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第四部论集编完了。在这几年里，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有本书的中心论点——与上野千鹤子的论争，与之相伴的各种各样的人对我的批判、大学的变动、新环境下的新工作、各种座谈会上的发言、与许多新朋友的相识，等等。有时，我在争论中因为愤怒而发抖；有时，我因他人尖锐的质疑而狼狈不堪；有时，为了迟迟没有进展的书稿，我恨不能诅咒自己。可是，又不知有多少次，当我在争论中忽然被给予一个全新的视点时，我会禁不住亢奋不已；当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之所在时，我更会觉得如沐春风，遍身舒爽。现在，我感受至深的就是，自己能够涉足这个充满了“刺激”的世界——女权主义领域，是多么的幸运。在撰写本书的基础——也就是原稿，并将之汇编成书时，我受到了许多人士的多方关照。我以前就职的御茶水女子大学哲学研究室的老师们，尤其是宫岛乔先生，曾对本书中的几篇论文提出过宝贵的意见；并且，从御茶水女子大学的学生、研究生们那里，通过讨论课及研究室中的日常会话，我也学到了许多东西。在本书的校对中，皆川满寿美尤其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在此我深表谢意。此外，从我现在就职的东京都立大学社会学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及老师们那里，通过日常的接触，我也得到了很多启发。而那些评语（包括那些采自都立大学的学生、研究生们的尖锐的批判），也都蕴含着很丰富的启示。作为外聘讲师，在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教育社会学专业的讨论课上，我与研究生们的探讨也十分愉快、十分有益；此外，在以上智大学的目黑依子老师为中心的“女权主义与社会学”研究会（简称FS研）上的探讨，是我撰写收录于本书中的数篇文章的直接契机。而东京学艺大学的山田昌弘老师，在本文中作为“男性代言人”频频被我请出场，实在是多有得罪了。山田老师的直率的意见，对于我本身的思维方法的形成，是既具“刺激”性，又十分有益的。从琦玉大学的山崎敬一老师那里，我受到了“行为的多系统性”等理论启发，等等。我一直承蒙着大家的关照。还有，对那些我曾在社会教育的场馆里见过的人们，对神奈川县·东京都等自治团体的职员们，对初载刊物的编辑人员们，我也要从内心里表示深深的感谢。最后，我还要向为了此书的新编稿件，辛辛苦苦地等了我两年、每次都给了我宝贵意见的劲草书房的町田民世子，表示真挚的感谢。江原由美子1994年11月21世纪已经近在眼前。在冷战体制崩溃、民族问题和地域纠纷日趋激化之中，我们开始越来越多地不断向自己发问，20世纪曾经是什么？由于意识形态上对立格局的消失，许多在此之前一直被讳莫如深、难得一见的东西，已渐渐见诸报道。然而，迄今为止一直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诸如“近代化”、“发展”等历史观的难以通用，也已渐渐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毫无疑问，“历史”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透明。当抽象性的词汇变得不再可靠时，所有的人都在用手摸索着去探寻“历史”。在我看来，这正是所谓的现代。本书是我自1991年《激进女权主义的再兴》一书以来，以我即兴写就的有关女权主义的诸篇文稿为基础构成的。（从1985年的《女性解放之思想》算起，这是我有关女权主义的第四本论文集。）这期间我的工作，基本上可以说是1991年的上野·江原论争的继续（参见本书第Ⅱ部所收“对上野千鹤子‘文化主义批判’的批判”、“如何使‘社会权力’的理论总结变得可能”等章节）。这一工作到现在也没有结束。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本书可以算是我依照自己的观点对这场论争做的一个中间小结。同时，这本书也是我用自己的手对“历史”进行的一种摸索。在本书第Ⅰ部里，我将现在

