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迅速发展，形成了诸多的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引起了国内外经济学家的高度关注，．产业簇群就是非常重要的特色之一。产业簇群是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的有机融合。也就是说，它通过特定产业的众多相同、相近和相关的企业在某些特定区域集聚释放出一种集群效应。浙东北的绍兴，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产业簇群是伴随着农村工业化发展壮大起来的，目前已占居了全市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成为绍兴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尽管，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中，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产业簇群这一独特的区域经济发展方式（通常称其为“块状经济”，并形象地描述为“一村一品”、“一镇一业”的地方经济特色）。深人的经济学研究表明，“产业簇群”概念更能够确切地概括特色产业的地理集中现象。产业簇群既体现了“某产业的企业在地域上聚集成群”的动态过程与结果，也揭示了区域性特色产业的内在关联性、企业的互动性和生产的柔韧性。绍兴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充分彰显了全面实施产业簇群发展战略的有效性。正是以产业簇群的发展为依托，绍兴较好地走出了一条统筹城乡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之路。如果以战略眼光来审视产业簇群这一经济现象，产业簇群对绍兴未来经济发展的意义将更为凸显。“聚集成群”的产业簇群是众多中小企业的发展方向。绍兴在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中99％以上的企业是民营中小企业，这些企业通过在一定区域中集聚而形成专业化、集约化和网络化，才能更好地发挥集合优势，在市场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同样地，工业制造业是绍兴目前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绍兴制造”也有赖于产业集聚战略的实施。国际经验表明，在工业化阶段，许多重大的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都发轫于制造业。制造业的产业链条长、配套环节多、迂回生产方式复杂，需要适宜的生产组织方式才能获得很强的竞争力。产业簇群最初也是从制造业中产生的，并且也是工业部门中最有利于提高制造业竞争优势的一种生产组织方式。绍兴具有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的良好基础，产业簇群则将为实现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这一宏伟目标提供一条重要途径。随着新兴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工业园区需要借助产业簇群来提升品。

国际经济一体化现象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一大显著特征。当一组国家和地区相互之间比外部世界设置较少或全部删除产品贸易或要素流动歧视时，就形成了国际经济一体化制度安排或体制。这种制度安排既有自由化的性质，又是扭曲的。经济一体化制度的这种两面特征无疑会改善或恶化各成员体、各非成员体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福利，也将彻底改变世界经济和贸易的格局以及各国制定国际政策的基础。本书基于上述思想和国内外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将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理论研究从局部均衡分析向一般均衡分析、从静态效应分析向动态效应分析进行了探索性拓展，并对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模式和对策，以及评估经济一体化成效的指标体系和方法进行了探索性创新。

