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2000万字，共24卷。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2—24卷为补编。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本书为第17卷，收录1964—1965年的竺可桢日记。1964年2月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寓所召见李四光、竺可桢和钱学森，咨询科技，论天说地。半年之后，召开了以亚非拉朋友为主体的“北京科学讨论会”。不久，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突出了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重要地位。正是在这两年中，原子弹首爆的蘑菇云在罗布泊升天，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结晶在上海落地。共和国历史上的这两个大事件，见证了中国科技工作者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决心和能力，也成为泱泱中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标志。 然而，与此同步的政治形势却愈来愈严峻。国际上四面应对“帝修反”，国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批《林家铺子》，批《早春二月》，批杨献珍，批翦伯赞，批吴晗，一步步走近了引爆“文革”的燃火点。 在把“突出政治”喊得震天响的年月，竺可桢不断地应付着各种突如其来的难题。忽而有人动议成立与现存国际地理学会分庭抗礼的国际组织，忽而传达陈伯达要科学院大精简的指示，他无法从政治上提出异议，就只能从学术角度予以化解。他在自己负责的范围内兢兢业业，对领导交办的工作认认真真。从这两年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东奔西走在各种学术会议上，每次赴会做报告，都要做上跟中央、下合实际的精心准备。也是在这一时期，他在院主管黄淮海平原低产田综合治理，赴河南封丘做实地考察，积极组织部署，为后来的“战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还有值得后人关注的是，他一再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和院内各所重视西藏的工作，力促安排讨论1966—1967年进藏的综合科考计划。 在科研时间太少、政治批判太多的紧张氛围中，竺可桢坚守学术阵地，在从事组织管理工作的缝隙时间中，紧张地修订了《物候学》，并继续广泛挖掘文献，研究历史上的气候变迁问题。其间还曾奉命组织筹划《近代科学发展史》和《科学名人传记》的编写与出版，动笔撰写了《维格纳小传》。1965年年底，有感于老友钱崇澍的去世，他在日记中录下了苏子由的诗句“遍 阅后生真有道，欲谈前事恐无人”，颇显老来内心的凄凉。

本书是作者在长期从事大气污染治理与环境政策评估的多学科交叉研究与教学的基础上，融合理论方法与实证研究推出的一本专著。本书构建了一套大气防控政策效果综合评估方法体系，综合双重差分模型、暴露反应模型、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空间计量模型、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等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通过该套方法体系从环境改善效果、健康-经济协同效益、空间溢出效应及政策协同效应多维度实现环境税、中央环保督察、清洁取暖、工业企业环境规制、大气防控政策组合等多项政策措施效果的综合评估，探究政策效果的作用机制及当前不足，从而为我国大气污染防控政策的完善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2000万字，共24卷。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2—24卷为补编。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本书为第12卷，收录1950—1952年的竺可桢日记。中国科学院建立之初，百端待举，而当务之急是调整和重组科研机构，重点又在自然科学诸研究所。竺可桢是当时唯一在岗负责自然科学方面的副院长，又身兼院计划局局长，因此成为院领导层中承担院务最重者。他与钱三强（副局长）紧密配合，主持召开一系列座谈会，广泛听取院内外各学科专家的意见，经数月筹划，终于比较顺利地实现了目标，为中科院后来的稳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竺可桢是开国时的全国政协委员，后又当选全国科普协会副主席。当初的中国科学院，是政务院之下主管全国科学行政的部门。因此，出于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事业发展需要而成立的各种工作机构中，经常会出现他的名字，且多半是必须投入实际工作的职务。1952年，在知识界相继开展了包括“思想改造”在内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日记中记录了一批科学家反复检查和接受集体“检讨”的过程。与此相随，竺可桢在日记中时而表露出对自己落后于政治形势的自责与无奈，但他仍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2000万字，共24卷。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2—24卷为补编。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本书为第2卷，收录竺可桢1929年至1949年6月的文章、讲演词、工作报告、会议提案、咨询答问、书信、序跋、公告、启事等，凡287篇。1928年至1946年，竺可桢出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亲自主持在南京北极阁营建气象学研究基地，培养和凝聚了一支精干的研究队伍，办刊物，开年会，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着力推进国家气象事业建设。 继地质学和生物学之后，气象学成为迅速实现本土化和体制化的代表性学科。竺可桢以其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和出色的组织才能，赢得了学术界和社会的承认，他自1935年起担任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评议员，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33年4月，竺可桢与翁文灏、张其昀共同发出成立中国地理学会的倡议，学会于翌年成立。由于他在地理学教育与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与同在气象学领域一样，被尊为中国现代地理学的一代宗师。1936年4月，竺可桢受命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大力革除弊政，组织优秀教师队伍，实施教授治校，确立“求是”校训，注重通才教育，推动科学研究。抗战西迁中经历了遵义湄潭时期的相对稳定之后，浙江大学竟在困厄中崛起，一跃而居于全国少数著名大学之列。 竺可桢在浙江大学和气象研究所两兼的岗位上，主要精力投于组织管理。另外，作为当世名流学者，经常应邀参加各种会议和纪念活动，形诸于文字而留下的演讲词，凸显了作为自由知识分子所尊崇的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时时处处表现出对民生疾苦、国民素质、民族命运、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深切人文关怀。

