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欧洲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趋势，一个问题日益凸显，即“谁才能够对目前的这种发展趋势起到显著的影响，甚至控制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通过《精英与权力》的探讨，我们便可得晓答案，那就是精英。本研究立足于整个欧洲大陆，包括了东欧、西欧、南欧、北欧、中欧等区域，集中探讨了这些地区政治、行政、商业、科学四大领域的精英与权力之间的密切关系，《精英与权力》对于欧洲各个国家精英的分析，为我们解决某些问题提供了明确的答案，比如欧洲哪种类型的精英拥有最大的权力，哪种方式能够最大限度地推动他们的利益，以期达到精英、权力、社会之间的平衡。本书由米切尔·哈特曼著，由霍艳芳译。

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五代十国史的研究在很长一个时期内都是薄弱环节，无论是研究成果，或是从事研究人员的多少，都无法与其他断代史相比。可喜的是，近年来，这种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大批的人员都把研究方向放在了这一领域，尤其是中青学者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不仅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而且还出版了不少的专著。在国别史研究方面也是如此，对十国中的绝大多数政权都有专著问世，少量没有出版专著的，也都有博士或硕士学位论文有所涉及，估计不久也会有专著出版的。笔者早在许多年前就有志于五代十国史的研究，并且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也出版过几部这方面的著作，现在出版的这部《五代十国经济史》是笔者在这一断代史研究中的又一部新作。

民国时期广东的对外经济关系是中国近代经济对外开放的重要部分，是中国走向近代社会的嚆矢。《民国时期广东的对外经济关系》从近代化的角度，对民国时期广东对外关系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就国际市场对粤省外向型经济生产的导向、国际市场周期波动特别是突发因素对广东经济盛衰之牵连、国内外两个市场的互动关系、外来投资和本省投资两种资本形态的互动关系、外资财团的华南销售网络、民族资本与在粤外资的竞争规律、构筑国际华人经济网络的粤商联号企业、地方政府与外资的复杂关系、广东对外经济关系的若干特点等方面，进行了全新的梳理并取得了原创性的成果。《民国时期广东的对外经济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既总结历史经验、探寻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亦可为当前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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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是国家行政体制的基本单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而县域经济的发展必须依靠科技的支撑。《科技富民强县与中国和谐发展》以“科技富民强县”为指引，对县（市）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发展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总结，提出了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加快农业产业化合新型工业化、推动产业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政策建议，并对县（市）科技工作的基本导向、重点和工程实施方案进行了探讨。 《科技富民强县与中国和谐发展》由申茂向编著。

《商务系列丛书：变革中的世界经济》共分八章，内容包括：危机后的世界经贸形势，危机启示与政策影响，世界直接投资新局势，危机对国际产业发展的影响，金融危机后的国际商品市场，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复苏面临挑战，国际经济格局与区域多边体制展望，金融危机与全球经济治理。

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一项政府工程。一个正常运转的自由市场体系并不会像蒲公英从郊外土地上生长出来那样从社会土壤中自发地生长出来。更准确地说，它是法律和其他因素的综合产物。现代市场并不能够自动解决市场失衡问题，企业们只要有机会就会谋划以各种方式来反对自己的竞争对手，这些方法有时会对消费者造成损害。新经济时代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高技术行业具有很多不同的经济特性。在这些行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公司们可以更加容易地操控这些市场，并且不受限制的自然市场力量将使得强者更强。在经济发展得更为复杂和经济学分析变得更为复杂时，芝加哥学派的信奉者仍旧严重地依赖来自于早期简单经济时代的自由放任信条。在现代经济中，芝加哥学派的政策只会有助于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损害，因为它会增强那些老牌企业的地位和阻碍创新，并且使创业者们的生活陷入悲惨状态。尽管芝加哥学派有很多缺陷，但作为一个“信仰体系”，它仍然很难被打倒。一些限制竞争行为没有受到政府的谴责，未被纠正的限制竞争行为抑制了创新，提高了美国公众应当支付的价格，限制了消费者选择必需的商品和服务的自由。芝加哥学派反垄断政策带来的灾难性影响不如因管理疏忽而导致的大规模灾难那样容易被公众所感知，但其实两者对社会造成的危害都非常之大。政策制定者现在必须要抛弃过时的芝加哥学派学说了。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贸易和劳动经济学家注意到低技能型工人相对于高技能型工人的工资下降，于是开始关于贸易对工资效应的探讨。这一讨论——一时引发了是以贸易还是以技术变革来解释工资变动的激烈争论——持续至今，目前的焦点集中在工资分配中的工人身上。在《全球经济下的离岸外移——微观经济结构与宏观经济影响》一书中，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C.芬斯特拉综合了过去15年——将他自己的研究与他人的相关研究相结合——关于生产全球化及其与工资变动关系的研究。 芬斯特拉首次对比了贸易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和爱德华·E.利默的观点，他们都依赖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得到了不同的结论）。然后，他检验了新的贸易模型，在模型中，生产流程在不同国家间转移。芬斯特拉建议建立一个新的贸易要素含量计算方法，从而证明赫克歇尔一俄林模型的持久性。芬斯特拉还检验了离岸外移对经济周期波动、价格和生产率的宏观经济影响。在《全球经济下的离岸外移——微观经济结构与宏观经济影响》最后一章，他提出了离岸外移在实证和理论方面更广泛的应用，并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通观有文字可考的历史，男性与女性都在长途跋涉——为寻求贸易，为建立帝国，为追求信仰，为找寻奴隶！ 为什么一个如此分散的跨国体系需要如此集中其管理和金融？如果“ 脑力工人”能够方便地“电子沟通”，为什么在曼哈顿、东京和伦敦的CBD 拥塞着全世界那么多的电脑屏幕？《全球化及其不满》聚焦全球化中北误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向度，深化对全球城市新体系和经济区新类型的理解。萨斯基亚·萨森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中，提醒我们注意，全球城市的新景观的一项重要特色是：一小部分专业人士与一大群低收入劳工这两组城市使用者的差距日渐扩大。在传统和现代的城市里，“风景”（文化上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人的空间）与“本土”（被剥夺了资源的、无权无势的当地人的空间）栩互对立；但是，在以全球城市为代表的大都市中，“风景”与“本土”之间的分界被打破了，中产阶级重新向市区的移居，打破了城市破败地区的既有格局，这样，“ 本土”就成了“风景”的一个组成部分，城市也日益成为商业化的场所、消费的场所。大都市除了意味着人类的痛苦与绝望外，同时也意味着巨大财富的聚集之地和豪华消费的场所。城市一方面有棚户区与穷人，另一方面也有熠熠生辉的摩天大楼、豪华的富人住宅区、五星级宾馆，这些城市空间为跨国精英们提供了工作、娱乐和休息场所。对于跨国企业人士来说，一个有一流机场、黄金地段的商业区、以及五花八门的娱乐场所的城市便是理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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