福柯曾说过：同性恋是这样一个历史的机遇，即开发新的关系和情感潜力的历史机遇，它不是来自同性恋的内在性质，而是来自同性恋所处的‘非中心’地位，来自同性恋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交叉线，它使得这一潜力的实现成为可能。同性恋在我们当今社会被视为变态，他们所要承受的压力更大，李银河教授曾致力于研究同性恋，本书是她与网友的笔谈录，这其中有许多人是男女同性恋者，也有少数异性恋者。前言：在我梦想中，21世纪的爱情是一种更加自由的爱情。所谓自由，就是承认差异和多元。自由是爱的翅膀，没有翅膀，爱就不能飞翔。而真正的爱情天生是要飞翔的。这本书是我与网友的笔谈录。他们当中大多是男女同性恋者，也有少数异性恋者。由于同性恋目前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还是比异性恋感受到更多的压力，网络这个新生事物成了他们畅所欲言的新天地。他们在其中抒发心中的郁闷，宣泄情感，也向外界寻求帮助。作为一位做过同性恋研究的人，我在每位网友的文字之后，写了一些自己的意见、评论和建议，希望能对他们有所助益。尽管我的动机是善良的、单纯的，但也难免会有“好为人师”之嫌。其实从我的心底，对一些网友的纯情、激情，对于他们当中一些人的生活态度，甚至是他们的文笔，是由衷赞叹的。虽然他们的性倾向至今仍为社会中少数人所不容，但是只要用心去读他们的文字，读读他们的心，我相信每一位有教养的人都会发现，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他们的喜怒哀乐和我们也是一样的。当然，他们应当拥有同所有人一样的权利去追寻他们自己的爱情和幸福，去享受快乐的人生。我希望，我也相信，21世纪人类的爱情将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充满差异，更加多元，也更加自由。我憧憬一个在爱情问题上有着更宽阔的自由空间的新世纪。内容摘录：我同时爱上了两个女人，我有罪！我认为人的感情是不可以分的，可是我却把感情分给了两个人。一个是我现实中的，一个是我网络上的。我爱现实中的漂亮，善良，温柔。我也爱网络上的看不见的个性，善良和温柔的你。你要我做出一个选择，可是我却无法选择。我怕失去你们俩任何一方，如果把你们结合为同一个人，那该多好！我不怕遥远，我不怕距离，我就怕失去我爱的爱我的人！其实我完全可以骗你，这么远！可是我要对得起自己的感情！对得起你的感情！我现在好矛盾！好痛苦！有谁能够告诉我？我该怎样选择？我认为可以这样处理：把现实中的女人当作认真的，把网络中的女人当作游戏。人有权做各种各样的幻想游戏。因为你要同现实中的女人建立现实的关系，其中包括肉体关系；而同网络中的女人可以只保留幻想中的关系。性自由派的观点特别强调给幻想保留一个空间。这就像在许多爱情关系中，甚至在做爱时人都有可能在心里想着某位性感明星。这应当不算犯罪。不要对自己过于严厉了。如果你坚持必须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忠实于一个人，那你就狠狠心在她们两人中选一个吧。探讨一下，两个同性恋的人是否彼此也有性别角色呢，如果这样同性恋就应该分成男性角色的gay、女性角色的gay、男性角色的lala（李注：女同性恋）、女性角色的lala四种吧？还是同性恋者都是只要爱而不要性呢，那这样就简单了，如果大猩猩或者猫呀狗的都会说话，都有感情，说不定还能出现动物恋者呢，谁说得准呢，现在世界变化这么快！关于同性恋关系中的角色问题在西方女权主义中有过争论，有一种意见认为，如果同性恋关系中也分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那就是对异性恋的模仿，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允许人们各不相同的欲望，在性的关系中不应划分正确与错误。我倾向于后一种意见。作者简介：李银河，1952年2月生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后。主要著作有：《现代社会学入门》、《同性恋亚文化》、《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中国女性的性与爱》、《酷儿理论：西方90年代性思潮》、《福柯与性：解读福柯》等。李银河教授是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并于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五十位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目录：如果爱你是一种错的话，我不愿对性取向难道有对错之分纯爱那不是我们的错边缘之外的边缘难道我也是同性恋无止境地心痛拉拉的爱情是什么东西，静下心来想一想我真的快窒息了她深深地爱上了身为女人的我关于人的性取向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已婚的同性恋者怎么办如果自杀下辈子还会是同性恋吗我不想骗她是爱还是错觉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组成家庭作为一种选择看看自认为正常的人是怎么伤害我们的他扔给我一个好大的难题我爱的人结婚了她的承诺我想变为双性恋困惑我们可以有未来吗同性爱有错吗理解万岁我该怎么办？谁能理解我我们什么时候冲出去给所有爱得沉重的人其实我想留下来最失败的人是我像我们这样的将来要如何过一生在爱与痛的边缘逃避一切爱与拥有第一次为他哭毛宁，学会坚强我的男友竟是gay爱——注定的孤寂一世我该怎么办爱不是交配可以理解，但是能够支持吗同性恋是一种变态反应吧我怀念那种感受同性恋是病态的恋情我很想与你谈谈我的事情我不能确定友谊与爱情的界限……我很痛苦，不想和女孩结婚一个双性恋者的自白我是不是同性恋了可以理解，我觉得也很美好我遭遇了同性恋我不是个好女孩面具、伤害、爱只能暗恋着她昨晚我吻了她一辈子一场梦我只有选择孤独

