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立足于印度标准化战略，总结印度标准化事务和进程的方向、框架与经验。从纵向来看，印度自独立以来的标准化实践与政策呈明显的阶段性发展态势，近期仍处于不断更新之中，其历史变化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印度经济和产业水平的变革。从横向来看，本书聚焦一个阶段中，印度在制定和实施标准的过程中已形成的立法体系、管理架构、任务与措施等。

节能减排是中国政府的重要目标，也是中国经济低碳转型的关键。本研究首先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建立能源效率、碳减排潜力和能源拥挤的估算模型，对中国制造业行业、火电部门以及中国大陆30个省级区域的能源效率、碳减排潜力和能源拥挤进行评估和影响因素分析。其次，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研究建立中国七大碳试点的减排效果的DID模型和兼顾目标与责任、公平与效率的区域碳配额分配模型，运用这些模型对以碳试点减排效果以及配额分配进行了实证研究。后从行业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视角提出提升能源效率、建立全国统一碳市场的省级区域分配方案的政策建议。这些研究对中国制造行业节能减排、促进中国经济低碳转型提供决策支持。

本报告利用目前可得的中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数据和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统计数据，构建中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评价体系，测度和分析了2017-2019年全国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总指数、方面指数和分项指标的得分情况，以及2019年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动能得分，汇总分析了对全国6个典型县（县级市）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实地调研结果。本报告系统反映了中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与不足，其中的研究分析和对策思考有助于推动中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体系的发展，助力实现乡村振兴。

本书序言由高文和吴达执笔。正文包括三篇，篇为指数研究篇，主要开展京津冀协同创新指数研究，分析2014—2018年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状况，并与长三角开展比较研究，总结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取得的成效，分析存在的不足，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对策建议。该篇由高文和吴达执笔。第二篇为政策评价篇，针对京津冀协同创新政策的实施效果开展评估。该篇由孟媛执笔。第三篇为产业发展篇，采用More值、产业结构年均变动值和产业结构超前系数等对京津冀产业结构优化开展研究。该篇由王江平执笔。本书附录部分收录了京津冀协同创新指数评价指标体系、2014—2018年京津冀和长三角协同创新相关指标数据和指标解释等。本书由高文和吴达统稿。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天津市科技局和天津市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的大力支持，特别得到了天津市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王华峰院长、喻凯副院长亲自指导，同时得到了北京立言创新科技咨询中心何平、王文霞、倪苹等专家和河北经贸大学梁婉君老师的鼎力帮助。在数据采集和分析过程中，得到了天津财经大学孙睿和张港燕两位研究生的大力协助。在协同创新记分牌研究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技术预测与统计分析研究所玄兆辉所长、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李享和谷潇磊两位专家、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王健主任、河北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王红院长和聂永川副院长的指导和帮助，在此一并深表感谢。应该说，《京津冀协同创新记分牌》是京津冀三地科技统计研究人员的智慧结晶。

近年来，一些企业破产案例吸引了政府、公众和管理者对于治理与社会责任作用的关注。从管理行为、薪酬体系到环境保护，治理与社会责任引发了对诸多问题的思考。在本书中，两位治理与社会责任研究领域的专家共同对相关问题的本质以及解决方式，做出了详细讨论。在内容上，本书充分从国际视角出发，涵盖了丰富的社会治理与CSR（企业社会责任）案例研究分析，并配有探索性问题与拓展阅读。 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治理是现代商界面临的重要课题，同时也对日常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治理不仅仅是理论课题，也是影响各方面的问题。因此，在本书中，作者把理论与对企业和整个社会的实际影响联系起来。这些问题影响着我们每个人。所以，我们的研究方法兼顾理论与实践，将本书以一种独特的面目呈现在读者的眼前。

全书由总报告、专题篇、区域篇和附录四个部分组成。其中总报告分析认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具有较为显著的经济规模优势、要素资源优势、内需市场优势和区位交通优势。专题篇围绕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发展、城镇化发展、扩大对外开放、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等展开专题研究。区域篇分别研究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各自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的主要做法和成效。

本书以全球城市迭代发展为主要视角，聚焦东亚岛屿型城市国家新加坡，梳理新加坡全球城市建设的基础和条件，以及起步、发展、调整、成熟与创新各阶段的代际特点，探索其发展转型的动力机制、发展特征、迭代历程和启示，展现了新加坡崛起成为新兴全球城市的长时段历程，揭示其独特的“东亚全球城市”模式背后的逻辑与特点，着力为全球城市研究的理论发展和应用提供参考借鉴，为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提供历史与文化的参考。

本书在回顾和总结城市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从政府、市场和公众视角来审视中部沿江城市与区域发展的演化进程和未来路径。本书采用多种计量模型，注重可视化表达，与实践紧密结合，内容翔实，可为该地区的城市与区域发展提供决策参考，助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这一国家战略的实施。

通过对“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进行阐述，分析我国在推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我国应该积极应对，通过采取风险控制，文化互通，增强“一带一路”吸引力等措施有效化解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营造互惠互利的国际环境，夯实六大经济走廊的建设，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顺利实施。并以作为“一带一路”核心区域的福建为例，在自贸区建设背景下，从福建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现状、问题等方面分析福建省在自贸区建设和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方面合作上的优势，以及经常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最后提出福建省利用独特的区位优势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合作，发挥自贸区设立的优势，通过分层次、分领域的剖析，提出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政策建议。

