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2000万字，共24卷。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2—24卷为补编。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本书为第21卷，收录1972—1974年的竺可桢日记。1974年日记止于2月6日。中国这段时间的政治日志，大致是以“批林整风”为开场，中间开过中共“十大”，而以“批林批孔”之发动为末页。其间周恩来主导的纠左治乱见到成效，批判极左思潮，局部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关注科学教育界的基础理论工作，恢复学术刊物的出版，启动开放对外科学交流，等等，竺可桢终于获得了略显宽松的活动空间。1972年，竺可桢倾力修改学术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年底，该文在新复刊的《考古学报》发表后，反响强烈，好评如潮，迅速被《人民日报》《中国科学》等多家报刊以不同形式转载，国际学术界也竞相介绍。83岁高龄的竺可桢通过有生之年的最后冲刺，为世界科学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面对突如其来的赞扬，他一方面感到意外，另一方面也有发自内心的感叹：“自己估价也是尽了毕生之力，积累了三四十年的深思而写出来的。”继此论文之后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较大幅度地修订《物候学》一书。此书于1973年8月出版，成为当时国内的畅销书和稀罕的出口品。作者描述他本人拿到此书时的心情是“亲切如见自己的小孩”。 随着在联合国席位的恢复，以及与美、日等国复交等重大变化的发生，中国在重启国门的初期，最多迎来送往的外事活动是选择在“阶级性”色彩最淡的自然科学领域。因此，担着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名义的竺可桢也就显得格外忙碌。在重病缠身的情况下，他是“拼命”上阵的。在同样的名义下，他对科学院的组织体制问题和中国科学事业长期遭受重创的基础研究问题也继续不断发出声音。 这两年多，竺可桢始终在与肺气肿病魔苦斗着，除了连续不断地跑医院就诊取药之外，4次住院治疗的总时间超过了6个月。缺乏人性化管理的供暖制度，繁重持久的科研写作，在寒暑中频繁突袭式奔波的接待礼仪，已成历史惯性的物候观测和对自身病情的测记，以及雷打不动的日记记录和整理，种种的劳心与劳力，无疑都在迅速加重着他的病情。 病情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记的记述状况，有关病情的琐细记述占了相当的篇幅；可能是出于体力不支和记忆力的减退，对一次性事件会以相近而不相同的文字做多次重复记述；住院期间的日记大多是后来追记的，有时会出现时间的错位。为保持日记原貌，编者对日记中内容重复而文字不同者，一般不予改动；对时间的错乱，可以辨读确认者，一般加注说明，只对极个别处做了时序调整。 在1974年2月6日的日记中，竺可桢只记下了中央气象局发布天气预报的内容。透过字迹，仿佛可以感到老人手的抖动和呼吸的迫促。这一页是他日记的终点，紧接着，翌日凌晨，他的生命也走到了终点。 此前70年，竺可桢在哈佛大学选择了气象学作为自己攻读的专业；此前47年，他率领一个团队打破外国人的垄断和控制，开创了由中国人独立自主地发布本国气象预报的历史纪元。他的临终绝笔，也在倾述着一位气象学家对自己所献身事业的无尽责任与眷恋。

《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2000万字，共24卷。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2—24卷为补编。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本书为第3卷，收录竺可桢1949年8月至1959年的文章、会议致词、工作报告、序跋、信函、批示、题词、诗词等，凡172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竺可桢奉召北上参加“科代会”筹备会议，会后率团赴东北解放区参观，旋即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计划局局长。他奔波在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和著名大学之间，为重组研究机构，吸引和凝聚人才，探索国家管理科学事业的道路尽职尽责。这一时期，他先后担任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参与对全国科普工作的领导。他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参加例行会议和视察活动。作为中国气象学会、中国地理学会等学术组织的领导者，他仍然活跃在许多学术领域中。1955年，竺可桢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兼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主任。