同性恋在中国长期以来被涂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人们把它视为禁区，讳莫如深。实际上这一现象从古至今都客观存在着，它是不容回避的，应该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心与重视。本书由刘达临、鲁龙光教授主编而成，分析古代与现代的同性恋者，并从临床心理学及社会学角度上做了2000多例调查分析，希望人们能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同性恋者，使他们从自卑、屈辱甚至绝望的心理中解脱出来。 中国同性恋现象研究概况和原因 1980 年代以来，同性恋研究、同性恋与公共政策话题在中国（大陆）逐渐成为社会热点和关注领域，出版了数部研究专著，部分媒体对同性恋问题也开始予以正面报道，其主要事件有： 1981年，《大众医学》发表张明园介绍《红楼梦》中同性恋现象的文章。 1985年，《祝您健康》发表阮芳赋《同性恋：一个未解之迷》，视同性恋为正常现象。 1990年，顾学琪对上海111名男女同性恋者进行调查，并于次年发表研究报告。 1991年，中国健康研究所在所长陈秉中及其助手万延海等人开始针对同性恋人群的健康教育工作及研究。 1992年，潘绥铭对北京等4城市同性恋性者的行为进行调查，该项目被列入国家艾滋病防治项目；同年，李银河和王小波同性 恋个案访谈研究《他们的世界》出版。 1994年，张北川同性恋理论研究专著《同性爱》出版。 1994年10月，邱仁宗主持的“艾滋病和特殊性问题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1995年，萧乾《一个值得正视的社会问题〈同性爱〉（张北川著）读后》一文分别在香港、大陆《文汇报》发表，文章介绍了我国艾滋病流行的严峻前景，提出对同性恋人群应“给以理解”，呼吁“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并促使它早日获得妥善解决”。同年，方刚纪实文学《同性恋在中国》出版；《人之初》杂志发表中国大陆同性恋者自述《渴望幸福》； 1997年，邱仁宗《艾滋病、性和伦理学》出版，该书从伦理学角度，对人类性取向、同性恋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对把同性恋道德化、疾病化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和批判，该书还从伦理学角度论述了艾滋病与性及性少数人群的关系。 1997年，张北川工作组开展对同性恋的调查研究，并积极创造条件开展针对同性恋人群的健康干预项目。 1997年8月－1998年2月，专业报刊《精神卫生通讯》对同性恋进行了开放性的大辩论。 1998年，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出版，这是在个案积累和研究的基础上对《他们的世界》的增补。 1998年2月，面对同性恋群体的健康干预项目《朋友通信》问世。该项目目前已得到了国内科学界、卫生部有关部门和大量同性恋者的支持，是我国最有影响的此类项目之一。 1998年3月27日，《南方周末》第2版发表魏宏岭《关注同性恋》一文，提出对同性恋人群的宽容和歧视问题。 1998年4月18日，《人民日报》第7版《直面转型期社会》一文，对潘绥铭在“中国艾滋病高危群体研究”等“一些鲜有学者关注的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绩”给予肯定，并肯定了有关特殊人群性学研究的价值。 1998年5月31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人生热线》栏目直播了关于同性恋话题的专家访谈。 