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教材，是为适应高等院校经济学科本科生教学需要，并在我们几年来教学实践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基础原理，主要包括微观和宏观两大部分。我们把这本教材统称为《现代西方经济学教程》，分上下两则出版。上册为微观经济学原理，下册为宏观经济学原理。国外这种教材很多，新版本层次不穷。总的说来，虽然不同小异，但在内容和严谨性上还是不断有所充实和改进。近些年来，我国国内有关这种教材的译本和编著已出版了很多，各有优点和特点。我们这本教材，则是在参考国内外已有版本的基础上，兼收并蓄，扬长避短，力求有在系统、全面、严谨、深入浅出、吸收最新成果上有所努力和进步。

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世纪文库》重版了比利时史学家亨利·皮朗（1862—1935年）的《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这本书对于我们好似一位久别重逢的老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西方史学一个繁荣时代，尤以德、法、英三国成就最为突出。皮朗从青年时代就致力于学习研究这些国家中世纪制度史、经济史专家的著作与讲授，并参与了法、德等国史学的研究和编纂项目。但生长于三大国夹缝之间的比利时（中世纪称为法兰德斯Flanders地区），皮朗治学的方法和着眼点又与这些学派的传统不同。他更为重视体现与普通民众生产、生活状况密切相关的城市、商号、行会、社团、家庭等经济、社会原始文献，而不限于国家、教会等反映政治法律制度与上层人物的“官方”文献。本书是皮朗在晚年对自己的研究成果、方法和主要观点进行概述的总结之作。他首先从地中海这个连结欧、亚、非洲古代文明与经济社会交往的中心入手，认为阿拉伯人在七世纪对地中海西部的控制与封锁是西欧地区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重要因素，庄园制、领地制、封建制正是适应这种情况而形成的，所以“没有穆罕默德，查理曼帝国就不会存在。”皮朗这个观点在当时史学界可谓独树一帜，少有赞同。但皮朗从对中世纪史的长期发展趋向的探讨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使人们想到了数十年后“年鉴派”大师布罗代尔的名作《菲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与“长时段”观点，而皮朗在晚年对于刚刚创办的《年鉴》期刊和年鉴派创始人布洛克的著作给予很高评价，这在本书的注解中就表现了出来。皮朗对在这种闭锁的状态下在西欧形成的庄园制、农奴制和教会为适应这种社会建立的鄙视经商谋利的意识形态都作了具体生动的描述。而使这种状态开始发生改变的、从全欧洲的视野而言还是起因于地中海。意大利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等意大利城市以拜占廷帝国为跳板逐步扩大了与东方的贸易，是打破这种僵化经济社会形态的发端。而在欧洲大陆的另一端的波罗的海与北海，北欧诺曼人的海上与沿河流的冒险而刺激起来的商贸活动从另一个方向打破了僵局，并且越过大西洋和大陆与地中海和意大利的海上冒险与商贸活动连接起来。法兰德斯作为这两个地区间的海陆交往枢纽，成为欧洲商业和加工业繁盛发展的又一个中心。这样欧洲商业复兴的格局就初步形成了。商业复兴要有巩固的基地即城市，皮朗对中世纪城市的起源主张“商业移民社团”说，认为商业移民聚集在有防卫设施的城堡周围并逐步建设起自己的防卫设施，这些新来者最终占据了优势并取得了对城市的控制权，商人移民吸引了手工业的出现和发展，使人口进一步聚集。其中包括逃亡的农奴。市民（burgess）这个词即源于“堡”（burg）。在这些商业性移民初步有了防卫的能力后，就要建立一套不同于封建法、教会法的法律体系来保障他们的自由、安全与财产，在争取到了司法自治后又争取到了行政自治，出现了大批自治城市以至城市国家。但皮朗也指出市民此时已成为一个排外的、剥削四周农村民众的特权等级，因而如果没有外来商贸活动的不断冲击，城市市民等级是不能突破中世纪经济社会的框架的。因而他又进一步分析11、12世纪商业与城市复兴后全欧洲商贸活动的几个重大发展：即交通与安全设施的改进，全欧洲性的国际集市与港口的形成，适应国际贸易的货币的大量铸造与流通，汇兑、借贷的广泛发展，合伙投资及保险业的出现等，并进一步指出从地中海到波罗的海，获得最大利润的是从阿拉伯、印度、中国、俄罗斯运来贵重稀缺货品的国际贸易，并指出这种国际贸易已具有资本主义性质。正是这种资本主义性质的贸易刺激了商品经济绕过城市行会的束缚渗入农村占领阵地，这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保护主义、重商主义政策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这是皮朗又一个引起注目和争论的论点。因为“资本主义”在何时萌芽形成一直是极具争议的论题。考虑到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论述，马克斯·韦伯有关资本主义为何形成于西欧的探讨，和近年来沃勒斯坦等学者有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众多探讨与争论，皮朗在当时中世纪史学界掀起的这个波澜是具有前驱性意义的。《中华读书报》