随着领导体制的变化，他开始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有关任务上，领导全国范围内的自然区划和自然资源考察工作，奔波在大河流域、西部高原和北漠南疆。与此相随，在全国范围内布局了略具规模的有关研究机构和考察台站网络，并为冰川、冻土、沙漠、青藏高原综合研究等诸多新兴领域填补了学科研究的空白。在20世纪50—60年代，竺可桢为新中国的成就欢欣鼓舞，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心悦诚服，以饱满的热情去完成自己承担的每一项工作。另一方面，在自“思想改造”起始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常常以“落伍者”自责。他自己保留的若干篇有关“自我检讨”“学习体会”“交心汇报”等文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这一时期的心路历程和那个时代的政治面貌。

《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2000万字，共24卷。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2—24卷为补编。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本书为第18卷，收录1966—1967年的竺可桢日记。自1966年起，中国陷入十年“文革”内乱，竺可桢的最后八年是在这乱世中度过和结束的。“文革”中的竺可桢，幸被最高领导层圈入“保护”对象，成为表示知识分子政策尚存开明的标识性人物，因此没有遭遇到同时代大多数老科学家所无法躲避的屈辱和苦难。但即使如此，在政治乱局中他依然是时时有惊，步步有险。他也始终把自己置于“斗批改”对象的位置，有随时受冲击的心理准备。在汹涛恶浪环绕之中，理性的光辉依然照耀着竺可桢的学术研究。这位80岁上下的老人，数年如一日地“个人奋斗”，继续耕耘在物候学和气候变迁研究的“自留地”中。 在以“革命”的名义公开“抄家”成为社会时尚的日子里，不知道有多少人因日记获罪而遭遇灭顶之灾，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为避祸而将日记付之一炬。如何保存日记和如何写日记，必然是竺可桢当时面对的一大难题。在现存的早年日记簿中，可以看到个别图页被撕毁的残迹，对旧时日记中“今是而昨非”之处多有竺可桢的批注手迹，以表达自己的反省。值得庆幸和钦佩的是，他没有毁掉旧时的日记，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珍贵史料。 同样令人钦佩的是，他能把日记进行到底！此后的日记在文字风格上已无法与1930年代—1940年代相比，即使与“文革”以前的日记相比，也有相当的差异。日记中不时写下他内心深处的疑惑、不满和愤慨，以及对国家前途的忧虑，这些表述被淹没在记述时事、抄录文献的大量文字中，被淹没在拥护“文革”和颂扬领袖的文字中。他大量引述“最高指示”，引述“正确路线”代表人物的言论和党报党刊的声音，不断地表述自己从不理解到理解的转变过程。他努力适应社会变化，认真学习，自以为非，表示要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就实而论，这既有其诚心诚意的一面，也有其诚惶诚恐的一面。日记中特意用红笔摘抄大段大段的“最高指示”，各年中一再以醒目的方式提及1964年2月6日毛泽东对他的召见，都应视作他为应对日记万一涉险而求自保的举措。 了解上述时代背景和个人处境，有助于《全集》读者正确解读竺可桢日记的内容。1966年，是“文革”的发动阶段，在中科院副院长的岗位上，竺可桢留下了平生“最后一次”到京外出差和出国访问的记录。在1967年重组权力机构之后，他虽然挂着院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头衔，但基本上处于赋闲状态。 本来年事已高，懵然进入“文革”，持续的精神压力，不断恶化的生活环境和医疗条件，加速了他老化和病侵的进程。“文革”中的日记，多有来自当时公开报刊、内部参考、大字报、批判会和民间印刷品传播的人事内容，广涉各界各级人物。编者对于那人妖颠倒、是非莫辨的年代中流传的很多“信息”无法进行核实，请求读者格外给予谅解。

《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2000万字，共24卷。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2—24卷为补编。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本书为第4卷，收录竺可桢1960—1973年的文章、会议致词、工作报告、序跋、提案、审稿意见、信函、题词、诗作，专著《物候学》的初版本和修订本，以及个人收藏的思想自传、入党申请书、履历表、证明材料等，凡171篇。1960年，时处三年困难时期，竺可桢已达70岁高龄，却依然四处奔波，躬行于穷乡僻岭之间。资源考察、沙漠治理、南水北调、自然保护、科学“支农”等，是他1960—1965年所思所行的主题。1962年他72岁时，实现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夙愿。“文革”时期，竺可桢虽然得以列入特殊保护名单而幸免遭受严重冲击，而事实上也是突然离开了领导岗位。在被迫“赋闲”中，他充分利用原来难得的时间，把心血投入到自己早有兴趣且有多年雄厚积累的两项工作上，一是潜心撰写《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二是与合作者共同完成对《物候学》的修订。本卷所及年代，政治动荡频仍，在持久的困惑中，竺可桢心中最大的牵挂依然是国家的命运、人民的疾苦、科学事业的前途。他的思想自传、入党申请书和许多信函，反映了那个时代特定一类老知识分子认真“改造”、否定“旧我”的思想进路。