《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2000万字，共24卷。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2—24卷为补编。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本书为第8卷，收录1941—1943年的竺可桢日记。在1943年7月8日举行的浙江大学毕业典礼上，竺可桢论及“抗战及战后的大学”时指出，与1938年相比，浙大毕业生已增加五倍，而按国家需求，尚须再增加五六倍。因此，他提出必须大量派遣留学生与扩充研究院。本卷所记，不仅具体入微地反映了浙江大学自1940年春迁遵义、湄潭之后步入相对安定、平稳时期的发展进程，并且已显现出卓然崛起的势头。 在此期间，竺可桢多数时间是在遵义，但每年都要到贵阳主持地域性的多所大学联合招生考试；更重要的外出是到重庆，参加的主要活动有：中央研究院的院务会议和评议会，国防科学技术策进会理事会，中央训练团党政高级训练班，兼及中国科学社、中国气象学会等科学团体的理事会会议。更为实务性的工作，是到北碚处理气象研究所重要所务。他长期挑着浙江大学和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两副重担，主要精力在经营浙大，而气象研究所则处于工作停顿的状况。他一再请辞浙大校长，但未能获准。还应当指出，中央气象局成立于1941年，在其奠基时期的组织建设中，竺可桢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星载InSAR高精度几何处理》针对星载干涉测量中地形特征复杂区域InSAR高程测量和广域InSAR形变测量面临的技术瓶颈，从误差理论入手，到技术算法研制，提出一套星载InSAR高精度几何处理方法，并在应用上提出InSAR与地质学相结合的斜坡地灾易发性分区方法。具体内容包括：星载InSAR测量原理与数据处理，星载InSAR地形测量与地表形变监测误差分析，复杂地形星载InSAR影像配准、相位滤波与相位解缠，复杂地形多基线多角度融合，广域InSAR地表形变监测方法与流程，全国地表形变一张图研制成果，基于InSAR技术的斜坡地灾易发性分区，全国斜坡地灾易发性分区一张图研制成果等。生产实践结果验证了《星载InSAR高精度几何处理》所提出技术体系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2000万字，共24卷。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2—24卷为补编。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本书为第9卷，收录1944—1945年的竺可桢日记。1944年，同盟国军队在世界战场上处于反攻阶段，中国人民已经看到了抗战胜利的曙光。浙江大学，除了在这一年年末因日军自湘入桂迫黔遭遇了一场突发事变造成的危局之外，总体上说是在战争困境中保持着继续崛起的势头。当时主持中英科学合作馆的李约瑟，曾于4月和10月两次访问浙大，他给出了这样的评语：“浙江大学是与在昆明的著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齐名的学术机构，可能在中国的大学中排名最高。”1944年5月，竺可桢推荐由赵九章出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代所长。从此，他得以放心倾力于浙大校务，中国现代气象科学事业由此进入了以动力气象学为主导的新阶段。他在日记中写道：“物理为气象之基本训练，日后进步非从物理着手不行，故赵代所长主持，将来希望自无限量。”同月，竺可桢在《思想与时代》杂志上发表了天文学史方面的力作——《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论证二十八宿最早起源于中国，此文大致平息了百余年来国际学术界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1945年8月11日凌晨，传来抗战胜利消息，欣喜若狂的浙大学生曾把竺校长高高抬起以示庆祝。竺可桢开始部署在杭州接收校产事宜。在重庆参加全国教育善后会议之后，他飞赴南京、上海和杭州，为气象研究所和浙江大学的复员重建做准备，并在杭州主持了浙江大学的开学典礼，报告“八年来之经过情形”。

