已成为环境保护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国内外广大学者对此展开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并在污泥能源化、污泥堆肥、污泥建材利用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且有部分成果已经在实际中得到应用，并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尽管污泥在生产有机肥料、沼气、建材利用等方面取得成功，但由于污泥资源开发利用的认识和技术方面还较为粗浅，污泥总的利用量还不大。因此应重视和加强对污泥进行资源化的开发利用研究，寻求新的应用途径、加工技术，实现大量污泥的资源化利用，将会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环保社会效益。由于污泥含有丰富的有机质，许多学者认识到污泥具有制备活性炭的潜力，并对此展开了相应的研究，且在污泥活性炭制备和应用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结合国内外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笔者的相关研究，编写了《污泥活性炭的制备、表征及应用》。《污泥活性炭的制备、表征及应用》全面介绍了污泥的特性、污泥处理处置方式方法、污泥制备活性炭的可行性，污泥活性炭的制备方法、工艺及研究进展，污泥活性炭的常用表征方法，污泥活性炭相关吸附理论和污泥活性炭在水处理方面的应用。

环境产品与服务是推动绿色增长的重要内容。APEC是推动环境产品与服务合作*早的机构之一，是全球环境产品与服务合作的“孵化器”和“引领者”。环境产品与服务合作是APEC*早开展的领域之一。当前APEC环境产品与服务已经取得重要成果。开展APEC环境产品与服务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主要原因有三：一是APEC环境产品与服务市场在全球环境产品与服务市场中占到60%以上份额，环境产品与服务作为新兴产业成为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许多经济体环境产品与服务产值占到其GDP的2%以上。二是APEC环境产品与服务合作在贸易协定所包含的货物贸易自由化、投资和服务贸易自由化、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经济技术合作、保障条款和争端解决机制中都有提及，对贸易协定中环境规则的影响深远，APEC环境产品与服务合作是WTO环境产品与服务规则、诸边环境产品协定谈判、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环境规则的重要基础。三是中国对APEC环境产品与服务合作做了大量工作，未来应该发挥更大作用。《APEC环境产品与服务》作者是APEC环境产品与服务合作的亲历者和研究者。作者从20世纪末即开始接触和参与APEC环境产品与服务相关事务，特别是主持或参加了若干APEC环境产品与服务相关国际会议。另外，作者参与或主持过多项APEC环境产品与服务合作国际和国内项目，《APEC环境产品与服务》内容即是项目的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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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进一步确立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创新理论，构建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宏伟蓝图，制定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任务、战略目标、总体要求、着力点和行动方案；并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伟大号召。按照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就是迈向生态文明与绿色经济发展新时代。这既是中华文明演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与演化逻辑的必然走向和内在要求，又是人类文明演进和世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与演化逻辑的必然走向和内在要求。因此，绿色经济与绿色发展是21世纪人类文明演进与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大方向，集中表达了当今人类努力超出工业文明黑色经济发展的旧时代而迈进生态文明绿色经济发展新时代的意愿和价值期盼，已成为人类文明演进和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和时代潮流。据此，建设绿色文明、发展绿色经济、实现绿色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道路、共同战略、共同目标，是生态文明绿色经济及新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与历史任务。毫无疑问，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一个生态文明绿色经济发展时代正在到来。为了响应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伟大号召，迎接生态文明绿色经济发展新时代的来临，中国环境出版社特意推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绿色经济与绿色发展丛书”。

