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曰：资治通鉴精华版

　　柏杨曾以十年之力将《资治通鉴》翻译成白话文，其间，他用“柏杨曰”史评的形式，从现代多元文化背景出发，对史实作出角度宽广的观察，发表辛辣深刻的评述，表达他作为一个现代人的领悟与感受，以示与原著中“臣光曰”的不同立场。其旨在于引发读者的独立思考，不局促于中国传统儒学价值观的一贯窠臼，进而读者在认知外部世界或面临人生抉择时，有足够能力做出独立、自主的判断。在本书中，柏杨亲自总结《资治通鉴》典型史事，以配其862则“柏杨曰”点评，一事一议，一目了然，读来简明易懂、生动流畅。

　　柏杨（1920.3.7—2008.4.29），原名郭定生，河南辉县人，中国当代作家，曾被列为“台湾十大畅销书作家”之一。20世纪50年代起，以郭衣洞之名从事小说创作，为写作生涯之始。60年代用柏杨笔名为台湾《自立晚报》及《公论报》撰写杂文，被认为是继鲁迅之后最伟大的杂文家。花费十年之力译写司马光《资治通鉴》，皓首穷经，大作始成。有华人处，就流传着柏杨的作品。代表作品有：《我们要活得有尊严》《中国人史纲》《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等。

序——诚实地面对历史
再版序
正名主义
春秋时代晋国（首府新田【山西曲沃】），长期以来都在魏、赵、韩三大家族控制之下，国君不过徒拥虚名。但形式上，晋国仍是一个完整的独立封国，魏、赵、韩不过三大豪门。公元前403年，周王国（首都洛阳【河南洛阳东白马寺东】）国王（三十八任威烈王）姬午，下令擢升三大家族族长，瓜分晋国领土，分别建立封国，成为国君。晋国在被瓜分后，只剩下一小片国土。司马光认为这是历史上一件大事，所著《资治通鉴》就从这一年开始；又写出长长的一篇评论，指出姬午破坏礼教，不能正名，导致圣贤后裔当国君的封国，全部消灭；人民受到涂炭，几乎死绝。
司马光从没有一本专书或一篇专文，完整地表达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立场，却在《资治通鉴》“臣光曰”评语里，陆陆续续、零零星星地透露无遗（这是写给皇帝看的，所以称“臣光”）。当十一世纪宋王朝宰相王安石先生推行政治改革，以图拯救正奔向死亡之谷的帝国之时，司马光率领传统保守的知识分子群，坚决抵制。结果改革失败，腐烂加速，半个中国，丧失在北方新崛起的金帝国之手。
在“臣光曰”中，可以充分看出司马光的意识形态，他有一种崇古的狂热，和一种维持现状的固执。他关心的是官僚群和大地主群的利益，远超过关心人民的利益。我们了解他的基本立场后，才能了解他苦口婆心全力以赴的目的何在。
司马光最服膺的是孔丘的正名主义，现代人对正名的认知是：“是什么就是什么。”当选总统还没有就职，是“总统当选人”；就职之后，则是“总统”；下台摆地摊，则是“小贩”。而孔丘的正名认知，却恰恰相反：“是什么偏不是什么。”具体地说：“曾经是什么，就永远是什么。”楚王国早就是一个王国，身为首领的酋长早就是自称和被称国王，可是《春秋》却咬定牙关，硬称楚国王是“楚子”，你不是说你是国王么，我偏偏称你五百年前周国王初封你时的那个官位——“子爵”，因为你本来就是“子爵”！这种胶柱鼓瑟式讲礼教、定名分的正名主义，在当时不过是为了对抗动乱的一种手段，然而，发展下来却成为一种政治意淫，不切实际，而且把自己陷入一个被嘲笑的困局。
……
桂陵战役
齐国（首府临淄）人孙膑，和魏国（首府安邑）人庞涓，同时学习兵法。后来庞涓返魏国谋职，担任三军统帅，自以为才能不如孙膑，遂把孙膑邀到魏国，然后诬以谋反，砍掉孙膑的双脚，又在孙膑脸部刺上花纹（黥刑）。齐国派人把孙膑救回。公元前354 年，魏国攻击赵国，包围赵国首府邯郸（河北邯郸）。明年（公元前353 年），齐国任命田忌当统帅，孙膑当参谋长，挥军深入魏国国境，庞涓得到后方告急警报，急行撤军堵截，走到桂陵（河南长垣西北），跟齐军发生遭遇战，魏军大败。
原文叙述简略，事实上历程复杂，里面还包括一桩著名的卖友求荣的故事。庞涓和孙膑同是鬼谷子的门徒，也是感情最亲密的朋友。庞涓先离开老师，当上魏国（首府安邑）大将，最初还怀着纯洁的友情，向魏国国君魏罃，推荐孙膑。可是庞涓不久就发现孙膑的才干远超过自己，可能受到国君的赏识，而夺走自己的位置。他没有鲍叔牙对国家和对管仲那种高贵的情操，最后决心采用冤狱手段，排除孙膑。于是，他命人告发孙膑谋反，当然是证据确凿，然后庞涓再虚情假意地一再哀求，国君魏罃才勉强赦免孙膑一死，但仍砍断他的双足，以防逃亡。从此孙膑不能走路，只能在地上爬。庞涓所以没有杀他，是为了要他写出记忆中鬼谷子所传授的一部兵法。孙膑感谢老友救命之恩，当然愿意写出。但写了一半，发现被陷害的真相，就伪装疯狂，啼笑无常，有时连屎尿都吃下去。等到庞涓的防范稍微松懈，孙膑就逃回他的祖国——齐国（首府临淄），被齐国最高军事首长田忌，任命为参谋长（军师），作战时不能骑马，就坐在特制的车子上指挥。
 
