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修订本）

　　本书作者1977—1980年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胡乔木同志的秘书，由于工作原因，近距离地接触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一些高层决策过程。在本书中，作者从独特的视角，对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之前的背景、会议期间的进展，以及会议文件的形成等三个方面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重点叙述了会上关于若干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个别领导同志的错误问题、真理标准的问题、中央人事安排问题的讨论，特别是邓小平“主题报告”的形成情况。既具有宏观的历史高度，又不乏微观的历史细节，有助于读者全面、准确地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意义。

　　朱佳木 研究员。1970年7月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毕业。1975年调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理论组工作。1977年任胡乔木秘书。1980年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简报组工作。1981年任陈云秘书（1982年为陈云办公室负责人）。1985年任天津港务局副局长。1987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党委书记。1990年调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先后任综合组组长、室务委员兼秘书长、兼第四编研部主任。1999年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2000年12月至2012年4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2001年12月至2013年12月兼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课程主讲教授、研究生院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是中共十四大、十五大代表，全国政协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委员会委员。代表著作有《陈云年谱》（主编）、《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工业化与中国当代史》（论文集）、《论陈云》（论文集）、《当代中国史理论问题十二讲》。

一?引?言

1975年邓小平复出抓整顿，决定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由胡乔木牵头。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政研室被“四人帮”指为“邓记谣言公司”、“翻案风的黑风口”。

“四人帮”粉碎后，出现“两个凡是”的方针，政研室不仅不能恢复工作，反被勒令撤销。

直到邓小平再次复出，政研室才得以保留，胡乔木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和改名后的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并出席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

二?会议之前的若干情况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但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原定议题和全会要解决的问题，都不是后来全会公报说的主要内容。这个变化是偶然的、突然的，还是必然的、或迟或早总会发生的？

（一）关于确定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

早在1975年，邓小平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实质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再次复出后，在东北等地“点火”，提出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底”在哪里的问题，实质仍然是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中央决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胡乔木针对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关于重点转移是国内国际形势需要的说法，指出这个理由不妥。

（二）关于要求对经济体制进行认真的改革

三中全会前，党内高层对改革开放政策的酝酿已相当成熟。就连“改革”和“开放”这些概念，在邓小平讲话中也已出现。

1978年夏秋，国务院召开务虚会，李先念在会议总结时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透露了陈云在1956年“三为主、三为辅”设想基础上的进一步思考。

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同时进行的，还有一场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在邓小平直接支持和指导下，国务院研究室在《人民日报》上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它比《光明日报》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还早六天。

（三）关于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

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早在中央工作会议前就开始了。尽管进展缓慢，但毕竟使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干部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这为中央工作会议上力量对比的变化提供了组织保证。

粉碎“四人帮”后，全党全国人民最为关心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和邓小平复出这两件大事被一拖再拖。陈云与王震等人相约，于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尽快解决这两个问题。会议简报组要求陈云同意在简报中删去这些话，华国锋为此登门劝说，均遭到他的拒绝。这篇发言虽然没上简报，但却为加快邓小平复出发挥了作用。拨乱反正的序幕由此拉开。

（四）关于肯定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提出健全民主与法制、加强党内民主集中制

最早对“两个凡是”提出批评的和最早阐述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的都是邓小平。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等老一辈革命家也纷纷写文章，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他们的启发和鼓舞下，理论界发起和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对于发扬民主、健全法制问题，党内高层在三中全会前也已触及。邓小平对胡乔木等人说：“现在关于民主的问题讨论得不够，这个问题很重要，要展开讨论。”“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违法，这种状况不能继续下去了。”

邓小平说，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为三中全会做了准备。没有那两年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

三?会议中间的若干情况

（一）关于会议的一般情况和特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都分六个组，但人员构成不完全一样。把两个会合在一起，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1月12日到25日是发动阶段，11月25日到12月13日是深入阶段，12月13日到22日是总结阶段。

两个会有三大特点：一是议题中途发生了违反主持人意愿的改变；二是持续时间长；三是气氛热烈、活泼，真正做到了畅所欲言、言无不尽。同时具有以上三个特点的会议，在党史、国史中不是绝无仅有，也是极其少有的。

（二）关于会议的大致过程

11月10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华国锋宣布会议议程，并说从明年1月起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对在运动中没有处理完的某些冤案、错案的平反工作，交由有关机关继续解决。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作题为《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的发言，它是中央工作会议上向“左”倾错误开的第一炮，起到了扭转会议方向的关键性作用。

11月15日，《北京日报》刊登中央政治局批准的北京市委关于1976年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的决定。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的新华社通稿。