1998年，《希望》杂志第6期以21个页面推出《认识同性恋》专栏，发表了马晓年等专家和4位同性恋者的文章，对同性恋者肯定和接纳自我具有重要意义。 1998年11月，邱仁宗主持的《中国妇女与女性主义哲学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其中有“同性恋专题研讨”单元。 1999年10月，邱仁宗主持的《“面向21世纪的女性研讨会”——女性主义者与女同志之间的对话》在京召开，双方就共同关注的平等、尊重等话题作了较深入的对话与交流。 1999年11月，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协主办的北京香山科学会议上，张北川编辑了《遏制中国艾滋病流行策略》参会文集，旨在引起科学界、国家有关部门及高层领导对同性恋与艾滋病防治工作公共政策的注意。该文集包括张北川项目组对中国大陆同/双性恋、与男人有性关系的男人艾滋病高危行为及影响因素的’98调查和’99调查；不同专业的专家学者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女性主义等角度对同性恋问题的研究和思考；同性恋人群对有关自身各种问题的认知与思考。 2000年3月，人民日报内参介绍了张北川及其主持同性恋人群健康干预项目《朋友通信》。 2000年，面向国际社会的《华声月报》第5期刊发了署名记者邓梅芳、荣维毅《中国同性恋人群新调查》，是在主流媒体上对同性恋诸问题正面的报道和探讨；这是我国面向国际社会的主流媒体首次以大篇幅刊发此类文章。 2000年11月，“同性爱／艾滋病议题暨《朋友》项目研讨会”在京召开。该次会议实现了我国非政府组织与同性恋者的首次正面交流。 2001年4月，中华精神科学会通过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山东科技出版社，2001.4），不再笼统地把同性恋认定为“精神障碍”（或称“心理变态”、“性变态”），仅在个体对自身性取向的认同或适应不良时才认定为精神障碍。 2001年10月，《关于同性爱／艾滋病问题的共识与建议》向多学界、媒体发放。该文献从多方位提出了维护同性恋者权益的主张。文献约10个学科和社会人士90余人联署。 2001年11月，“第一届中国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会”召开，对男男性接触者与艾滋病流行关系进行专题讨论。10余位同性恋者参与会议。荣维毅就《艾滋病防治与同性恋者的生活与权利》发言。 2001－2002年，由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项目办公室资助的4个针对男同性恋人群的项目在云南、四川、北京和青岛启动。 2002年6月，中国艾协对数省市40多位同性恋志愿者进行了艾滋病防治知识培训。 据笔者看，同性恋研究在中国受到关注的原因包括： （1）改革开放以来国际交流日益扩大、国内环境日趋宽松，使同性恋人群之间、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之间、同性恋者与学界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多，有助于促进专家和大众消除对同性恋的神秘感和误解；（2）在逐渐了解国外同性恋状况以及同性恋研究成果的同时，国内同性恋人群日趋活跃，自身权利诉求必然会表现出来而引起社会关注； （3）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在中国的发展，使主流与边缘、权力与平等、歧视与反歧视等话语和理论框架题，成为探讨同性恋问题的参照系，促进人们对同性恋现象的理解和思考； （4）在整个世界和中国面临艾滋病威胁的严峻态势下，作为艾滋病感染高危人群之一的同性恋人群，在中国引起特别关注，引起涉及同性恋公共政策的讨论。