马陵战役
公元前341年，魏国（首府安邑【山西夏县】）大将庞涓，再率军攻击韩国（首府新郑【河南新郑】）。齐国（首府临淄）任命田忌当统帅，孙膑当参谋长，用老战略直击魏国陪都大梁（河南开封），庞涓急撤军回堵。孙膑计算庞涓行程：某一天黄昏，当抵达马陵（河北大名），遂命削下一棵大树上的树皮，写上：“庞涓死此树下！”派一万余名弓箭手，夹道埋伏。下令说：“看见火光，集中射击！”时候终于来到，天已入夜，庞涓驰经树下，见树干一片雪白，上面有字，命举火观看，还没有看完，伏兵万箭俱发，魏军溃散，庞涓自知难逃罗网，拔刀自杀，临死时说：“竟然让白痴成名！
庞涓真是一个典型的卑鄙无耻的瘪三，直到临死，都没有对自己的负义行为，感到丝毫内疚，反而诟骂孙膑侥幸成名。
 
田忌
公元前341年，齐国（首府临淄）宰相邹忌，嫉妒大将田忌威震国际，企图栽赃陷害，派人手拿三百四十两黄金，到街上请人算卦，向卜卦先生说：“我是田忌的随从，我家将军作战，三战三胜，他打算进行大事，请看一下吉凶。”等卜卦先生出门，邹忌叫人把他逮捕，眼看就要掀起大狱，田忌无法澄清，又气又急，率领他的卫队发动攻击，打算逮捕邹忌。可是邹忌早有准备，田忌无法取胜，只好出奔楚王国（首都郢城）。
“诬以谋反”是中国传统政治中一件其效如神的法宝，强悍的头目要排除他有实力的政敌时，习惯使用，当之者无不粉碎。因为它是政治的和法律的结合物，政治是内容，法律不过形式，所以无罪不能无刑，至为狠毒，无人能解。田忌身为国家英雄、三军统帅，对国家有盖世功勋，跟国王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可是，一旦陷入“诬以谋反”诛杀大阵，立刻束手无策。
 
赵雍“胡服骑射”
赵国（首府邯郸【河北邯郸】）国君（六任）赵雍，跟肥义讨论“胡服骑射”方案（战国时代，华人宽袍大袖，不但浪费资源，行动也不方便，在战场上拖泥带水，等于自杀。当时作战，仍以战车为主，车用马牵引，车上载战士，运转迟钝，无论追击或逃跑，都不灵活。赵雍主张改穿蛮族部落战士们穿的短衣窄袖，抛弃战车，改乘战马，近则用刀枪，远则用弓箭，这是战术上一项空前突破。但基于社会惰性，赵雍不得不谨慎从事），赵雍说：“顽劣之辈会嘲笑，贤明的人会明白。即令全世界的人都反对，北方胡部落（内蒙古西辽河上游）的土地，和中山王国（首都顾城），我一定夺取到手。”于是积极准备。贵族们果然反对，赵雍的叔父赵成，更宣称病情沉重，在家躺床，拒绝参加中央政府会议。
赵国（首府邯郸）自胡服骑射后，国力陡增，成为战国时代后期唯一可以跟秦王国（首都咸阳）对抗的强权，如果不是错用了赵括（参考公元前260 年），秦王国不可能东进。然而，利益这么明显的一项改革，而又不伤害任何人的既得利益，都这么困难。停滞的力量，似乎永远超过进步的力量，正是中国人苦难的源头。
 
