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是以一个长者教导他的儿子如何从事商业的形式写的，从一个外贸商人所必需的各种品质，到外贸业务，外贸对国家的影响，国家的外贸政策，国家的财政，国王自己的理财等都有所论述。托马斯·孟的这些思想，在当时引起很大的震动，受到外贸商人和政府的重视，使英国政府部分调整了自己的外贸政策和关税政策，对法国等国也有很大影响。

《关于德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五大原理》介绍的是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

《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作者周过平，在西方哲学史上，尼采向来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尼采曾经提出要对一切价值进行重估的口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他自己却也成为重新估价的对象。这倒并不奇怪。历史在阔步前进，世界在急剧地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看法以至评价事物的标准和方法也必然会随之而发生变化。对人的评价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盖棺论定”的说法似乎不大符合辩证法。随着时代的推移，过去不能被人们理解的东西，现在变得可以被理解了；过去遭到人们忽视和遗弃的东西，现在又受到重视并从中发掘出新的意义。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难道还少吗？在中国，尼采学说的命运是不大妙的。本世纪初叶，当它刚传入中国时曾经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时兴了一阵子，接着就被某些人歪曲利用，与德国法西斯掀起的“尼采热”相呼应，从此就一直背上了种种恶名。尽管尼采在当代西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近三十多年来却没有出版过一部尼采的书或我国学者评述尼采的研究著作。这种状况不能认为是正常的。尼采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在哲学上提出了一些什么新问题？他和现时代有什么关系 ？他对现代西方思想的发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至今不仅在广大读者、而且甚至在哲学界不少同志头脑里仍是茫然。尼采研究上的这种落后状态，妨碍了我们对现代西方思想的发展作深入的理解。因此，认真地研究尼采，实事求是地按照尼采哲学的本来面目去作出科学的重新估价，确实是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周国平同志的这部著作是对尼采进行重新估价的一个初步的尝试。他在认真地研究了尼采的生平和著作的基础上，根据第一手材料，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提出了一些与过去习惯的说法颇为不同的见解。我觉得这是应该欢迎的。希望读者不要把这部著作误解为替尼采所作的辩护。在历史的审判台前，只有弱者才需要辩护，而尼采却决不是弱者。他所需要的不是辩护，而是理解。这部著作所提供的正是关于尼采的一种新的理解。尼采哲学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以独特的方式预示了现代西方社会中深刻的精神危机。因此，在研究尼采学说时要充分估计到它的两面性和复杂性。对复杂的事物尤其要注意调查研究，尊重客观事实，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进行具体的分析，切忌从一些简单的条条框框出发，受先入为主的成见的束缚，根据道听途说的第二手材料，随便作出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形而上学的结论。从实际出发，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灵魂，当我们在研究哲学史上的人物和思想时，也决不能忘记这一点。