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劳动力市场对不同水平的技能需求和不同类型的技能需求两个方面，分析劳动力市场技能需求。研究发现以下内容。就不同水平的技能需求而言，我国就业人口表现出升级趋势，但是这种升级主要表现为对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减少，对中等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增加。劳动力市场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增加并不明显。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增加主要体现在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这3种职业大类内部，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金融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教育，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行业门类内部。劳动力市场供求监测数据分析表明，劳动力市场对具有较高技术等级和专业技术职称（如高级工程师、高级技师、技师）的劳动者，需求大于供给。劳动力市场短缺职业集中分布在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等中等技能岗位。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重视通过技能需求预判，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技能需求信息。它们的技能需求预判实践进展体现在4个方面：在观念认识上，将技能需求预判视为重要的公共服务；在组织实施上，注重多主体共同参与技能需求预判过程；在预判方法上，总结了多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予以推广；在结果转化上，重视为公众提供便捷好用的技能需求信息。为了克服技能需求预判中的困难，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强职业技能标准研究，促进技能分类框架的统一；重视开展定量模型预测，加强劳动力市场大数据研究；确保利益相关者参与，建立预判结果转化的监测与评价机制。就不同类型的技能需求而言，本书沿用已有研究的分类框架，依据信息技术对技能的取代程度，将技能划分为程序性认知技能、非程序性认知技能、非程序性非认知技能、程序性身体技能和非程序性身体技能五类。研究表明，我国劳动力市场对非程序性认知技能、非程序性非认知技能、程序性认知技能的需求呈上升趋势，对程序性身体技能、非程序性身体技能的需求呈下降趋势。未来，随着人工智能等新一轮信息技术在各行各业的深化应用，我国劳动力市场对程序性认知技能的需求将会下降，对非程序性技能（包括非程序性非认知技能、非程序性认知技能和非程序性身体技能）的需求将会上升。为了验证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对不同类型技能需求的影响，本书以社会交往能力为例，分析人工智能背景下社会交往能力对个体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控制受教育年限、认知能力、其他非认知能力的基础上，社会交往能力对个体劳动力市场表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考虑内生性后，这种影响依然稳健。职业的自动化风险对社会交往能力影响工资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即职业的自动化风险越低，社会交往能力的回报越高。我国劳动力市场技能需求对教育供给侧提出的要求包括：教育供给侧主动、科学地收集劳动力市场技能需求信息；重视为社会服务产业培养紧缺人才；重视非标准就业并提供相应的就业服务；重视非程序性技能的培养。为了更好地促进技能供需匹配，本书提出如下对策建议：第一，从观念认识、组织实施、预判方法和结果转化4个方面入手，完善技能需求预判体系；第二，支持社会服务产业发展，提高紧缺人才培养质量；第三，加强和改进学生就业指导服务，提高招生、培养与就业的联动；第四，各级各类教育加强非认知技能和非程序性认知技能培养；第五，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职业教育重视非程序性身体技能培养。