天下第一脓包
被诱骗囚禁在秦王国的楚王（二十一任怀王）芈槐，病势沉重，于公元前296 年，死在咸阳（陕西咸阳）。秦王国送回他的灵柩，楚王国人民夹道祭奠，不胜悲痛，各国对秦王国这种恶霸行径，印象强烈。
西洋有句谚语：“第一次被骗，错在对方；第二次再被骗，错在自己。”芈槐先生真是天下第一脓包，脑袋像一个糨糊罐，被张仪、嬴稷之辈，玩得团团而转。叫他爬，他就爬；叫他跳，他就跳。这种糨糊罐政治领袖，历史上车载斗量，十个巴掌都数不完。他阁下的所有遭遇，都咎由自取。可是，死伤的那些军民，却又何辜？他们唯一的罪状只是因为有一个昏庸的糨糊领袖。芈槐的灵柩回国，人民悲不自胜，这是人民的厚道，忘了所有苦难，都来自他一人。芈槐事实上被他所宠爱的郑袖、靳尚所控制，以郑袖、靳尚为首的鲨鱼群，日夜猛噬，芈槐要想不死都不可能，这只是一个信号，警告楚王国（首都郢都）：再不补救，船即下沉。可惜，芈槐之死毫无意义，并不能唤醒国人，也不能消除鲨鱼，因为楚王国已腐朽到完全丧失改革的能力。
 
第一个饿死的君王
赵王国（首都邯郸）国王赵雍，罢黜长子赵章，而命幼子赵何继承王位，自称太上皇（主父）。再把赵章封到代郡（河北蔚县），号安阳君。赵章本来应该继承王位的，现在只封一个“君”，自然耿耿于怀。他又一向挥霍奢侈，赵雍任命田不礼当他的秘书长（相）。李兑告诉宰相肥义说：“赵章年轻力壮，态度傲慢，党羽多而欲望大。田不礼生性好斗，而且骄傲不可一世，喜爱杀戮。两个人聚在一起，必然产生阴谋。小人物一旦有了大欲望，就不可能深思远虑，看到的全是利益，却看不到灾难，巨变将要爆发。”
赵雍携同赵何，出游沙丘（河北平乡，首都邯郸东北航空距离八十公里），分别住在两座行宫。赵章跟田不礼认为时机成熟，采取行动。假传太上皇（赵雍）命令，召唤赵何进宫。信期通知肥义，肥义先行，中伏被杀。信期立刻动员戒备，双方血战。恰巧赵成、李兑，从首都邯郸率军赶到，再火急征调附近驻军参战，斩赵章跟田不礼，屠灭他们的党羽。赵成出任宰相，号安平君。李兑出任国家安全部部长（司寇）。这时候，赵何年纪还小，赵成、李兑完全控制政府。
赵章战败时，投奔老爹赵雍，赵雍把他藏在行宫之内。大军进入行宫，搜出赵章处决。赵成、李兑警觉到自己的危险，商量说：“我们为了逮捕赵章，竟然包围太上皇（赵雍）的行宫。事情过后，太上皇（赵雍）追究围宫杀子的罪状，我们全家恐怕就要死光。”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下令行宫人员：“先出来的有赏，后出来的格杀。”宫人们霎时间一哄而散。赵雍也想出宫，却被阻在宫门之内。广大的行宫之中，只剩他一个人，没有伴侣、没有饮食，饥饿难忍之际，只好爬到屋檐树上，搜索鸟蛋或刚孵出的雏鸟下肚。这样支持了三个多月，凡是可以吃的东西，全都吃光，最后竟活活饿死。赵王国政府（首都邯郸）一直等到确定赵雍死亡，才向各国报丧。
赵雍是一代传奇人物，从他坚持变更服装、更新装备一事，可看出他观察力之强和意志力之坚。赵王国（首都邯郸）疆土，在他手中倍增，战斗力也倍增。如果他能再活二十年，秦王国（首都咸阳）可能受到严重威胁，历史如何发展，难以预料。然而，凡是英雄，都儿女情长，一个美丽的吴娃，就把他搞得神魂颠倒，一误再误。李兑和赵成，平常受赵雍的尊敬，而他们也对赵雍忠心耿耿，可是一旦事变，涉及切身利害，却不惜把君王置之死地。中国政治上的领导人物，似乎都在斤斤计较对方的忠心，而忘了忠心不能孤立，它含有太多的变数。形势逼面，猪忠难以持久，刹那之间，猪化为狼。赵雍如果不自乱章法，赵章如果再有耐心，李兑、赵成之辈，何致竟成弑君凶手？
 