当然，在进行研究分析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不同的意见和看法，特别是对尼采那样的人物，很可能会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评价。我想，对这样的学术问题不能、也不可能要求“舆论一律”，唯一的正确解决办法就是允许充分地展开自由的讨论，通过“百家争鸣”来提高我们的认识，使我们能够在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对尼采哲学作出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说明。如果周国平同志的著作能引起读者们对尼采哲学的兴趣，重新思考一下尼采提出的问题，促进关于尼采的研究和讨论，那就将是他对我国西方哲学研究所做的一件大好事了。

《经济史理论》的作者约翰·希克斯是当代西方世界的著名经济学家，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史理论》1969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1973年再版。全书共十章。内容包括市场的兴起，货币、法规和信用制度的发展，农业的商业化过程，劳工市场的变化，工业革命的历史等。作者把人类经济活动的历史区分为两种类型，即自由放任或集中干涉，这种看法具体体现在上述各个专题的阐述之中。

《不平等的发展》是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的一部代表作。阿明发表过一系列论述非洲和第三世界经济发展道路、资本主义主要矛盾和帝国主义等问题的著作。1970年发表的两卷集《世界规模的积累》论述了帝国主义和不发达问题，本书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分析资本主义体系的全貌，反映了作者关于发展问题的思想核心。《不平等的发展》一书的副标题《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可以说明全书的主旨以分析不发达问题为中心。但本书不仅是作者对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道路的剖析，而且是对整个资本主义南、北世界（即“外围”与“中心”）进行历史的和地域的纵横描述。这不是一部单纯的经济学著作，而是一部联系现实世界的政治经济学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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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梓州路该路绝大部分在成都盆地之中，换言之，即占据了成都盆地的大半。但其自然条件却与成都府路有较大的差距。梓州路虽在盆地，然而史料中所表明的却不是平原，而多是丘陵，“多是山田，又无灌溉之利”。《文献通考·田赋四》也言：“梓州路田为山崖，难计顷亩”，是宋代全国惟一没有田地数量统计数字的路分，说明其田地十分零散。在这种环境下，各州的境况都不佳。如正居其中心的普州（今四川安岳）：“普地千里，圯崦走伏，率无良畴，大田若箕。三日不雨，地裂龟坼。”资州（今四川资中）：“地狭民贫，无土以耕，在蜀为穷僻之邑。”西南部的叙州（即戎州，今四川宜宾一带）：“地陋隘夷……不当中州一小县，民劳苦多瘠。”其首善之区梓州（即潼川，今四川三台），史料记载中有完全相反者，一说“壤地瘠薄，民物之产，曾不及西川一大县”；一说“潼川弁冕三蜀，方率十八州，山川形胜、衣冠人物、贡赋织组、民庶繁夥，望成都不肯低一线气”。矛盾在于物产是否丰富。前说者为郭良能，人物年代已不可考；后说者为李新，徽宗时人。如郭良能在李新之前，有可能是到徽宗时发展了，但李新所谓可与成都媲美当是夸大之词。其他诸州，就笔者所见史料，唯昌州（今四川大足）较好些，“有桑麻粳栋之饶”，但“凡衣食物资以养生者，不及他郡”，属于中等水平。15．利州路该路居四川北部，大多是山区。在这大半的山区中，环境差，生产落后，所谓“山居而谷饮……耕桑不足而商贾有余”。农业条件不好，只有利用靠近陕西的地理位置优势，以商业补充其经济。但由于基础薄弱，仍属贫困之地。