近年来，“性传播疾病”在我国各地再度流行，已成为重要的卫生和社会问题。 本书针对临床上常见的十几种性传播疾病的致病原因、诊断标准、治疗用药方法、预防保健、预后判断等，以及性病患者日常关心的问题一一进行了讲解和解答。目的是使性病患者能对“性传播疾病”有较全面的认识和正确的理解，走出就诊误区，防止各种性传播疾病的蔓延。 为了让读者朋友阅读方便，本书力求做到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并努力体现科学性和实用性，以期对每一位看过此书的专业人员和普通读者都能从中获得自己需要的知识。性传播疾病已成为重要的健康和社会问题。一旦染上了性病，患者常讳疾忌医或隐瞒病情，或盲目用药，结果贻误病情，留下很多隐患。为使读者对性传播疾病有较全面的认识和正确的理解，本书针对常见的十几种性传播疾病的致病原因，诊断标准，治疗用药方法，预防保健等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通俗易懂的讲解。

本书的原名《性学三论》，是弗洛伊德继《梦的解析》之后，又一部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的著作，首次将精神分析法用于特殊性心理问题的研究。科学，全面，理性，深刻。第五版序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关注本书所产生的影响及被读者认可的程度。在第三版重印之际，我愿做一个短序，来消除一些误解，也说明一些我的那些无法实现的愿望。我得说明一下，本书所阐明的观点是完全建立在日常的医学观察之上的，其中精神分析的研究结果增强了它的科学性。《性爱论》除了依据精神分析的需要成分之外，不可能包含其他内容。因此，不可将其扩展为一种无所不包的“性理论”，许多生活方面的重要问题没有完全涉及也就很自然了。但读者应该明白，并不是作者对此一无所知，或认为它们并不重要。要说明一点，本书从选题上，从材料的安排上，都以精神分析的观察为基础。因为各种因素的重要性不同，所以，顺序的安排也就不同了。以素质因素为例，偶然因素较为偏重，我认为这比种族特征、个体特征都要重要。在分析中，偶然因素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分析时几乎完全受到了偶然因素的影口向。素质因素则处于次要位置，因为它只有通过经验才能显现，当然，对非精神分析的范围也要考虑进去。种族特征与个体特征的关系也是这样的。应该说，个体特征就是种族特征的再现。但是，种族特征不因近期经验的影响而改变，在个体发展的背后种族特征起着很大的作用。个体特征是人类早期经验积淀的结果，加上近期的经验，便构成了偶然因素的总和。必须强调的是，本书在尽量避免受生物学影响的同时，是以精神分析的研究为基础的。我很慎重地回避了过去许多专家的一些观点，无论是来自一般的性生物学或对某一物种的专门研究。

本书以人为本思想，群众从阅读中可以增强自我保健意识，提高自我保健能力，特别是对育龄妇女更好地了解避孕节育知识和方法，做到知情选择很有帮助。

这是社会学家轻松呈现的两性和谐宝典，是对人类思想及其最难以驾双的人体部位之间变纪莫测的关系的大胆探索。这是一本极具魅力并发人深思的文化的、身体的性别词典，它是任何拥有并使用性别来生活与交际的人都应该读的一本书。“性是一种重要的权力和社会因素”。新的世纪里，性早已不再是一个禁忌的话题，在民间，有关性的话语丰富而生动；然而在传统的词典中，系统整理两性话语的词汇非常有限。人民大学性社会学所的在读博士方刚，吸收了中国传统性学精华和西方女性学者对性的理论建构，以词典的体例，论文随笔的风格，精心著作《社会学家的两性词典》一书，填补了性学教育与传播领域中性知识和性观念通俗化论著的空白。

暂缺简介...

“性是任何事物也无法熄灭的长明之火。我们应该像摩西那样，扔掉鞋子，赤着双脚，探索这不可思议的火焰”。勇敢地说出这句话的，是英国的著名性学权威H.H.爱理斯。“从广处看，我们可以说，性的启发与性的教育对于今日文明社会的意义，要比任何时代都大”。“性作为一种生理、心理、社会现象，始终伴随着每一个人，它深刻地影响着一个人的健康、幸福和人格”。本书，就是自此开启你完美、幸福人生的一把金钥匙……

本书借鉴了众多专家、学者和心理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引用了他（她）们的诸多真知灼见，也正因为凝结了他（她）们的成就和智慧，从而提高了本书的质量和应有的科学性和实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