《WTO规则视角下美国农业国内支持的合规性研究》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一，理论分析。该书第2章首先从贸易扭曲理论出发，分析了农业国内支持政策扭曲贸易的机制，分析指出，农业国内支持政策并不直接扭曲贸易，而是通过增强国内生产者竞争优势和激励国内农产品生产（正向扭曲国内生产）进而导致国内外农业生产者的不公平竞争和国内外农产品贸易的扭曲，不同的农业国内支持措施潜在的贸易扭曲作用大小不同；然后从自由贸易理论出发，论述了多边规则为什么要对农业国内支持进行规制的逻辑，分析指出，规制的根本目的是对潜在贸易扭曲作用较大的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进行限制，以促进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而阐述了WTO如何对农业国内支持进行规制的理论与方法。第3章基于WTO对农业国内支持进行规制的规则，构建了WTO农业国内支持合规性评价的分析框架与方法。二，对美国主要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进行了深入分析。该书第4章首先从历史演变视角把具体政策的分析和特定历史条件相结合，厘清了《乌拉圭回合农业协定》生效以来美国农产品国内支持政策演变的逻辑与历史脉络；然后从美国历年农业法案原文出发，分析了美国主要农产品支持措施的复杂操作机制和不同措施之间的组合关系，总结了WTO规则框架下美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改革调整的特征。美国农产品支持政策的演变，总体上是价格支持工具逐步向直接补贴政策工具改革，挂钩直接补贴向脱钩、半脱钩直接补贴政策调整，农业保险补贴逐步成为主要的政策工具。改革调整呈现出政策工具选择趋于多样化、政策手段趋于市场化、政策组合趋于优化、补贴方式半脱钩化等特征。从而更好适应形势变化、实现政策目标，从长期促进了美国农业竞争力提升和可持续发展。但所谓的脱钩和半脱钩补贴措施实际并没有和特定产品生产脱钩，只是在政策设计上规避现行WTO规则约束的策略。三，以现行WTO农业国内支持规则为基础，运用前文构建的WTO农业国内支持合规性评价的分析框架对美国1995-2013年的农业国内支持合规性进行了分析。该书第5-7章，分别从通报数据观测、通报问题分析和不合规通报修正后的TAMS测算三个层面，对美国已经向WTO通报的1995-2013年农业国内支持的合规性进行了检验，分析了美国农业国内支持的违规之处和规避WTO约束的策略。基于通报数据的分析显示，1995-2013年，美国农业国内支持总量增长了2.4倍，占农业总产值35%以上，主要是“绿箱”支持的增加，“黄箱”支持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尽管基于美国通报数据的观测结果显示，美国向WTO通报的1995-2013年间每年的现行AMS总量（TAMS）没有超过《农业协定》规定的TAMS年度约束上限，但在美国提交的国内支持通报中存在不合规问题，主要包括：按照“绿箱”通报的生产灵活性合同补贴（PFCP）和固定直接补贴（FDP）并不完全符合“绿箱”标准和条件；按照“非特定产品支持”通报的反周期补贴（CCP）与特定产品生产不完全脱钩；农作物保险保费补贴的通报“归箱”错误且金额不足。如果严格按照《农业协定》“归箱”规则与TAMS测度方法，对美国不合规通报的措施和金额进行修正后重新计算TAMS，则美国在1998年、1999年、2000年、2004年、2005年的“黄箱”综合支持总量已经超过了《农业协定》规定的年度约束上限。尽管2005年以后，美国实际的TAMS超过《农业协定》规定的约束上限的可能性不大，但由于《农业协定》“和平条款”在2004年终止，没有《农业协定》“和平条款”保护的情况下，美国对棉花等特定农产品给予很高水平的“黄箱”支持，很可能违反《补贴与反补贴协定》。美国规避WTO规则约束的主要策略包括：一是政策设计上名义脱钩实际挂钩；二是政策通报不严格遵守规则，把本应属于“黄箱”的措施归为“绿箱”，本应属于“基于特定产品支持”的归为“非特定产品支持”，还通过少报、漏报、隐瞒实际金额等方式降低通报的AMS水平；三是通过对农业保险公司提供补贴和再保险支持规避了WTO“黄箱”约束。四，根据多哈回合《农业减让模式草案（第四稿）》中设定的新一轮农业国内支持削减方案，对新一轮国内支持削减方案下美国农业国内支持的合规性进行模拟，进而判断美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对新一轮农业谈判和WTO农业国内支持规则改革的影响。该书第8章分别基于美国2002-2013年的农业国内支持历史数据和《2014年农业法案》的国内支持预测数据进行模拟（估计），模拟结果表明，如果按照《农业减让模式草案（第四稿）》执行新一轮农业国内支持的削减，美国《2002年农业法案》和《2008年农业法案》下的农业国内支持政策都无法满足削减要求，《2014年农业法案》虽然对国内支持政策做了调整，但也很难满足这一削减要求。正是因为在削减扭曲贸易的国内支持方面缺乏弹性，所以美国政府接受《农业减让模式草案（第四稿）》的难度较大，即便发展中成员在市场准入领域做出重大让步。因此，中国在坚持“发展”回合前提下，适当降低谈判的“雄心”水平或是推动多哈农业谈判是一种务实选择。五，该书在总结主要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从借鉴美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改革经验、规避WTO规则约束的策略、应对美国指控中国农业补贴超标的挑战、推动新一轮农业谈判几个方面，提出美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调整及其合规性对中国的政策启示意义。