司马错与汉尼拔
公元前280 年，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咸阳】）大将司马错，征召陇西（陇山以西）地区民兵及驻军，在蜀国（首府成都【四川成都】）协助下，攻击楚王国黔中郡（湖南沅陵），完全占领（黔中郡约包括今湖南西部及贵州北部）。楚王国震动，献出汉水以北及上庸（湖北竹溪）土地。
秦王国（首都咸阳）于公元前280 年向楚王国（首都郢城）发动的迂回攻击，是空前冒险的军事行动。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咸阳）到陇西（陇山以西），航空距离三百公里，从陇西到蜀国（首府四川成都）航空距离五百五十公里。自蜀国到黔中郡（湖南沅陵），航空距离六百五十公里。当中横亘着千万穷山恶水，包括岷山山脉、摩天岭山脉、长江和“地无三里平”的云贵高原，以及像章鱼一样狰狞的武陵山脉。公元前三世纪时，沿途还是一片蛮荒，烟瘴虫蛇，鸟道险苦。司马错的伟绩，跟汉尼拔进击罗马帝国，先后辉映，都是直捣敌国后门。
秦军此次出击，战争升高到另一种形态，使六国同时面对随时都会覆灭的厄运。然而，六国互斗不但不息，反而更烈。只不过为了贪图眼前的一点小便宜，使战斗力完全消耗。最后秦王国轻轻一击，大家一齐粉碎。
 
司马光语无伦次
公元前265年，秦王国（首都咸阳）皇太后（宣太后）芈八子逝世。九月，芈八子的弟弟魏冉被解除所有政府职务，返回他的封地陶邑（山东菏泽定陶区）。
司马光曰：“魏冉倾全力拥立嬴稷，诛杀所有政敌，推荐白起当大将，向南攻取鄢城（湖北宜城南）、郢城（湖北江陵。参考公元前279 年、公元前278 年），向东跟齐王国（首都临淄【山东淄博东临淄区】）和解，使列国君王屈膝归附。秦王国（首都咸阳）所以更为强大，都是魏冉的功劳。虽然他专权横行、骄傲贪暴，足以使他招来大祸，但也并不像范雎所形容的那样恶劣。范雎这个人，可不是真正地效忠秦王国，为秦王国利益打算，不过要夺取魏冉的高位而已，所以一有机会扼住对方咽喉，就不放手。结果使嬴稷断绝了母子之情，也断绝了舅父跟外甥间的恩义。总而言之，范雎是一个危险人物。”
我们同意范雎是一位危险人物的看法，问题是，在专制政体下参与政治斗争的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不是危险人物。范雎必须夺取魏冉的高位，才能实施他的外交政策。犹如司马光必须夺取王安石的高位，才能废除新法一样。魏冉对秦王国（首都咸阳）开疆拓土，诚然有很大贡献，然而，再大的贡献都不能允许他“专权横行，骄傲贪暴”。司马光却认为只要看他拥立国王和烜赫功业的分上，他的官位就应该是铁铸的，神圣不可侵犯。而我们认为，一位女大亨加上四位男大亨，当权四十二年之久，也应该欠起屁股了。司马光所以有如此想法，只因为“专权横行，骄傲贪暴”的直接受害人，都是无权无势的普通平民，而当权派竟被一个小人物赶下台，打破“贵者恒贵，贱者恒贱”铁律，司马光就忍不住兔死狐悲，物伤其类。
即以纯私情而言，嬴稷并没有杀了亲娘，不过请她老人家不再干涉政治，也没有杀了老舅，不过请他老人家退休，这就叫“绝母子之义、失舅甥之恩”？难道眼睁睁看着他继续“专权横行，骄傲贪暴”，不闻不问，才合乎礼教纲常？如果这就是礼教纲常，礼教纲常可是毒药，平民可不希望永远被踩在皇亲国戚的御脚之下。
诚如司马光所言，唯有官位和权力，不可以随便给人，也不应是私人报恩或复仇的工具。事实上，嬴稷请老舅掌握了四十二年的权柄，酬佣不可谓薄。如果把国家断送，司马光又要责备他乱把官位和权力给人了。司马光在评论田文时，曾说：“只要他的意见是正确的，即令本意奸诈，都应该采纳。”（参考公元前321 年。）然而面对嬴稷的改革，却忘了这段自己的话。范雎对一女四男的抨击，是不是公正？如果他说的是真的，嬴稷采纳，便应赞扬。如果他信口雌黄，嬴稷采纳，才应谴责。而司马光也承认一女四男“专权横行，骄傲贪暴”，那么，为什么就在这节骨眼上，却去探讨他“奸诈”的动机？
司马光总是忘记自己说过的话，但永不忘记既得利益的士大夫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