《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2000万字，共24卷。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2—24卷为补编。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本书为第15卷，收录1958—1960年的竺可桢日记。在这三年中，竺可桢的新头衔有：中国科协副主席、国家大地图集编纂委员会主任、欧美同学会主任委员。新获得的学术荣誉有国际科学史学会会员和苏联地理学会外国会员。 两次代表中国科学院走出国门，一次是赴莫斯科出席黑龙江资源开发会议并签署中苏合作总决议，一次是赴平壤签订中朝两国科学院合作协定。还有一次是以全国科协副主席身份率团赴华沙参加第6次世界科协全会。 事有凑巧而并非出于刻意安排，本卷的这三年，在共和国历史上是用“大跃进”来概括的。在跃进声浪初现时，竺可桢也曾热情地向地理学工作者做过“向地球进军”的动员，而在实际工作中依然本其一贯之“求是”精神，真真正正在“脚踏实地”工作着。从日记中可以看出，这位老人的绵绵足迹留在了中国的边远荒僻地区，到天山南北做综合考察，到内蒙、宁夏、甘肃的沙漠地带考察治沙工作，到川滇山区考察南水北调……奔波之余，还撰写出他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论文《中国的亚热带》，判定了中国亚热带的北界和南界。 本卷日记中客观地记下了他在“大跃进”年代的亲见亲闻：诸如农业高产田、大炼钢铁、大搞超声波群众运动，以及科学院各研究所争相竞提科研高指标和节日献礼等场面，甚至在日记册中连连粘贴有关于农业放“高产卫星”的剪报资料。 然而，时入1960年秋冬之时，其日记文字中则透露出来举国狂热之后的种种悲哀：这位身任副部级高干的大科学家，在为国家大事奔忙外出时，竟然为“粮票”的入不抵出而犯愁；年底为记新一年的日记“买日记簿一本，纸作黄色，丑恶不堪”；老家东关镇“至今无电灯，市上萧条，米市街无米市，油车桥乏油车，鱼市桥不卖鱼……所以反不如前”。

《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2000万字，共24卷。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2—24卷为补编。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本书为第13卷，收录1953—1954年的竺可桢日记。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新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迎来了经济建设的高潮。中国科学院也面临着许多新的需求、困难和压力。1953年初，中共中央决定由张稼夫出任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加强院领导班子；派出代表团访问苏联，了解苏联科学院的组织管理经验；随后检查各研究所的工作情况，召开所长会议，筹划未来的发展。1954年3月，中央批准科学院党组的报告并作出批示，由此启动了体制和政策上的重大调整。作为国家最高学术机构的中国科学院，不再列为政府部门。 在此两年中，竺可桢作为分管生物学和地学方面的院领导成员，承担了繁巨的任务。其间重要经历有：赴呼和浩特等地考察黄河流域水利；陪同陈毅副总理访问东德和波兰，并出席莫斯科国际天体演化论学术研讨会；接收黄海化工研究社微生物发酵室、南京中山陵园植物园、中山大学植物所，分管筹建中科院西北分院和生物学地学部，组织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主持农业气象座谈会、《中华地理志》自然区划讨论会、北京地震烈度讨论会、华南橡胶工作座谈会，等等。1954年9月，竺可桢当选为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2000万字，共24卷。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2—24卷为补编。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本书为第19卷，收录1968—1969年的竺可桢日记。关于“文革”时期竺可桢日记的总体情况，请参见《第18卷说明》。 在1968、1969 年发生的重大事件中，与竺可桢晚年生活关联度最高的，是自1967年底开始且持续了两年多的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1968年4月1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引述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这也是当时“清队”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 就竺可桢本人而言，他在历史上曾被诱迫加入国民党，后又被列名为中央委员。