本书分为十一部分，包括参保人员须知，就医须知，退休人员的保险待遇，特殊群体的相关政策，政策解答，北京市医疗保险用药、诊疗和服务设施规范，定点医院、药店等名录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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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成本管理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指导，以亚哲学“三论”的基本原理为基础，借鉴现代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成本会计学、行为科学、现代数学和金融工程的研究成果与工具手段，结合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具体实践，以商业银行经营模式和经营机制转换为突破口，以全面、全程、全维控制商业银行成本为手段，以价值管理为核心，不断创造核心竞争力，促进商业银行高效低耗运行，持续健康发展。全面成本管理与传统成本管理有三大区别，即：由狭义管理转变为广义管理，由静态控制转变为动态控制，由单向管理转变为多维管理。全面成本管理以促成商业银行经营机制转变为重点，将成本管理和商业银行业务发展融为一体，把成本优势战略作为商业银行创造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战略，把作业成本控制和作业优化作为成本管理的主线，把立足于世纪的经营模式的创立作为成本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从更高层面、更广领域提出了改善商业银行成本管理现状的解决途径。

本书是制度经济理论不重视发展中国家情况的研究，而发展经济理论又忽略对于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因素分析的背景下，适应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而出现的。本书从理论和实践上较全面地分析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制度障碍，提出发展中国家如何走出当前困境的基本原则，并且还具体提供了发展中国家如何克服制度障碍的可供选择的各种方案。除了在论述的内容上是全新的以外，本书还将公共决策的活动范围与个人决策的活动范围加以对比分析，从而在分析方法上也为发展经济学开拓了一个新的视角。

应用数量经济学是一门关于如何提出经济研究的问题、形成假设、采集数据、选择模型和解释分析结果的学科。推广和开展应用数量经济研究对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是向大家介绍经济学研究中经常用到的一些数量分析方法和有关的理论，并注重介绍有关应用的实例包括同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有关的实例。这样既能增加读者对所介绍内容的兴趣，又比较实用，读者可以尝试直接将本书中所介绍的一些方法用于现实经济分析当中。

《先秦·秦汉统计思想史》只是中国统计思想史的一部分，当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春秋战国是社会大变革、思想十分活跃、学术上大放异彩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统计思想，对我国、世界都是有重要贡献的。把统计用于治理国家各个方面的思想，关于将统计成果应于对经济社会现象进行实际分析的思想，都已基本形成并出现了一个高峰。自秦汉至清朝两千余年间，虽在某些问题上有所发挥，但少有大的突破。所以，把先秦和秦汉部分先进付印。

本书的目的有二：一是期望能够为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经济变革作出一个有所启发的分析、特别是着重分析重新融入世界市场对经济发展和改革的诱导与制约；二是要以此介入有关摆脱苏联模式经济制度变革的讨论。本书的出发点，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即以上述两者为目的的著作，必须立足于经验分析，而非先验概念。因此，贯穿全书的论断，都是提炼自现实观察或所谓风格化现实，而非任何经济理论的所谓第一定理。

《商业银行会计学》采用通俗的篇、章、节结构，以商业银行业务和经营资金运动特性及所表现的会计循环为主线，系统地阐述了商业银行的会计对象，并概括地介绍了商业银行会计作为金融管理之有力工具的基本理论和系统方法。与以往银行会计类书籍比较，本书有五个特点：一、会计主体明确。突破性地以商业银行为会计主体，既非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合而论之（如以往的《银行会计》），也非对某一家商业银行独而述之（如以往的《××银行会计》），而是独立于中央银行之外将众多家商业银行概括抽象为一个会计主体。关于中央银行作为“银行的银行”的职能作用则可通过“金融机构往来”一章窥斑见豹，从而避免了过去在一本书中会计主体多元，难于把握，或会计主体偏狭，适用面窄的弱点；二、会计对象具体。本书无论在开篇概述时关于会计对象的演绎，还是通卷对会计对象的核算，都力图用会计语言深入浅出地加以诠释，使会计对象这一抽象概念具体化，便于初学者理解；三、核算内容新。本书核算内容除传统的存、贷、转业务外，还包括最新的金融工具及衍生金融工具，如按揭、金融期货、期权等，有些是目前国内尚未涉足的内容，具有前瞻性；四、系统性强。本书不囿于“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这一会计恒等式设计结构，而是按商业银行受信、授信及信用中介的职能特点安排顺序，以商业银行资产经营的“流动性、安全性、盈利性”为贯穿主线，循序渐近地而非跳跃式地将会计方法运用其上，从而使全书结构体系严密完整，不致于使章节的排序与理解的顺序发生错位；五、适用面广。本书是按最新的财会制度和国内各大商业银行实务操作的现行做法及国际大商业银行惯例，从一定的理论高度以教学的语式加以著述，因此既可以作为大学和大中专金融、会计、证券投资等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广大银行会计工作者的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