对于文化，很多人都能有感而发，并且颇有见地。的确，身处拥有数千年灿烂文化的中国，没有一定的文化观是很难以置信的。一谈到关于文化研究的作品，几乎所有的学者、文化人都会不约而同提出雷同的模式，即研究文化一定得以史为鉴，这是前提。倘若忽视历史与传统，那便是肤浅的、不严谨的、没有权威可言，研究者也是缺乏功力的，甚至是一派胡言。在我国想成为一名出色的文化学者难度很大，因为你若因循守旧，便很难超越前人，始终生活在“大家”的阴影中；你若不拘常理、突破创新、标新立异，那就要承受各种“卫道士”的批判与封杀。而且若不按沿袭成形的文字、观点、风格、逻辑、模式来研究，结果就可能完全被视为“另类”，研究成果就不会被认可，乃至被否定。 造成文化领域“板结”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过分看重历史的权重，对历史发展的原有规律顶礼膜拜，少怀疑，不否定。“历史是未来的坐标” 、“原有规律绕不过”，对此说法几乎没有人置疑，也正因如此，才会出现固化的文化研究模式，连学术风格都要整齐划一。历史文化之根已深深扎在文人的心中。其二，正因为原有规律极其重要，才会有为归纳一般规律而出现的各色各样、完美的理论体系，并以为可以用此理论体系，达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终极目的。黑格尔的思想体系极其完整，甚至《反杜林论》的主角——欧根·杜林也自命不凡地认为他的哲学可以“终结”一切思想问题。其实，每种体系都有不同的时代背景与假设前提，而它们又处于不断的发展与变化之中，以至于一个体系刚刚诞生就可能被现实抽掉理论前提，结果是出尽洋相。现实生活始终领先理论研究，这也是对“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的无奈解读。 当今世界，正处于人类文明转型的阶段，日新月异的技术突破正不断地抽掉现存文明的基石。千百年来，人类坚信发展中的因果关系，可是在亚原子世界里，因果关系的概念不复存在，有的只是可能性。历史经验、原有规律在分析现实、预测未来过程中的权重正在下降，这是个令人颇感无奈的趋势，然而这种无奈却是世界文明巨大进步的前提，它要求人类更换视角，用新的思想方法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再按以往的一般规律指导实践，则有可能重复刻舟求剑的故事。“不换脑子就得换位子”。对于国家来说就是被边缘化，国家战略受制于人。没有文化上的革命。企业竞争、民族竞争、国家竞争就只能停留在现有基础上。不可能发生重大突破性进步。倘若一定得讲历史与原有规律，那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凡是成功者都是革命派，最本质特征就是否定历史，敢于超越，用特殊性突破原有规律制约。 符合这种特征的国家，其文化就是以“星云型”为标志的，即强调碰撞、冲突、扩张、否定，面向未来，以探索、征服未知为导向，受历史沉淀的影响较小，或有选择地接受历史的经验。这种国家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属于食肉动物，是掠食者，其思维方式是警惕而又富于攻击性，处于主动，只关心吃与被吃这两件事，相应的行动也以屹或逃为主。上述描述在现实中的载体就是美国，它也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国家之一。它的成功在于它无“根”（ 历史短，吸收欧洲文明的精华，剔除了糟粕），只是目前美国文化开始进入 “寻根之旅”，即把自己的经历模式化、固定下来后再去“格式化”其他文化，比如“华盛顿共识”就充当了美国格式化全球的主要工具，当然它也是美国文化有根化的标志。不过，美国社会的智者们也在反省，并提出如何确保活力的建议，如约瑟夫·奈的“软实力”，布热津斯基的“大抉择”，以及亨廷顿的“我们是谁”等。 与“星云型”文化相对称的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树根型”文化。这种文化的现实载体的思维方式与食草动物相似，只关注一件事，即是否被吃，若是则跑，若非则和平共处，基本处于被动，不会主动打别人的主意。根本原因就是在于“树根型”文化重视历史沉淀，喜欢从历史中寻找现实的依据，热衷于各执一词、互相争辩，也就习惯于内讧而不擅长“走出去”，不愿意考虑“天际线那边的事情”，坚持历史原教旨主义，认为原有规律可以解决一切，只要不断反省、提高修养，就可以“治国平天下”，进而趋于保守、封闭，以搞体系为荣。在对待掠食者的威胁时要么回避，要么将其同化，成为“树根”的新枝。不过，福祸相倚，并非全中国人都是如此思维，邓小平的“三论”（猫论、摸论、不争论）却有意无意地否定了“树根型”文化的特征：用“猫论”的现实主义对待一切问题。摆脱历史的制约（对“两个凡是”的态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阶级斗争的否定等）；“摸论”则体现以探索为主、不搞体系的原则：“不争论 ”等于给创新以空间，鼓励尝试、纠错，干了再说，不急于定性，不在意言行是否有历史依据、符合文献精神。 恰恰是这种“树根型”文化社会中的“叛逆”，才带来中国二十几年改革的成就，并用事实达到“解放思想”的目的，使中国人能够创造“经济奇迹”。只是他的这种不动声色的超前意识并未给文化界以冲击，使人们意识到文化人应该锦上添花，沿着邓小平的思想为创新社会提供土壤与文化基础。 21世纪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原有规律的边际效用在递减，传统文化的前提被抽掉，“非典型”的变化成为潮流，无拘无束的创新大行其道。在这种环境下，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就是文化的革命与转型，即由“树根型 ”转向“星云型”，把“创新是民族之魂”落到实处。 这种转型注定是漫长而痛苦的，不经历几次大挫折与痛苦的磨难，很难达成发自内心的共识。集体处于“树根型”文化影响下的远东地区目前正在遭受被历史问题纠缠不清的困扰，上自政府，下到百姓，情绪越来越激动，态度越来越坚决。韩国人甚至不惜以自焚、集体切手指等方式来表达感情。现实与本地区发展的历史逻辑并不一致。欧盟的出现无疑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只是远东地区的文化碰撞尚未经历“八十一难”，还无法享受“正果”。

苏南经济，是苏南的土地长出来的模式化只会成为包袱苏南模式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功南经济的终结，把政府从经济事务中解脱出来，民间的生产力也就被解放出来了。以往的“苏南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政府超强干预模式，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模式，政绩经济模式，干部资本主义模式，这是一种政企不分的集体产权制度安排，其内在的隐患造成乡镇企业治理结构上的缺陷，导致严重的低激励和负激励。最终由于外部经济宏观环境的变化而加剧了苏南经济滑坡，尤其乡村两级面临的债务压力迫使改制成为惟一选择。改制过程实质上是政府将企业彻底推向市场，以减少或消除政府对企业的控制与干预，确立私人产权，实行民营化和市场化的过程。然而，改制仍然是干部们一项自上而下的政绩工程，改制中也不排除一些不规范的做法甚或黑箱操作。首先是国有银行成为先破后转、破产逃债的最大受害者，随后，在地方政府、社区政府、企业经营者、社区居民、企业职工这五方利益相关者的改制谈判中，社区居民和企业职工始终是这场运动式改制，分配式改制的谈判桌上的缺席者。