《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2000万字，共24卷。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2—24卷为补编。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本书为第10卷，收录1946—1947年的竺可桢日记。1946年2月发生在重庆的“校场口事件”和昆明等地的“反苏”大游行，给抗战后的短暂和平蒙上了阴霾，但在10月以前，竺可桢仍然忙于学校从遵义、湄潭向杭州的复员、扩建和开学。同时，亦在多方打听1945年3月在重庆突然失踪、生死未卜的浙大训导长费巩教授的下落。2月份国际气象学会在伦敦选他为气候学委员。4月他在浙江大学建校19周年的校庆日典礼上，发表了题为“将来大学之展望”的讲演，认为新的国际环境有利于中国学术事业的发展，中国的大学应该承担起新的历史责任：“因原子弹之发明，而使大学研究科学更增一种刺戟。研究不仅限于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即人文科学亦应提倡，凡所以有利于苍生，无一不在大学范围之内也。” 他在具体领导复员工作的同时，更从长远着眼，规划着浙江大学的未来。1946年，校中增设了医学院和法学院，至1947年年底，全校已有7个学院、25个学系和7个研究所，在校学生逾2000人。1946年11月至1947年6月，竺可桢到欧美游访考察。11月间，中国派出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成立大会，竺可桢作为6名代表之一躬逢其盛。会后他在欧美诸国做学术考察，会见友人和学生，尤注意广泛招揽人才，为学校的更大发展做必要的准备。在这次游访中，他在美国科教文化中心的波士顿地区停留时间最长。他的英文文章《天文学中二十八宿之起源》刊载于美国《大众天文学》杂志，他在哈佛大学继续查考有关文献。4月间曾应中国留学生之邀，发表题为“中国大学中之自由主义状况”的演讲。5月间在纽约广播讲演“中国大学教育”，在旧金山讲“中国大学情形”。1947年6月竺可桢归国，国内不久即爆发全面内战。面对校园内风起云涌的罢课学潮和营救被捕学生的学运的严峻局面，他一方面告诫学生“上课不妨营救，上课可得教员同情，上课对外易于交涉”，另一方面主张“学校处置学潮，不能用武，始终认大部学生系优良子弟。学校须以德服人”。8月间，竺可桢在中国科学社等七学术团体年会上发表演讲“科学与世界和平”。10月25日，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农学院学生于子三被捕，引发持续达4个半月的“于子三事件”。竺可桢奔走呼号，愤然告诉媒体记者“此事将成千古奇冤”。

本书阐释和完善了湖泊浮游植物色素定量反演的基础理论、技术路线和研究方法。书中首先分析了蓝藻中藻蓝素的光谱特征及粒径特征，为蓝藻定量遥感提供了理论基础；然后阐述蓝藻水华的遥感监测原理及典型湖泊的藻华时空分布规律，介绍浅水湖泊藻颗粒的垂向速率及垂向分布规律;在分析其对遥感反射比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藻总量的估算方法，揭示巢湖和太湖藻量的时空分布规律；后介绍了富营养化湖泊颗粒有机碳及溶解有机碳的遥感反演方法。

本书较全面地总结了花岗岩成因与成矿机制的研究历史、现状和发展动态，分析该学科领域在我国的发展状况及态势，从学科的发展规律出发，结合对相关科学和技术问题的思考，提出推动该领域及相关学科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全书共分为五章，分别从花岗岩成因与成矿机制的科学意义与战略价值、发展规律与研究特点、发展现状与发展态势、发展思路与发展方向、资助机制与政策建议五个方面进行详细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