合肥是一座“赌城”吗？网民为什么戏称合肥为“霸都”？合肥是“黑马城市”吗？近些年来，为什么有那么多省部级领导、城市考察团、各领域专家来合肥调研？为什么媒体总是将合肥发展经验称为“合肥模式”？那么，合肥有模式吗？合肥是如何成为全国第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型试点市”和全国四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之一的呢？合肥从一个“三五”（5平方千米、5万人口、5家小企业）城市发展成为“新一线城市”和“长三角副中心城市”，特别是21世纪以来，合肥的经济发展速度堪比深圳，引起了全国关注，甚至有海外媒体的褒奖性报道。身居合肥、深谙合肥发展历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刘志迎教授带领团队，从时间、空间、城市、产业、科技、资本、人才、民生、生态、政策十个维度，分十章内容全面解读了“合肥发展”案例，系统地回答了媒体上关于合肥的各种“争论性评价”。本书每章都以城市发展相关理论为依据，进行了案例分析点评，并在结语“多链融合的创新发展生态”部分对全书进行了理论上的系统概括，是一本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作品。本书不仅对研究城市发展理论具有参考价值，对其他城市谋划创新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学习价值。

《湖北省经济发展报告（2023）》全面反映了2023年湖北省经济发展情况，全书分为五个部分和一个附录。第一部分总报告从湖北概况、经济社会总体运行状况、趋势与展望对湖北省2023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了全面呈现。第二部分 经济发展篇，从宏观经济、产业经济、区域发展、民营经济几个方面详细阐述。第三部分 改革开放篇，从全面深化改革、湖北加速打造内陆“新沿海”两个方面展开。第四部分专题篇，包括湖北一类县市区城市体检报告、湖北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路径研究、湖北教育新格局和科创新格局、武汉国家级吸引和集聚人才平台、武汉新城高起点发展战略、全国营商环境模式新样板研究等专题报告。附录收集了2023年度主要政策文件及部分政策文件介绍。

此书是以“创新高地”为主题，将个人从业20余年的咨询实践融入其中，试图揭开这些创新高地崛起的密码。我于2001年7月入职长城战略咨询以来，研究主题涉猎众多，如科技管理、科技政策、产业规划、城市创新、企业创新和园区发展等。依稀记得入职后做的第一个咨询项目是科技部软科学计划课题，名字是“京沪深三地创新经济比较研究”。虽然仅承担了一小部分任务，但成果报告引起了京沪深三地政府的高度关注和重视，我也从中窥见城市创新的基本规律。 后来，我有大致五六年的时间集中在对中关村科技园区和北京市的创新发展研究上。中关村是中国第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也是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个人非常有幸借助长城战略咨询这个平台与中关村科技园区共同成长。对中关 村的研究，既需要从战略上把握方向，也需要在具体产业和政策上进行分析。高技术服务业的提出，表明了中关村产业出现了向服务业转型的重大转变；通过与国际知名科技园区的比较分析，得出了“中关村成为世界第二大科技园区”的结论；“十论中关村自主创新”更是从根本上揭示了中关村所走的路是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 从2006年开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聚焦于全国的科技园区研究。这对于长城战略咨询来讲是一个重要转折点，我们的公共咨询业务全面向全国推进。而能不能把在中关村和北京形成的经验创造性地应用到全国的科技园区，对于我个人而言则是重大考验。我有幸跟科技部火炬中心合作，这是全国科技园区的业务指导单位。在随后的两三年，我们跟上海张江、武汉东湖、深圳高新区开始合作，参与一些重大战略问题的研究。“张江科学城发展战略规划”给出了最早的张江科学城的发展蓝图，“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也明确了未来10年打造“世界光谷”的愿景，“深圳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行动方案”则给深圳高新区勾勒出了未来10年的发展路径。 与科技园区深入合作的同时，我们也开始在全国进行战略布局。第一个分支机构选在宁波，成立于宁波高新区。我跟宁波高新区的领导许下豪言壮语，要将宁波高新区建成中国“第2个中关村”。第2个分支机构落在武汉东湖，我们双方共同合作成立了“光谷创新发展研究院”，这是双方深入合作的重要写照。