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器婉成：一张通作柞榛方桌的解析

　　《大器“婉”成：一张通作柞榛方桌的解析》将一张柞榛方桌“解剖”成多个零部件，以图文实录、文字说明的形式，直观地展示了它的细部结构、线条和纹饰，详尽地讲述了神奇的十余种榫卯、扣夹榫、子母榫等。《大器“婉”成：一张通作柞榛方桌的解析》层次分明，文字，文献和实用价值兼具。正如大收藏鉴赏家马未都先生在《南通传统柞榛家具》一书序言中所说：“柞榛家具出在南通，它作为一种历史文化遗存，在中国传统家具中占有重要一席。对它进行研究发掘，研究其所用的本土木材，探讨其风格和样式的异同，当有助于认识当地文化、社会民生以及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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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器“婉”成：一张通作柞榛方桌的解析》：
　　中国家具历史悠久。至明清两代，其制作样式和工艺水准已达到了。按照地理位置、流派风格和设计理念的不同，中国家具大致可分为晋作、京作、广作和苏作四大流派。其中，苏作家具的水平，而南通家具又是苏作家具的一个重要分支。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养一方物。由于历史上与北方民族的几次融合，南通人的性格中和了南方人的灵秀和北方人的粗犷，以及因多年未经战火而生成的沉稳、从容的气度，融入积淀千年的深厚文化底蕴，使南通家具的风格呈现出了雅致、质朴和大气的特点——这是南通人的气质和精神在南通家具上的反映。另外，由于文人的介入，南通家具又少了几分粗糙和俚俗，而添了几分精巧、细致和文静。
　　王世襄先生在他的《明式家具研究》一书中，曾将明式家具的风格归纳为“十六品”，其中所说的简练、淳朴、厚拙、圆浑、沉穆、典雅和清新恰恰与南通家具的气韵相吻合。那么，南通家具与王世襄先生所珍赏的明式家具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呢？
　　多年以来，不少人认为，所谓“苏作家具”的产地就是苏州，但是，李渔在他的《闲情偶寄》中曾有这样一段关于家具的论述：“以时论之，今胜于古；以地论之，北不如南。维扬之木器，姑苏之竹器，可谓甲于古今，冠乎天下矣。”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明代中后叶至清早期，苏州工匠主要从事的是竹器的加工制作，而的木制家具的主要产地在“维扬”。李渔所说的“维扬”并非专指扬州一地，而是包括了今天的扬州、泰州、南通和淮安的广大地区。事实上，在历史上的许多朝代，南通都曾隶属扬州府。这样看来，南通当是明式家具的重要产地了。
　　明式家具中材质好、做工上乘的当属黄花梨家具。由于黄花梨材料难觅，所以，这种家具在当时就属上品。加上岁月的淘沥，数百年下来，黄花梨家具更是珍稀之物了。
　　但是，在南通，黄花梨家具并不十分罕见。在近30年时间内，世界各地收藏家从南通“淘”走的黄花梨家具就达数百件之多，其中不乏大件和精品。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就藏有一张产于南通的黄花梨四出头官帽椅。其做工之精美堪称“举世无双”。这件家具的照片后来一直被印在这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画册的封面上。
　　黄花梨家具在南通的大量存世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明朝中后期至清早期这段时间内，南通的工匠们正在大量制作黄花梨家具。由于南通此后没有经历过大的战乱和兵火，它们被较好地保留下来了。
　　在南通，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除了经常可见黄花梨大件外，小件在民间的存量也相当巨大，甚至数以万计——这又是南通乃黄花梨家具主要产地的又一佐证。因为材料的珍贵，工匠们不太可能有意将黄花梨大料剖开来专门制作小件。它们一定是由当年工匠们在制作黄花梨家具时锯下的零料加工而成的。苏作工匠的用心是举世公认的。北方木匠曾经赞叹：“家具做好后，扫扫地就剩一把锯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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