1949年以前，长期与之保持密切关系的社会各界名流中，也不乏国民党高层人士。因此，他在“清队”运动的高潮中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日怀惶恐而夜有惊梦。当中科院革命委员会发布清理阶级队伍《通告》，勒令参加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等类人员限期登记时，他曾疑惑过自己是否属于其中。经反复查阅日记和有关资料，直到认为自己在7年前写的《自传》中已经完全交代清楚而无任何遗漏时才稍略放下心来。不过，由此而带来的压力始终存在着，甚至影响到了小女儿的婚姻。 就社会而言，“清队”的开展，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规模的“内查外调”。由于竺可桢平生的活动舞台大、交往人脉广，又身在北京，因此也就成了外调工作人员的优选目标。在两年多的时间中，应对各地各单位的“外调”，成了竺可桢的主要工作内容。他耗费大量时间，在多年保留下来的日记中纵寻横索，根据当年所记文字，认真而辛苦地写出大量证明材料，有些为人提供了洗污辨冤的可靠依据，有些则提出可供进一步调查的线索。据1969年6月对院办公室收文的统计，竺可桢提供的证明材料约占院部有关此类材料总件数的十分之一，可以想见其工作量之大。 当时的竺可桢，无法按简单的逻辑判断自己的社会角色。原院领导班子已被夺权，但他曾奉召以副院长的身份参加外事活动；被列名于新成立的院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名单中，却又不被通知参加革委会会议；他是党员，却不知道如何与党组织联系。然而，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最值得注意的是，1968年底，他从《参考资料》上发现关于钓鱼岛附近采集有孔虫和双壳贝化石的报道之后，一直密切关注日本方面的动向。在查阅多种文献之后，于1969年11月致函周恩来总理，以其地理学家的眼光和学识，明确指出有关岛屿是中国的领土。 1969年春，竺可桢因病住院53天，此后始终为肺气肿所困扰。

《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2000万字，共24卷。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2—24卷为补编。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本书为第16卷，收录1961—1963年的竺可桢日记。这三年，就大势而言，在共和国历史上属于较好发展的时期。为了解决“大跃进”带来的问题，毛泽东在1961年初说要让本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实事求是年”，中共中央决定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随之，科学界有“十四条”和“七十二条”之制定，有广州会议之召开，明确了科研机构的基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 这种历史大背景，为年逾七十的竺可桢提供了较为宽阔的施展舞台。“为了响应党所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竺可桢自发地写了一篇《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其指向虽不属党号召之主旨，但却由此强化了他晚年研究工作的一大主题，也与当今世界研究全球气候变化之主流有高度的吻合。 党号召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各行各业支援农业。竺可桢身体力行，先是主持全院的支农会议，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在院党组扩大会上做了长篇的支农报告；又查阅大量文献，利用在青岛避暑的假期，写就《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正是此文让毛泽东读过之后承认了他那“农业八字宪法”的严重不足。 这三年中，竺可桢南下考察热带植物资源，赴西北研商抗旱、治沙大计，赴西南考察南水北调路线。参与讨论冀鲁豫防治盐碱化的对策，建议国家设立海洋局，领衔向党中央提出“关于自然资源破坏情况及今后加强合理利用与保护的意见”，并在全国人大会议上首倡建立“自然保护区”。1962年6月4日，竺可桢被吸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前还曾率团出访英国，涉足一次走进“帝国主义国家”的科学外交。