目前，我们在全国设立了24个分支机构。机构设立的过程，也是更好地服务园区发展和城市创新的过程。我们服务于合肥高新区，推动高成长企业的发展，在全市推进场景创新中心建设；在成都，配合全市谋划研究新经济发展，全力打造新经济“网红城市”；在天津，围绕“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创新中心”，谋划研究“中国信创谷”规划，感知“中国经济南北问题的最前沿”，走出北京，在天津连续举办两届高水平的“中国独角兽企业报告发布会”；在南京，谋划成立“南京未来产业促进中心”，举办中国新赛道大会，全力推进“新赛道之城”的建设。 这些年，我们走南闯北。见证过东莞从世界工厂到新兴科技创新城市的蝶变，领略过东北大庆冰天雪地里新兴产业发展的火热，也为苏州和杭州的超常规科技产业发展兴奋过。佛山制造业数字化，无锡前瞻发展物联网，重庆科学城的建设，绵阳科技城的提升，无一不是这些城市在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的再次攀登。我们关注到，昆明因生物多样性而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济南与郑州连续推进园区管理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大连和沈阳率先从新旧动能转换中脱颖而出。 我们积极推进科技园区的国际交流和合作，讲述中国科技园区的故事。我们为蒙古国制定科技园区规划提供咨询服务，也协助泰国科技部制定了“泰国版火炬计划”及新经济发展方案。我们远赴非洲，在非洲大陆上给出中国科技园区经验，为中国南非科技园贡献中国智慧。更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在学习美国发展高科技产业的经验，波士顿作为知识创新中心、硅谷作为科技创新中心是我们咨询人重点观察的对象。 之所以将此书范围确定为“创新高地”，而不是科技园区，原因有两个：第一，科技园区虽然是重要的创新高地，但不是全部。在中国，众多的城市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同样也具有很强的创新功能，它们同样是创新高地。第二，我们服务的对象有园区，也有城市。更重要的是，随着这些年中国很多城市正在整体性创新崛起，如深圳、杭州、合肥、南京，观察与研究城市越来越成为长城战略咨询的一个重要方向。 通过对这些创新高地的长期服务，本人感受颇多。第一，要有认知。只有具备洞察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基本趋势的能力，才能在更高的高度给出具体的建议。这些年，我们的咨询重视从反映客观规律的理论出发，但不是唯理论化，不是生搬硬套，而是在理论规律和实践中搭建一个桥梁，这个桥梁就是认知。北京高技术服务业的提出，淄博行业创新中心的建议，大庆产业链生成六步法的设计都是认知到位的结果。第二，要有落地的能力。时代变了，客户需求也在变。长城战略咨询如何实现从咨询到“咨询 服务”的转变，是我们重点思考的问题。长城战略咨询是一家以新思想和新概念著称的机构，这些年在王德禄所长的领导下，推出了以“新场景、新物种、新赛道和新治理”为重点的新经济想法。我们没有让“四新”仅停留在想法上，而是努力付诸实践。我们在合肥成立了合肥市场景创新促进中心，协助客户开展城市级场景创新的全领域、全流程的促进服务工作。我们在南京成立了南京未来产业促进中心，助推南京打造“新赛道之城”。我们在武汉东湖搭建瞪羚塬，旨在搭建为瞪羚企业提供更优质服务的第三方平台。落地能力如果不到位，咨询所创造的价值就不可能得到真正体现。 本书不是理论学术著作，更不是个人游记，而是作者20余年咨询工作的部分实践和心得。有些观点是项目团队的集体创作，有些则是个人的有感而发，但不影响本书的整体性和可阅读性。本书第一部分内容是个人的一些感悟，涉及对区域发展的一些整体认识，以及对咨询的理解。第二部分介绍了在中国影响较大的10个城市及园区，这些园区恰恰是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试点建设园区，书中记载了我们在其中做的一些重要工作，描绘了这些创新高地最显著的特点。第三部分介绍了 一些有特色的园区和城市，我们都有过较好的合作。第四部分则是对和“一带一路”有关联的创新高地的介绍。 在本书的写作中，我构建了全书框架和叙事方式，并对每一小节的重点内容做了详尽要求。有部分内容由我的同事查阅了很多资料，提供了专业意见，撰写了初稿，我再进行统一修改。