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研究内容主要分为四大部分，首先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多维复杂传导机制，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揭示金融风险溢出的动态演化特征和网络拓扑结构特征，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分析金融风险溢出的宏微观结构特征，探究金融风险溢出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其次，从金融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入手，探究不同类别金融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的传导路径和作用机理，并对不同类别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的作用效果进行评价研究，分析不同政策环境下不同类别金融宏观审慎监管工具作用的时间路径和影响程度。再次，将金融宏观审慎监管与其他政策的协调有效性纳入到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有效性研究体系中，对金融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微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协调性进行研究，探究不同类别宏观政策的协调作用区间。最后，基于金融系统变量的时变性和随机性特征，构建金融状况指数模型对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有效性指标进行预测，并从建立金融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储备池、完善金融宏观审慎监管协调机制建设、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监管预期管理三个方面提出优化我国金融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政策建议。

《区域性金融服务集团促进地区实体经济发展研究》在金融治理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从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国家治理与金融治理等基本概念出发，以区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为核心，在详细分析了京津冀地区中天津市的实体经济、传统金融业、创新金融业的发展历史、发展状况和存在的具体问题后，基于金融集团和金融产业集群的概念，创新性地提出了整合区域自身金融资源以服务区域实体经济发展的区域性金融服务集团战略构想。此外，《区域性金融服务集团促进地区实体经济发展研究》进一步聚焦区域性金融服务集团公司治理问题，在梳理相关研究后，以花旗集团为例探究国外金融集团公司治理的实际情况，并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为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这是一本旨在探讨美国和加拿大金融体系异同的书，目标读者包括但不局限于研究美国和加拿大历史的专业人士，是一本面向非专业读者的金融比较史之书。作者在书中揭示了自19世纪初以来，美加两国金融体系所走的不同道路。 2008年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引发了全球经济衰退。与经历了巨额亏损、收购和纳税人资助的美国银行体系不同，加拿大银行体系相对较好地抵御了危机，并保持了流动性和盈利能力。美加两国金融体系的分歧可以追溯到它们不同的制度和政治历史上。作者将两国的金融体系根源追溯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时期，并深刻地指出，虽然加拿大保留了汉密尔顿式的金融传统，但美国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偏爱民粹主义的杰克逊式传统。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体系发生了零星和不一致的变化，这与加拿大体系所走的进化道路不一致。 本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面且细致的金融体系比较，展现了世界前十大经济体系中两个大国的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发展历程。

本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基础篇（第1～3章），还原历史背景与现实需求，深刻揭示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问责的特殊性，并提出尽职的定义与认定标准。第二部分框架篇（第4～10章），首先提出适合信贷风险问责的过错责任原则与构成要件，围绕“4+1”要素式的复合分层立体结构，逐个分析违规行为、因果关系、过错，以及经济处罚金额的确定方法与信贷人员的问责抗辩事由，并为银行问责实践中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提供必要的规则和原则约束，从而建立起一个基本自洽的框架体系。第三部分建议篇（第11～12章），属于前述理论的应用与政策建议，重点探讨尽职认定的实务困惑来源，对几种常见的问责实务做法进行反思，并对实务操作中的责任认定和问责归因，进行流程归纳。最后，基于信贷风险问责的规范化和精准化，在商业银行层面，针对问责实践的改进提出若干政策建议。本书不是一本纯粹的法律书，也不是一本纯粹的金融书，而是着眼于当前信贷风险精准问责的实践需要，特别是建立健全尽职免责机制，基于实务目的而作。

本文从酒店企业跨国扩张的相关理论及文献综述入手，采用“理论基础—规律探寻—中国实证”的研究思路，以全球酒店企业10强及主要在华外资酒店等为研究对象，阐述了酒店企业跨国扩张的基础条件、经营形式及动因，从洲际、国家、省域、城市四个层面，研究了酒店企业跨国扩张的区位变迁特征及区位格局，测度评价了影响酒店企业跨国扩张区位选择的因素和关联因素，分析了海外酒店企业在华跨国扩张的相关情况，提出了中国酒店企业跨国扩张的区位战略。

我国的政府性基金预算依然存在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我国政府性基金预算历来具有项目数量多、规模大、负担重的特点，这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第二，政府性基金预算与一般公共预算的边界模糊、功能重叠，存在定位不清晰、分工不明确的问题，进而政府性基金预算对一般公共预算的替代性问题严重；第三，政府性基金预算的管理仍然不尽科学规范，存在预算编制比较粗放，预算约束力不强等问题，这些问题一个明显的指标就是政府性基金预决算偏离度过大。针对以上三大问题，本书首次以规范的计量分析方法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具体而言，本书以政府性基金预算为研究对象，从增长效应、替代效应和预决算偏离三个视角分别研究了政府性基金预算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政府性基金预算对一般公共预算的替代问题以及政府性基金预决算偏离的问题。在以上实证结论的基础上本书提出改进政府性基金预算的路径选择。具体地，首先是要确定政府性基金预算改革的总体思路、策略和原则，接着在改革的思路、策略和原则下有针对性地提出控制和调整政府性基金预算规模与结构、统筹协调政府性基金预算与一般公共预算关系、治理政府性基金预决算偏离问题具体的政策措施和配套改革措施。

本书根据规模收益定义，从测度角度，对多投入多产出不同方向上的规模收益研究进行了理论推导，并应用到DEA框架中，构建了基于测度的方向规模收益DEA模型。同时针对科学基金项目在实际中还存在阻塞现象，构建了阻塞条件下的方向规模收益DEA模型，提出了相对最佳投入方向和最佳投入区间的判定方法，为了保证定量模型的可靠性，本书又通过项目负责人和评审专家的问卷调查，进行客观数据定量模型结果与主观问卷调查结果的匹配验证，从而验证建构的DEA模型的可靠性，因此本书建构了符合科学基金资助特点的相对**规模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本论文选取NSFC占比**的，同时资助策略不同的面上项目和青年项目作为研究对象，并选取不同特点的A、B、C三个学科201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本书研究了我国产品市场竞争、董事会治理与股价同步性的关系，并检验了由两种治理机制所产生的交互作用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本书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对抑制公司股价同步性具有积极的作用；整体上，董事会治理显著地降低了公司股价同步性。其中，两职兼任的领导结构有助于减少股价同步性；此外，董事会规模越小，会议次数越多，公司治理就越有效率，从而股价同步性越低；独立董事则未能对股价同步性起到显著的治理作用，这可能与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尚不完善有关。进一步的结果表明，董事会治理在产品竞争越激烈的环境中越能发挥其正面作用，降低股价同步性，即产品市场竞争和董事会治理之间存在一种互补关系。以上结果表明，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是影响股价同步性的重要原因。

建立证券民事赔偿制度，亟须转变传统的公法至上思想，树立证券法律责任中私法优先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完善我国的证券民事赔偿制度。本书将对证券民事赔偿诉讼的权利与责任主体、证券违法行为、主观方面、诉讼时效、诉讼制度、归责原则、因果关系及损害的确定等方面做出研究，并试图从以下几方面论述如何完善我国的证券民事赔偿制度：一是修改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二是建立投资者保护组织；三是突破现有的诉讼方式，建立集团诉讼和股东代位诉讼制度；四是建立相应的物质保障制度，如上市公司股本保险制度、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制度等。

本书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出发，系统地梳理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成果，结合我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需要，深入分析总结国内外学者对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区位选择、战略选择等文献成果，综合分析提炼适用于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理论体系，为深入研究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践奠定坚实的理论框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