《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2000万字，共24卷。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2—24卷为补编。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本书为第7卷，收录1939—1940年的竺可桢日记。1939年2月4日，面对敌机侵袭的险恶形势，竺可桢对一年级新生发表题为“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演讲，阐述校训“求是”（Faith of Truth），须“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翌日，宜山浙大校舍、学生宿舍等建筑即遭到轰炸而毁坏。竺可桢迅速向国内外通报有关情况，谴责日寇“灭绝人道，破坏文化”的罪恶行径。4月，成立迁校委员会，迁校问题成为本年工作的主题。11月，南宁失守后，浙大开始向贵州迁移。本年3月和9月，竺可桢两次赴重庆，参加第三届全国教育会议和处理气象研究所事务。3月间，至昆明参加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及院务会议。1940年春，浙大迁校于遵义和湄潭，一年级先在青岩而后转永兴，浙东分校在龙泉（前此于1939年10月开学）。此后，战争年代的浙江大学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10月，在校中成立史地研究部。本年3月，蔡元培去世，竺可桢赴重庆参加吊唁活动，其间出席中研院评议会，参与选举新院长。竺家基本情况。1939年9月，竺可桢与陈汲订婚于嘉定，1940年3月15日在重庆举行结婚仪式。长子希文随军转战于湖南、广西前线，长女竺梅先后在宜山、重庆读中学，三子竺安先后在宜山和遵义读小学、在湄潭读中学，次女竺宁读小学。1940年12月，幼女竺松出生于遵义。

《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2000万字，共24卷。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2—24卷为补编。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本书为第14卷，收录1955—1957年的竺可桢日记。1955年发生在中国科学界的一件大事，是召开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1956年则堪称新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年”，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随后组织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同年提出促进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双百方针”。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科学事业的“火车头”，由此进入了十年大发展的“黄金时期”。 按院领导中的分工，竺可桢一直主管生物学和地学领域，自1954年起，负责筹建生物学地学部，并担任首届学部主任。他同时还担任许多“全国性”的工作职务，或亲自主持，或实质性参与，任务繁巨，不堪重负。有关他这一情况的专题报告曾被列为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典型材料。1956年，竺可桢全程参加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工作。其中有关自然和经济区划、地图测绘、气象预报，对边疆地区、重要河流、海洋资源和热带资源的综合考察及开发方案研究等重要任务目标的部分，都是在他主持下完成的。此后，竺可桢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实施规划的行动中，1956年成立了以他为主任的综合考察委员会。 在1956年展现中国调整开放态度的举措中，竺可桢率团参加了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行的第8次国际科学史大会，会后顺访意大利的多个城市。在此前后，他与叶企孙等一起招揽人才，策划开展中国科学史的研究，并于1957年成立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为中国的科学史研究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6年的竺可桢虽然十分忙碌，但心情也十分愉快。到怀仁堂给最高领导层做科学报告，在制定科学规划的过程中与分别多年的老友们晤面，参加贯彻“双百 方针”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频繁接触外国科学家，联络和动员海外学者归国……让他最高兴的，可能应该是家庭的春节大团圆。这时，他的子女中，在南京任中学教师的竺津已完婚一年，在杭州工作的竺安即将调入北京的中科院化学所，女儿竺宁继续在南京农学院就读，小女儿竺松则刚刚保送入华北航空学校。1957年，竺可桢与担任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的顾准，工作中紧密配合，2至3月间南下雷琼地区考察热带植物资源，继而于7月前后北上黑龙江，执行与苏联合作综合考察的双边计划。他们仅仅合作了一年，顾准即因“反右”而跌离。竺可桢的长子竺津和他的多位门生故旧，也同样遭受了这一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