利州（今四川广元）即是典型例子，“利于秦蜀为舟车咽喉，土瘠民贫，城郭庳而居室陋”；“地瘠财窘，虽丰年犹有艰食”。交通条件虽然有利，但土地贫瘠，物产并不丰富，城市根本谈不上发达，整个地区经济是落后的。利州一路，惟有两个州的环境堪称优良，即位于汉中盆地的兴元府、洋州（今陕西汉中、洋县）。兴元府“自三代以来号为巨镇，疆理所属，正当秦蜀出入之会……平陆延袤，几数百里，壤土演沃，堰埭棋布。桑麻杭稻之富，引望不及。西南逾栈道、抵剑门，下趣成都，岐雍诸山遮逊东北……远通樊、邓，旁接秦陇，贸迁有无者，望利而入”。地形、土壤、位置和交通都有优势。洋州则“正居汉水之上，川陆平衍，广袤千里……上通荆楚，旁出岐雍”。与兴元府相似而稍次之。李新言：“梁（即兴元府）、洋间厥田上上，衣食为一路本源。”成为利州路的经济支柱。由此看来，利州路的自然条件优于梓州路。16．夔州路四川诸路，以夔州路面积最大，也是自然环境最恶劣之地。其境尽在群山之中，所谓“夔峡之间，大山深谷，土地硗确，民居鲜少，事力贫薄，比东西川十不及一……稼穑艰难，最为下下”；“夔路最为荒瘠，号为刀耕火种之地。虽遇丰岁，民间犹不免食木根食”。之所以刀耕火种，原因之一是土质甚劣。如施州（今湖北恩施）：“山岗砂石，不通牛犁，惟伐木烧畲以种五谷。”该路的绝大部分地方还是原始洪荒，土地垦殖率很低，而且穷山恶水之间还弥漫着瘴气。更糟的是由于山高，水源缺乏，在其路治所在地夔州（今四川奉节），连居民饮用水也很困难：“夔峡州郡，民间无井饮。夔州城中引三洞、三臂两溪水分布之衢巷，贮以桐船木槛，年必一易，使汲者输钱以治之。”实际上是居民买水饮用。饮用水尚且如此，遑论灌溉农田！川蜀四路的自然环境相比较而言，成都府路最优，利州路次之，梓州路又次之，夔州路不但是四川最差的地区，也是全国最差的地区。11．四川四川的农田水利工程集中在成都府路。“成都府路水田多，山田少，又有渠堰灌溉。”水利状况良好。此地有久负盛名的都江堰，灌溉水系分三大主流、十四个支流和九个堰，浇灌之利，泽及川西平原的成都府、彭州、汉州、永康军和梓州路的怀安军等地。在原有良好基础上，宋代又建立了岁修制度，使之不断完善，更好发挥作用。仅此一项，就表明了成都府路的水利建设十分发达，在当地农业中起着极为重要的支柱作用。成都府路的水利事业比前代有所发展，新建了一些项目。如宋仁宗时，韩亿在成都疏决七升江口，“下溉民田数千顷”。随后张逸又在此地作堰，“雍江水溉民田”。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蜀州修建新堰，使390顷农田得到浇灌，受惠农户五千余家。成都府路面积不大，有都江堰等水利设施，农业生产比较稳定，水旱灾害也较少。梓州、利州、夔州三路，未见有较大的水利工程记载。如汪应辰说：“其潼川府路（即梓川路）多是山田，又无灌溉之利。”12．广南广东的农田水利建设十分落后，除了曾修复广西灵渠属于交通水利之外，未见有其他的记载。原因在于，这里土旷人稀，农业上不需要大的投资。“深广旷土弥望，田家所耕百之一尔。必水泉冬夏常注之地，然后为田。苟肤寸高仰，皆弃而不顾。”这里的粮食生产固然离不开水，但选择面广，只利用自然水源就够了，不必人工兴建大规模的水利设施。由此也可反映出广南农业生产的落后，完全是靠天吃饭，因而有“惰农”之称。至熙宁时广西水利建设才有了较大发展。京西北部地区的水稻种植，大都是在北宋时推广的。如宋仁宗时，许州人还不会种稻，“张邓公镇许，召襄汉佃户教种公田”，发展水稻，不久即出现了“压塍霜稻报丰年，镰响枷鸣野日天”的盛况，获得了丰收。孟州的河阳县，原来“土人不习水田之利”，宋仁宗皇佑年间陈襄任知县时，开始试验种稻：“得水之可以溉田者……命其徒出钱十万，僦田二顷以试之。粳稻果大收！得谷以偿出钱者，其余犹足以供官。河阳人大享其利。”这里的种植推广也取得成功，每亩所产水稻的价值，至少是500钱，加上“其余犹足以供官”的部分，每亩产值大约在l000钱左右。河阳人之所以“大享其利”，就在于种稻产生了很高的经济效益，水稻的进一步推广已是不言而喻了。在唐州，经过知州赵尚宽大力兴建农田水利之后，产生了许多水田，种植了许多水稻，“昔之菽粟者，多化而为徐（即稻）”，使唐州改变了落后面貌，使京西的水稻种植面积更加扩大。京东地区，诸州多有种植水稻者。如齐州的水稻，引起了苏辙的兴趣，咏之于诗篇：“下田满粳稻，秋成比禾菽。”可见低洼的土地种满了水稻，与旱地作物有同样高的效益。沂州水利建设发达，“其田兼备鱼稻之饶”，说明水稻产品很丰富。另外，徐州也有水稻生产，“有鱼、稻、鹑、雉之类，足以充食”，即可证明其水稻种植有一定的规模。河北的一些州县，早就有种稻的历史。如卫州，据梅尧臣诗云：“我久在河内，颇知卫风俗。