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政治局宣布，对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问题、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彭德怀问题、陶铸问题、杨尚昆问题予以平反，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予以撤销，康生、谢富治问题交由中央组织部予以审理。当天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听取北京市委和团中央汇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社会反应的情况时发表讲话，主要是邓小平讲。从这以后，中央工作的主导权逐渐由华国锋转到邓小平手中。

12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部分大军区司令员和省委第一书记开会，邓小平说，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对中央人事安排，只能上，不能下；政治局至少加陈云、邓颖超、胡耀邦三人，王震也够格，中央委员也要补选几个。

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闭幕会。邓小平发表的重要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宣言书。华国锋在讲话中检讨了“两个凡是”方针的错误，肯定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提出今后不要再称“英明领袖”，文艺作品也不要再宣传他个人。

12月18日，三中全会开幕。

12月22日晚，三中全会闭幕。陈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第一书记，并发表简单讲话，高度评价三中全会和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

12月23日晚，三中全会公报在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中公布。

（三）关于会议讨论最多的几个问题

1. 关于历史遗留问题。中央工作会议各个组都表示，陈云同志提出的问题是当前干部群众讨论较多、影响全局的问题，希望中央在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之前，把这些问题解决好。/胡耀邦说：我赞成把“文革”中遗留的一些大是大非搞清楚，这关系安定团结，关系实事求是的作风，关系维护毛主席的旗帜。/万里说：陈云同志提出的六个问题要解决，不然人们心里不舒畅。

2. 关于个别中央领导同志的错误问题。因为提出了历史遗留问题和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很自然地联系到解决这些问题为什么会有阻力，阻力来自哪里？/大家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四位政治局委员身上。他们或作了检查，或提出辞职，但中央直到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才批准他们辞职。

3. 关于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在会议第一阶段，讲这个问题的人不多，对这个问题的热烈讨论在11月25日之后。它几乎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形成众炮齐轰的局面。/受到大家批评的几位宣传口的负责同志，也都程度不同地作了检查。

4. 关于中央人事安排包括宣传领导部门人事调整的问题。代表们谈得最多的意见有三个：第一，汪东兴应辞去各种兼职；第二，陈云应担任中央副主席；第三，胡乔木应负责意识形态工作。也有不少同志谈到胡耀邦、王震应进中央政治局。

四?会议文件形成的若干情况

十一届三中全会共形成12个文件。其中，胡乔木主持起草或最后改定的有5个，即邓小平的重要讲话、全会公报，以及农业问题的决定、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和华国锋在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一）关于农业发展问题的决定稿

讨论并提交三中全会的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稿，是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但代表们普遍对这个稿子不满意。中央决定由胡乔木负责修改。此后，他一边参加会议，一边重写这个文件，最后总算拿出了一个令代表们满意的稿子。

（二）关于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

邓小平的讲话稿早在1978年10月下旬就由他本人布置胡乔木做准备了。原稿主要围绕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展开。11月19日，胡乔木按照邓小平16日审阅后的意见，再次做了修改。

华国锋在11月25日宣布了一系列平反决定，尤其天安门事件公开平反后，会场内外形势发生重要变化，使邓小平原来那份讲话稿已不再适用。

针对新的情况，邓小平自己草拟了一份新的讲话提纲，并于12月2日找胡乔木等人谈话，要他们按这份提纲重新起草讲话稿。由于胡乔木正在赶写关于农业问题的决定，所以请国务院研究室同志先按邓小平的意思起草。

邓小平为新的讲话稿共找人谈过四次话，胡乔木参加了三次。初稿写好后，胡乔木至少改过两遍。最后一次修改，在闭幕会之前两小时才脱手。由于时间紧迫，讲话稿被直接送到了邓小平家中。

（三）关于叶剑英在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

由于会场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央党校同志为叶剑英准备的讲话稿也已不适用。叶剑英身边的人为他重新起草了一个稿子，并拿给邓力群修改。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叶剑英要求讲话稿在印发三中全会前请胡乔木再改一下。

（四）关于全会公报稿

中央工作会议临近结束时，华国锋约胡乔木谈话，请他主持重新起草已由中办研究室写好的全会公报稿。胡乔木说，公报要真正反映出这个会是历史上的重大转折。要使人们看到我们纠正了错误，同时又提高了党的威信，看到我们党是有希望的，从思想上把人民团结起来。

公报草案赶在全会最后一天送到与会者手上。胡乔木第二天对公报稿作了进一步修改，在送政治局常委审定后，于当晚8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中全文播出。

（五）关于华国锋在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稿

三中全会闭幕的前一天，华国锋把自己在闭幕会上的讲话稿也送请胡乔木修改。

五?结束语

十一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成果有两个：一是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二是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党在建国后伟大转折的实现和共和国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它将永载史册。

再版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