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在国际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舞台上已经并且正在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伴随中国经济要素参与全球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分工格局的日益深化，中国金融业必将成 为参与国际金融体系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其中，中国开发性金融“后来居上”。因此，深入分析中国开发性金融“走出去”可持续发展利益驱动机制，并提出有关战略规划和政策建议至关重 要。　本书以开发性金融“走出去”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分析其内在的利益驱动机制问题，试图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方式探究适合中国国情的开发性金融“走出去”运作模式，启迪后来者对 中国金融要素国际化配置的理性研究。　本书的总体观点是：中国开发性金融“走出去”的利益驱动机制关键在于风险可控条件下实现商业利益、国家利益与合作国利益三者的均衡。在宏观前提研究中，可以将城镇化与国 际化作为一个互为联系的统一框架来分析其彼此之间的内在关系。

本书归纳、解释并评价了现代的文献，并将其融入到税收经济学中。作者并没有试图对本书的主题进行全面的文献综述，也不想过分强调本书作者的贡献。本书强调了税收理论的积极影响和规范性的一面，也评估了对税收理论有重要意义的经验证据。在尽可能的前提下，本书采用了一个与现代理论相一致的常见的分析框架，来说明这一研究领域的不同贡献之间的关系。本书的**个部分是介绍和动机，接着通过*优税收理论的一些标准结果作为后文的理论框架。在第二部分，介绍了税收制度的构成要素，从四个方面拓展了标准模型。本书的第三部分运用税制的构成要素扩展了对*优税收制度的认识。提出的想法如何影响标准的税收工具，比如存在管理成本时的*优商品税，并研究了新型税收工具的*佳使用情况，还有征管努力。此外，还探讨了这些新型税制工具对行为弹性的影响——如应税收入弹性，税收制度和转移支付制度的*佳可观测度和复杂性，以及税收制度中的*优线性图。第四部分着眼于快速变化的环境对税收政策的影响，这些变化具有重要的影响，信息革命和全球化的发展，纳税人出于对隐私的考虑可能对税收政策有激烈反应。笔者也在本书中探讨了税制研究中一些潜在的新方向，*后进行总结。

本书基于新凯恩斯DSGE模型研究了我国財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效应，主要从财政支出的消费效应之谜、财政政策规则和货币政策规则组合以及外生冲击的范围三个方面进行创新性研究。主要包括三大部分：靠前篇，理论分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理论；第二篇，方法基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分析模型；第三篇，经验实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效应。通过以上问题的研究，得出结论及政策建议。本书可供不同层次的计量经济学习者使用，也可供从事经济分析和预测的人员参考，特别是可作为研究生进行计量经济学学习的参考书。

本书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对汇率制度变迁进行研究，将汇率制度变迁的实质界定为汇率制度从均衡到不均衡再实现新的均衡的过程。本书首先建立了一个汇率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然后在分析人民币汇率制度变迁历史的基础上，结合影响汇率制度的基本因素在可预见的将来的变化趋势，分析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变迁方向与变迁路径。本书认为，影响和约束人民币汇率制度变迁的主要因素是中国的产权制度与货币兑换性变化，因此，重点对人民币可兑换条件约束下不同汇率制度的均衡性进行了分析，提出货币可兑换条件下人民币中间汇率制度与固定汇率制度是非均衡选择；同时分析了在产权制度日趋完善的条件下，出于微观产权主体利益考虑的不同汇率制度的均衡性。

《2019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对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等提出，根据预算管理的实际需要，在2018年科目的基础上作了修改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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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署公告及关检融合政策新变化解读； 2.新报关单栏目填制详解及示范； 3.填制依据及重点提醒； 4.单一窗口录

《财政金融政策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循序渐进地从财政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经济周期的测度和宏观经济波动以及宏观政策与通货膨胀波动性关系等不同视角，对财政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波动性的联系进行分层、深入地开展探索性研究，以期形成理解中国宏观经济波动性变化的参考依据。

本文主要是对我国转轨时期财政风险的形成原因及其控制制度进行了研究，它对于完善财政风险的理论分析框架和防范化解财政风险均具有重要意义。从财政风险来源看，中国财政风险具有明显的转轨性特点，它可分为一般性财政风险、转轨性财政风险和特殊性财政风险。本文按照“财政风险的衡量标准 形成机制 形成原因 制度控制”的基本思路，以转轨性和特殊性财政风险为主要对象，重点研究了以下几个问题：（1）本文从赤字融资方式的角度，构建了财政赤字率、隐性赤字率和政府收入赤字率等三种口径的赤字率指标，试图建立一个既能与国际上通用口径可比，又能反映我国真实财政风险的赤字率衡量指标。政府收入赤字率是财政赤字率和隐性债务赤字率之和。（2）本文采用隐性债务赤字的直接估算方法，从而得出了1980－2008年期间我国三种口径的赤字率水平，1980年以来我国财政赤字率都在3%之内，隐性债务赤字率在6％－10％之间波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收入赤字率围绕10％波动。债务是赤字的积累。2008年底我国国债负担率仅为17.73％，总债务负担率却高达67.5％。隐性赤字和隐性债务是财政风险的主要来源。（3）本文用经济学、博弈论理论，构建了财政风险形成机制模型，证明了所有地方政府都举债是地方政府博弈的纳什均衡，地方政府债务具有无限膨胀的内生机制，中央政府对地方举债往往采取财政机会主义。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举债规模的大容忍度主要受举债的挤出效应的影响，偿还税率高低对其没有实质性影响。（4）本文对影响财政风险的5个定性方面的原因进行了量化，构建了一组分析财政风险原因的模型，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认为政府收入赤字率是能反映真实赤字水平的指标；地方经济竞赛对财政风险的影响非常复杂，一方面会导致地方政府以债务积累为代价实现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控制赤字率的过快上升。财税体制不合理和预算制度不完善也是财政风险形成的重要原因。（5）本文从建立赤字率和债务的警戒线、改革中央与地方财税关系、改进政府激励约束机制等七个方面提出了控制财政风险的政策建议。

《中国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将详细回顾四十年来政府预算管理制度的改革进程，分析其实施效果及遗留问题，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政府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取向进行探索，希冀为我国政府预算管理制度改革与完善提供有价值的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