沙田多种稻，野饭殊脱粟。”其中以共城县（今河南辉县）最为突出。该县有个百门陂（今百泉），方500步，水源丰富，以此灌溉稻田，培育出优质稻米：“此米明白香洁，异于他稻。魏、齐以来尝以荐御”，即为贡米。到宋代，仍是皇宫内大米的供应来源，并在宋仁宗时扩大了种植面积，普及到民间：“共城有稻田以供尚食，水利有余，而不与焉。（宋仁宗时）使岁溉之外，与百姓共之。”这一优势得以更好地发挥。共城的稻米为历代皇宫所钟爱，说明其质量是第一流的。河北北部沿边地区的水稻种植，开始于宋太宗时，当地河流众多，地势低洼，“处处蓄为陂塘，妨民种艺”，旱地作物难以大力发展。何承矩因势利导，大兴屯田，“种稻以足食”。经过试验，采用了南方早稻“七月熟”品种之后，获得成功，在沿边塘泊地区广为种植，“自顺安以东濒海广袤数百里，悉为稻田”。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推广热潮。到了宋仁宗景佑年间，朝廷又派官员在怀、卫、磁、相、邢、洛、镇、赵等八州“教民种水田”，进一步发展了水稻种植。西望黄土高原的陕西，也可看到不少青翠的稻畦。苏辙在长安一带看到那里“高原种菽粟，陂泽满粳稻”，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因而也有人指出当地“鱼稻如江乡”，稻田可以和南方江乡水国相媲美了！在陇州吴山县（今陕西宝鸡北），也有类似的景象：“种稻连荆泊……风物似江乡。”仿佛又是一处高原江南。商洛县的水稻种植开始于宋真宗朝，当时县令组织农民引水灌田，“使之殖稻……民赖以无饥”。不仅解决了粮食不足的问题，而且还发展了生产。连最北边的保安军，也设置有专门种稻的官方组织“稻务”，宋真宗曾令“保安军稻务旬具垦殖功状以闻”。每旬都要上报一次种植情况，可见很受朝廷的重视。宋神宗熙宁年间，进一步向西推广。王韶在经营熙河地区时，认为洮河一带可以引水种稻，请求朝廷调发一批稻农前来从事此项生产。朝廷乃令南方地区犯罪的稻农刺配熙州（今甘肃临洮），陆续配来300人。可见当时这里的水稻种植具有一定的规模。山区河东路，虽属高寒之地，但在水源充足的地方，水稻生产不亚于陕西。看一看汾州吧：那里“秔稻之富，流衍四境。”只言稻子，不提其他粮食作物，并且有“流衍四境”之富，可知水稻是当地主要作物之一，产量很高。太原的晋祠附近，晋祠泉水泽及一方，“千家溉禾稻，满目江乡田……皆如晋祠下，生民无旱年！”一派稻乡气氛，树立了一处生产发达的样板。从以上两例可以看出，河东的水稻种植规模很大，长势旺盛，在当地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要之，水稻的北移与麦粟的南下在农业史上都有重大意义。这使各地得以充分利用地利和水利资源，换种轮作，扩大耕地面积和作物品种，从而提高粮食总产量。总的来看，南方各地区的粮食作物比较单纯，没有北方那么丰富。北宋时期，南方推广的麦粟不如北方种植水稻的面积大、效果好。这与北方土地五谷皆宜、水利事业大发展和宋政府重视发展北方经济都有密切联系。从这一点上看，北方农业经济比南方快了一个节拍。……

本书包含了瑟罗近年来对世界经济的敏锐观察和研究心得。他在书中对世界经济的变化进行了比较系统透彻的分析，提出了不少发人深思的见解。作者具体地分析了日本经济生活的许多特点，诸如日本企业的组织机构、人力资源管理、储蓄与投资状况、消费习惯、利润测算、市场观念、所有制形态等等。在这个基础上，作者预料日本对世界经济的变化，特别是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变革将产生巨大影响。经济竞争的成功者总会迫使失败者重新思考自己的行为方式和发展战略，改弦易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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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80年代世界经济，以大量数字资料说明东亚经济的发展，其中包括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成果的评价，以亚洲“四小虎”与日本为例，分析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展望90年代东亚地区的经济及相互依赖关系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