加强环保投资是实现环境保护目标、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和物质支撑。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环境问题的逐步显现，我国环保投资在筹措渠道和市场机制方面不断完善，投资总量逐年增加，为改善环境质量、实现环境目标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十二五”期间，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国家出台多项政策提出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和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市场化机制的不断完善有利于环境保护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带来以财政为主的环保投资格局向以社会资本为主的格局转变。伴随环保投融资机制及政策的优化和创新，“十二五”环保投资在规模、结构、政策、发展态势等方面也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十二五”环保投资评估》围绕环境保护投资，从环保投资需求、环保投融资政策机制、环保投资概况、环保投资与经济指标的关联性、投资效益评估5个方面对“十二五”环保投资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全面剖析当前环保投资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基于经济学模型对“十三五”的环保投资情况进行初步预测，提出做好“十三五”环保投资调控的政策建议。另外，在财税体制改革及环保新形势的背景下，我们还将环境保护PPP、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绿色金融等热点问题纳入研究范围，对未来环保投融资的新特点进行预判，为未来环保投资决策与管理指明方向。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是人类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我国地域辽阔，但水资源的自然状况并不尽如人意，首先是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左右，其次是水资源分布很不平衡，不少城市面临缺水甚至严重缺水的困境。然而，由于水环境的污染导致的水质型缺水更为严重，据《2015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967个国控地表水监测断面I至III类、IV至V类、劣V类水质断面分别占64.5%、26，7%和8.8%，水污染污染防治形势严峻。与此同时，国内企业新鲜水单耗、废水单排与工业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能源、石油化工、造纸、制药和食品等工业生产过程，在不断消耗新鲜水的同时，还产生大量的废水，造成水资源消耗的恶性循环，使环境问题持续恶化。面对严峻形势，实现水资源和水环境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一百多年来，水污染的性质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不断变化，水污染防治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目前已经进入全面考虑供水、用水、排水、废水处理与回用等全生命周期的革新时期，以满足绿色发展的要求。首先，要控制需求，节水优先，不但可以大大缓解水资源短缺问题，而且可以减少废水排放量，减轻水污染。其次，应重视源头削减，把减少污染产生放在优先地位，在工业生产中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率，把污染消除在生产过程中。同时，还要多渠道开源，重视非传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对废水不仅要进行无害化处理，还要实现再生与回用，采用恰当的技术回收废水中的资源和能源，努力实现污水、废水的资源化和能源化。《工业过程节水减排方法与技术：维生素C生产为例》着眼于工业废水的源头削减、过程控制和再生回用，系统介绍了工业供、排水系统优化方法和节水减排技术，同时依托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介绍了玫瑰图水网络优化方法和维生素C生产过程节水减排清洁生产技术的典型案例，通过科学管理、水网优化和技术改进，有效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减少了污染排放，实现了工业生产过程的节水减排，为相关行业管理和技术改进提供了有益经验，也为我国水资源可持续管理和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持。