由衷感谢我的同事付出的辛苦劳动，他们有：高新区咨询部的沈娟、周捷、朱潜洋，广州业务中心的孔伟强、黄婉婷、蒋婷婷、罗钰、王檀荣，武汉业务中心的高程程、尚斌斌、郑卫，西安业务中心的冶小梅、雷超，成都业务中心的徐光宜、周雪、林婷、刘琴，宁波业务中心（杭州业务中心）的江锡军，合肥业务中心的党好、翟俊瑞、顾兵、贺世节，苏州业务中心（无锡业务中心）的王晟、祝君、徐菲、余润颖、薛舒文，天津业务中心的白文欣、宿丽丽、曹星，重庆业务中心的李征威、兰迪、张壹岚，南京业务中心的刘日、王付光、黄涛、王文江，沈阳业务中心（大连业务中心）的吴勇、李文惠、荆涛、李新，济南业务中心（青岛业务中心）的刘恒辰、米凯、韩肖，福州业务中心（厦门业务中心）的武小茜、吴敬锐、李恺雯、马冬霞，昆明业务中心的刘向阳、杨文英，产业咨询部的关俊稳，国际咨询部的张继喆及原同事王明阳等。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我不可能完成此书的写作。 同时，还要感谢赵慕兰老师，从她的身上学习到了难能可贵的敬业精神、专业知识和完美人品，感谢她对本书所提的宝贵意见。还要感谢武文生所长和刘志光理事长，感谢他们带着我推开了咨询这扇门并以此作为终生事业。还要感谢王志辉、曹善平、周涛3位同事，这10余年是他们陪伴着我一起共同深耕全国科技园区咨询市场。还要感谢王奋宇、王瑛、赵荣凯、程淑红、袁硕平、郝坤、王丹、弥晓晔、石妍妍等长期并肩作战的同事，对我而言，他们的大力支持不可或缺。还要感谢邵翔、吴炜、邸伟临等同事，为本书的修改和出版提供了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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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十年，越来越多的贸易伙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体系，国际贸易联系不断增强，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相互依存程度不断提高。然而，我们仍然目睹了各国越来越频繁地采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尤其是在经济困难时期。当需求萎靡、整体市场形势和全球经济恶化时，各国为激烈争夺有限的市场，发生贸易摩擦和纠纷的机会越来越多，各国使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意愿和频率也会更加强烈。 各国尤其倾向于利用反倾销手段，这仅仅是世贸组织框架内允许使用的贸易保护措施之一（Vandenbussche和Zanardi，2008；Moore和Zanardi，2011）。除反倾销措施外，反补贴及保障措施也是WTO规则允许使用的贸易保护措施，但反倾销是最容易操作、被使用频率最高的贸易保护措施。人们越来越担心这一贸易防御工具可能被保护主义滥用，特别是在发达国家，政府采取反倾销行动可能只是为了保护其成熟产业免受新兴国家进口产品的激烈竞争。因此，尽管倾销行为可能对国际竞争产生负面影响，但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一直质疑反倾销措施实际上与“不公平”贸易到底有多大关系。 自2008年出现了金融危机以来，反倾销措施的使用率一直呈上升趋势。伴随“中国速度”，中国崛起的同时，在对外贸易中所遭遇的贸易摩擦也与日俱增。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中国无疑是这些反倾销措施实施的主要目标国。根据世界银行更新到2019年的反倾销案例数据显示，中国已连续29年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反倾销措施的广泛使用促使经济学家研究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这对国家竞争力和长期经济增长有着重大影响。 因此，全面评价反倾销措施对各国各类行业、企业的不同影响，明晰反倾销保护措施到底保护了谁，伤害了谁？显得至关重要。本书将以美国及欧盟对华反倾销为背景，探讨发达国家对中国实施反倾销战略，对反倾销发起国的国内企业以及外国出口商在短期内（即反倾销措施实施后）和长期内（即反倾销措施到期后）的市场竞争形态及其行业动态和国民经济的具体影响。

该著作系统论述了“5G智能手机”时代的“手机人”现象，讨论了手机对人的反向驯化这一问题。从手机对人际交往方式、学习和工作方式、新闻生产与传播方式、娱乐方式、广告与营销方式、权力关系等几个方面的影响展开论述，分析了“人际交往的手机化”“社交新闻”“社交营销”“手机上瘾”“手机赋权”等维度的反向驯化现象和问题。这是针对手机“人”层面的研究，拓展了手机媒体、手机文化等研究领域。

人生处处要表达，说服力就是竞争力如何说服团队落地执行？如何高效成事，实现职场跃迁？如何最短时间获得先人一步的机会？如何说服客户，投资人青睐你的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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