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的轮廓：从秦汉时期到戊戌维新

　　这本小书试图用八个板块讲述两千多年的中华历史。这么小的容量显然不是挂一漏万的问题，而是太多的历史故事不能够在这样的篇幅中讲述。作者将中华史中的一些问题按照从秦汉直至辛亥前夕的时间顺序进行整理，内容涉及政治、制度、文化、文明交往等方面，以及20 世纪前夕出现的一些历史现象，让读者对历史上的重要节点有初步的了解与反思。

　　吕澎，艺术史学家，四川美术学院特聘教授。主要著作有《欧洲现代绘画美学》、《现代绘画：新的形象语言》、《艺术——人的启示录》、《20 世纪艺术文化》（与易丹合著）、《现代艺术与文化批判》、《中国现代艺术史：1979—1989》（与易丹合著）、《艺术操作》、《中国当代艺术史：1990—1999》、《溪山清远——两宋时期山水画的历史与趣味转型》、《20 世纪中国艺术史》等。

Ⅰ
中国的历史被认为从“三皇五帝”开始，然而在不同的古书里，关于三皇五帝有不同的说法，很不统一。大致自公元前2070 年至前256 年，是所谓夏、商、周三代，目前的考古发现，只有从商代开始才有确实的物证——甲骨文和青铜器。据现有资料，“中国”一词早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铭文中，而汉语“中国”一词早指西周京畿地区，后演变为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生活其中的先民自称“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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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秦通过战争统一了中国，从此秦始皇被“定于一尊”，之后，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巩固统一、扩展疆域的重要手段可以说是思想。初，“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是刘邦的治国理论，目的在于满足人民在征战年月之后渴望安宁、休养生息的愿望。汉武帝刘彻在位（前140—前88）时，政治上的中央集权非常成功，他显然意识到维持中央统治的方法是应该塑造人们的思想，他选择了儒家，故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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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元朝时，两宋时期的文人士大夫在宫廷的那类生活方式显然没有了。因为战争与掠杀，画家、诗人、学者离开杭州，迁移到无锡、苏州、扬州等地生活。政治上的压抑和权力的进一步丧失，连同野蛮的文化习性与龌龊的宫廷权术的控制，知识分子的心境朝着晚宋的内向性进一步发展。像苏轼早就使用了的象征与借喻自元代以后变得非常普遍。与自然紧密关联的梅、兰、竹、菊作为视觉形象的专门科目被反复表现，以表达作者的政治态度与道德情操。而这个历史时期的“复古”态度与其说是一种趣味，不如说是将其视为更为彻底的躲避与逃逸。文人们没有前方的概念，却有值得骄傲的过去，新的感受没有别的渠道去表达，就借助于历史，或者利用过去的笔墨与态度来迂回地抒发内心的复杂感受。画家们已经非常肯定绘画与真实的自然彻底分离，他们知道在笔墨和线条的功夫上就可以做趣味文章，不问自然、不问社会的习惯成为之后文化人的习惯。然而，在中国传统文明正在走向复杂演变的同时，另一个文明发展力量渐渐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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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尽管《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已经认定了葡萄牙与西班牙试图瓜分世界的边界，但是，利奥十世（Leo Ⅹ）在1515 年11 月3 日发布的通谕中进一步明确：赋予葡萄牙发现、占领以及将要占领的土地——“从博哈多尔角（Bojador）到印度，不论位于何处，甚至是今天未知的地方”——的特许权，任何人在这个范围内贸易、捕鱼甚至航行，须经得葡萄牙国王的准许。可以想象，作为对这个特许权的回报，葡萄牙国王要为天主教向新领域的发展提供经费、建设教堂和派遣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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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 3
Ⅴ
晚明的政治形势可以用一摊烂泥来形容。帮助皇帝的官僚和那些捍卫正统的士大夫总是受到排挤与打击，除非皇帝再次遭遇危机，那些有能力的官吏才有可能回到他们应有的位置。这类典型的政治案例表现为东林书院的命运。1604 年，被朝廷革职多年的顾宪成（1550—1612）在朋友和士子们的协助下，合资修复了宋儒杨时的祠堂，他们建立书院用于讲学论道、著述出版。这些学者——重要的领袖还有高攀龙——开办书院的目的是矫正王阳明心学的空疏，尊重儒学经典，准确理解孔孟之道的精髓，不要因为误读而使儒家思想的传播与运用偏离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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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乾隆时期在政治上、军事上留下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台湾农民起义，加强对西藏的管辖等；歉收之年免去全国农民的租税；尤其是耗费巨资完成近8 万卷的《四库全书》，看上去都是后人津津乐道的历史遗产。但是，当1799 年乾隆去世时，人们从他的宠臣和珅的家里查抄出8 亿两白银，而这时的政府的岁收也不过7 000 万两，即便这个数字减少到十分之一，也足以透露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与日益严峻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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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在狄更斯描述中国的象牙球至《纽约时报》报道英国并没有因为《南京条约》的签署减少反而进一步肆无忌惮扩大了对中国的鸦片贸易之间的十几年里，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不断示弱和溃烂，越来越多的问题开始暴露、聚集并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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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中国之外皆蛮夷之地的顽固的观念被一次次与西方“蛮夷”的战争所否定和教训，强烈的震惊与愤怒很容易像火山一样骤然爆发。在1894 年7 月开始到次年4 月结束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曾经作为纳贡藩属国的日本在海上击沉了中国军舰，这次战争似乎只有北洋舰队参与，在广东和福建的舰队因为保存实力没有参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大连与旅顺的炮台因日军的占领而失去作用。大多数历史学家将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签署的《马关条约》（1895年）视为洋务运动或者自强新政失败的标志，实际上，之前中国因对越南（安南）的藩属控制权而与法国进行了战争（1883—1885），并在战争与随后的谈判中失利； 1885 年缅甸在英国的怂恿下摆脱对中国的藩属地位而独立。这些已经充分呈现出由历史形成的制度性衰弱没有因为洋务运动而得到制止。的确，经历了数十年的努力在与列强博弈和战争中没有收获胜利，在不少旁观者看来，清政府已经不可救药，就像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几个月对丁韪良说过的：“恐怕我们是在修补一把已经开裂的水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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