作为平衡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一种经济手段，生态补偿已受到广泛关注。生态补偿的实施受生物、政治、经济、人口和社会因素的综合影响，但是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对它的影响还知之甚少。《社会资本对生态补偿绩效的影响机制》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旨在通过探究社会资本以及中介变量对生态补偿绩效的影响机制，启发人们如何有意识地在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中对社会资本进行“借力”，以便从根本上完善生态补偿政策，让生态补偿政策发挥长效作用，实现生态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双赢”，进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社会资本对生态补偿绩效的影响机制》以锡林郭勒盟草原生态补偿为例，以社会资本理论、计划行为理论、生态补偿相关理论为基础，综合运用文献研究、问卷调查、描述性统计方法和结构方程模型等研究方法，围绕“社会资本如何作用于生态补偿绩效”这一基本主题，具体从以下五个方面深入地展开研究：第1，根据研究需要和目的，界定了社会资本和生态补偿绩效的范围和概念，并结合已有研究和实地调研，构建了社会资本测量指标和生态补偿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第二，生态补偿属于经济刺激型政策，农户作为经济当事人，是否愿意参与生态补偿及其参与的能力将影响*终生态补偿绩效。因此，《社会资本对生态补偿绩效的影响机制》从意愿及能力两方面分析社会资本对生态补偿绩效的影响.构建起以自我发展能力、生态保护能力、知觉行为控制和行为态度为中介变量的研究社会资本影响生态补偿绩效的理论模型。第三，在前文研究基础上进行了问卷设计和抽样调查，利用调研数据，对样本区农户个体特征、社会资本特征以及生态补偿绩效特征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并就农户个体特征对社会资本和生态补偿绩效感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以便提高对社会资本的认知以及对锡林郭勒盟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绩效现状的把握。第四，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社会资本对生态补偿绩效的影响，社会资本对自我发展能力、生态保护能力、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四个中介变量的影响，中介变量对生态补偿绩效的影响，以及中介变量在社会资本对生态补偿绩效的影响中具体发挥的中介作用，打开了社会资本对生态补偿绩效影响的“黑箱”，揭示了社会资本对生态补偿绩效的复杂作用机制。第五，结合文献研究和农户个体特征对社会资本和生态补偿绩效感知各维度的影响分析结果，《社会资本对生态补偿绩效的影响机制》选取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四个调节变量，利用AMOS进行多群组分析，考察了四个特征变量在社会资本对生态补偿绩效影响路径中的不同调节效应。通过上述研究工作，《社会资本对生态补偿绩效的影响机制》主要得出如下结论：第1，社会资本的社会网络、普遍信任、制度信任、互惠倾向和遵守规范等维度均正向反映社会资本。其中，社会网络、普遍信任和互惠倾向更能反映社会资本，遵守规范反映程度相对较低，制度信任对社会资本的反映程度低。性别、民族、婚姻状况、年龄、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职业和宗教信仰等个体特征对社会资本的各维度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第二，锡林郭勒盟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时，政府宣传不到位，并且作为经济刺激型政策的生态补偿，在当地表现出补偿机制的行政化。即使如此，锡林郭勒盟草原生态补偿的实施在社会、经济和生态三方面均取得一定程度的效果。另外，农户对生态补偿绩效的感知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受农户个体特征的影响。第三，社会资本影响生态补偿绩效的机制非常复杂，在中介变量影响因素的作用下，社会资本在影响生态补偿绩效中表现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交织。具体表现在，社会资本对生态补偿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资本各维度对生态补偿绩效各维度均表现出不同程度不同方向的相关关系；社会资本对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生态保护能力、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均有显著影响，且除行为态度是反向影响（受当地政策实施背景影响）外，其他都是正向影响；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生态保护能力对生态补偿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的行为态度越积极，生态补偿绩效越高，知觉行为控制越高，生态补偿绩效越低；四个中介变量在社会资本对生态补偿绩效的影响中均发挥着显著的中介作用，其中，自我发展能力和生态保护能力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而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其单独既不发挥完全中介作用，也不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而是与自我发展能力和生态保护能力联合发挥作用。第四，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年收入这四个特征变量在社会资本对生态补偿绩效、社会资本对中介变量以及中介变量对生态补偿绩效的假设路径中的影响均存在较大差异。如此，在生态补偿政策的制定、宣传和实施中，要将男性和女性、不同年龄段、不同受教育程度以及不同家庭年收入这些因素适当的考虑进去。*后，《社会资本对生态补偿绩效的影响机制》结合研究结论提出了以下几点政策建议：一是将社会资本测量融入生态补偿政策制定过程；二是大力培育并提高农户社会资本存量；三是进一步提高农户自我发展能力和生态保护能力；四是在生态补偿政策实施中，充分考虑农户个体特征差异，五是逐步转变生态补偿政策的介入方式，进一步合理调整生态补偿标准，六是保证政策可持续性；七是建立农牧民参与政策制定的合作机制；八是建立有效的监管评估机制。

本书运用经济理论和经济优化理论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理，并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实证评价了环境规制政策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进而设计了*优环境规制政策组合及探寻内生环境治理的抉择机制。研究不仅丰富了环境规制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体系，还为政府环保部门提供有效的政策评价工具和政策设计的相关建议。

本书从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生态危机的衍生这一视角切入，按照从一般到具体的逻辑展开，针对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现状，着重阐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的独特性、理论依据、现实困境、原因分析及目标实现。本书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为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以快速工业化、快速城市化和社会主义市场化为基本特征，注重经济总量和规模的提升，这种发展方式和发展理念在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和国家实力迅速增强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退化的问题。要想解决当前的矛盾，促进现代化全面健康发展，必须在积极性继承的基础上对传统现代化路径进行反思、矫正和**，按照生态文明的理念和原则推动现代化的良性发展，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