本书是属于湖南省优秀社科学术著作资助出版系列丛书，获得了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省社科规划办和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评审委员会专家的高度评价。具有非常优秀的阅读价值。

《中美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比较研究》为国家“211”工程西南财经大学二期建设重点项目“市场经济体制比较研究”子项目，由傅红春主持，缪丹和武长河协助主持。这项课题以宏观经济指标为经，以宏观经济理论为纬，以美国宏观经济为参照系，以中国宏观经济为立足点，展开研究。宏观经济运行状况，是由许许多多的指标，所描述、所界定的。指标的理论定义是什么？测定方法是什么？历史记录是什么？在宏观经济中的地位是什么？和其它宏观经济指标的关系是什么？政府调控这个指标的手段是什么？在这些方面，中国和美国的表现是什么？这些问题，在学术上和实务操作的政策上，都是很有意义的。目前国内相关的系统研究，还不多见。本课题的研究者，作了一个有益的尝试。本书可以作为理论研究和宏观调控的参考。本书也可以作为本科生、研究生课程或公务员培训的教材。

私有化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兴起的世界性的保守主义浪潮，英国撒切尔政府的私有化政策是这一浪潮的“领头羊”，涉及范围广，成果显著，在发达国家中具有典型意义，因而英国被称为“西方私有化的最大试验场”。本书从广义的私有化概念出发，把撒切尔政府私有化政策放在战后英国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实证的历史考察，探索英国1980年代私有化过程及其对英国社会的巨大冲击和影响，进而揭示当代资本主义自我调节和自我改良的新发展。就目前看，英国通过私有化，在经济上较成功地摆脱了“英国病”，创造了所谓的“英国奇迹”；在政治上打破了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形成的旧的“共识”，形成新的“共识”，实现了英国的重塑，为21世纪英国发展奠定了基础。英国私有化的推行，从根本上是对全球化浪潮的积极反应，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私有化也是英国乃至西方发达国家为改善国家经济职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国有资产重组的手段，是对市场与国家关系的新调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是资本主义自我调节，自我改良的一种方式。西方的私有化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某些借鉴。

作为世界上一体化最成功的典范，欧洲经济一体化已由最初的关税同盟发展到今日的经济与货币联盟。在这一进程中，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形成了合力推动了一体化的步步深化，其中一个一直未受到学术界重视的重要推动力量就是技术标准化。通过考察技术标准化在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不同阶段呈现出来的不同形式，《欧洲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技术标准化》试图探究它与经济一体化的关系，分析它在半个世纪的一体化进程中彰显出来的特征，厘清它与技术性贸易壁垒千丝万缕的联系。《欧洲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技术标准化》试图将标准化与一体化结合起来，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尝试，目的是为标准化在一体化理论中争得一席之地，为技术性贸易壁垒在标准化进程中的追根溯源。《欧洲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技术标准化》的读者对象为标准化工作者、国际贸易从业人员以及高等院校经贸专业师生。

价值转形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的问题，是世界著名的经济学难题，在西方经济学界具有激烈的争论。本书首先系统地介绍了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争论情况，对他们的观点进行归纳和总结；其次，本书对国内外学者的观点作了评论，对无端指责马克思的观点逐一进行批判；最后，本书按照马克思的论证，对价值转形问题进行认真考察，逻辑地证明了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的正确性，揭示了价值转形问题之谜。

我和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同事相信，《美国与世界经济：未来十年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出版中译本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书的焦点是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以及美国在世界经济方面应该采取的政策，这也应该是中国读者非常关注的问题。事实上，本书尽力就所有国家现在面临的全球经济问题提供一个全面的议程，这应有助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更好地理解所有国家面临的一些最重要和最复杂的挑战。本书的许多内容还与中国直接相关。中国是除美国之外惟一占用一章的国家，即本书第4章。该章由本所高级研究员、全球著名的中国经济专家尼古拉斯·拉迪执笔。只要浏览一下“索引”便能发现，中国是被提及最多的国家。在我写的总括性的一章中讨论国际经济政策的“新的全球背景”时，我强调了中国在21世纪的世界经济中的核心作用。我自己的许多政策建议，以及本书其他文章中的政策建议（例如，第5章“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中提出的政策建议）都强调了中国有必要在管理全球经济事务中迅速担当起核心领导作用。该书把美国目前的经济金融失衡和全球经济金融的失衡当作重要深题探讨，并提出了若干经济金融政策，特别是该书偏重美国的对外经济金融经济，视野开阔，行文恢弘，开卷之时，美国政策建议在行文之中，国际经济金融风云在行文之外，中国的经济金融则殷殷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